父亲挑书
        ①重一百多斤的书压在六十多岁的父亲的肩上。
　　②我几次请求父亲放下担子让我挑一气，都被顶了回来。没办法，我只得借着电筒发出的可怜的光跟在父亲修长的身子后面，背上背着装有几件衣服的旅行包和一把红色吉它，样子潇洒得要命。
　　③我很清楚父亲此刻的心情。中学时我因母亲病逝，被迫从滇东北转学到滇东南就读。六年多来，父亲都是形单影只地过着独身生活，一大把年纪了，仍起早贪黑地劳作，其苦不言而喻。今年大学毕业，在众亲友的劝说下，我最后放弃了在昆明一报社工作的机会，到了离别多年的家乡。这一决定做出后，最高兴的当然是父亲了。“这回有个说知心话的地方了！”父亲逢人便说。
　　④一路上，父亲重复着那句重复了很多年的话：“做人不要做浮漂草，要做水上捕鱼人。”碰上熟人问：“要干什么去？”他就抬高本来就很洪亮的声音：“秀才搬家——净是书。帮娃娃挑书到他舅舅家，请他家的客车送到城里去，明天娃娃就要到城里上班去了。”“这回算得了！”对方回敬了一声。“嗨！”
　　⑤农村人的“要干什么去”是路上打招呼的客套话，今晚做的事又是父亲盼了很多年的，于是，在回话时父亲便理所当然的欣慰了一番，就好像辛苦几十年就是为了等这几句让人欣慰的话从心里流出来，以至于每个字都吐得相当有力，像钉子落到玻璃上一样，发出的声音乐曲般悠扬。尤其是那个“嗨”字。只可惜，父亲的身子摇出的每一个动作，都使我联想到“蹒跚”这个词，加之脚下不时地打滑，父亲几乎是踉跄而行了。
　　⑥我没有再要求父亲让我挑一气了。这个时候，即使再加上一百斤，只要是书——能照亮我的人生之路的赋予我智慧的书，父亲也会固执地把它挑在肩上。我小心地跟在后面，看着被书的重量挤压成弓形的父亲的身子，眼里溢满了一种闪亮的东西，让我觉得满天都是星星，我也像是借着这满天的星星发出的光前进了。
　　⑦希望赋予人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啊！
        ⑧从今以后，我想我会更加珍爱这些书——即使不能为父亲做些什么。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让它像春风跟随种子一样跟着我——我忘不了这个雨夜，白发苍苍的父亲为我挑着沉重的书踉跄在一条又稀又滑的泥巴路上 。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一部名为《我的诗篇》的影片感动了很多人，陈年喜是片中的六个主人公之一，人们叫他“矿工诗人”。在《我的诗篇》拍摄之前，陈年喜已经写了二十多年的诗。尽管他的生活一直那么粗粝，看起来离诗意有万里之远。

陈年喜的家乡位于“秦尾楚首”的陕南商洛市丹凤县，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那里奇山险水。常年洪灾，至今仍是山高沟狭的不毛之地。男人们只能外出打工，多半去了矿山。

一开始陈年喜的工作是拉车，用架子车一趟趟把爆破下来的矿石或废石拉出洞口倒在渣坡上。漆黑而低矮的矿洞里没有灯，昏暗的手电筒挂在他胸前，汗水落在车子上、安全帽上、衣服上、毛发里、眼里、鼻孔里……每天下班，就像一只拱出灰土的土拨鼠，洗三盆水也洗不干净。后来他改做巷道爆破，在洞穴深处打眼放炮、炸裂岩石。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与雷管、炸药整日纠缠在一起。16年间，经他手使用的炸药雷管大概要用火车厢来计算，垮塌、透水、松动的碎石，扑向人的机器，死亡也多次和他擦肩而过。

不只是死亡的威胁。陈年喜说矿山的生活“非常非常寂寞”，有时“只能靠对面山尖上的雪线高低来分辨气候的变化”。工友们闲下来的时候打牌，喝廉价的酒。他和别人不一样，他看书，凡是有字的都看，墙上糊着的报纸，看完了正面，用水淋湿了，再小心翼翼揭下来看背面。他写诗，还没有网络的时代，在纸片、烟盒上写，在睡觉垫的空炸药箱上写。走的时候卷起铺盖，下面是满满一床的诗。

2020年3月23日，陈年喜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丹凤县中医医院一张CT影像胶片，清清楚楚地写下他半生的倒影，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一个残酷的事实：尘肺病。他静静地坐了一个下午，没有告诉妻儿。这是矿工们最主要的职业病，每天吸入大量粉尘，这些工人的肺部会纤维化，变成“石头肺”“全属肺”——这种病无法逆转，且会让人逐渐失去劳动力，而一旦进入后期，甚至连站着呼吸都是一种奢求。

消息传出去后，人们为他捐款、抢购他的诗集，这一年诗集《炸裂志》售出了近四万册，成为许多年轻人书架上的读本。他在扉页为每一个索要签名的读者写下赠言，有时不知该写什么，就写上：“以诗为证”。

2020年9月，在创始人王克勤的邀请下，陈年喜成为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的驻会作家。他开始走访尘肺病人，写下他们的故事。妻子劝他别再去了，“你经历了太多，希望你不要再看到太多”。但他还是希望借用他的文字，让更多人关注这些被忽视的人群和声音。

陈年喜相信，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从没在任何作家笔下出现过。他说代沟代代有，而深处的悲欣大多相通。它也将成为一个人继续写作下去的动力。

 （作者樊晓敏，有刑改）

灯塔

文/刘建超

父亲名字叫海，名字叫海的父亲当兵前从来没有见过海。

给父亲起名叫海的爷爷也没有见过海，父亲曾问过爷爷，海是什么？爷爷指着村子里几亩地大的池塘，说，江河湖海都是水，这池塘就是海。去，下海耍吧。

父亲光着屁股在池塘里扑腾，那时他以为，天下有水的地方就是村里的这一方池塘。

父亲参军，跟着部队南下。

首长问，你们谁能爬山？

父亲把手举得高高的，我从小就上山放羊砍柴，每天翻山越岭如走平地，没啥说的！

首长又问，你们谁会游泳？

父亲把手举得高高的，我会，村里的海，我能一口气扑腾几个来回，没啥说的！

父亲的两个没啥说的，就随着部队的改编成了海军。他以为海军就是要上舰疑，开着军舰像开着坦克车一样。

父亲被派去学习航标灯和柴油发电机的维护和保养。他学得很快，成绩也好。学习结束他被分配到远离大陆的小岛上，岛上只有他一个人，日夜守着航标灯。

排长对父亲说，这个小岛你就是岛长了，所有活着的东西都归你管。岛上活着的东西就是空中的海鸟，海滩上的海龟、螃蟹。

排长说，守护好航标灯就是守护好祖国的领土。能看到航标灯的地方都归你守护，小海，你要自豪呢。

父亲很自豪。父亲每天的日子就是在小岛上巡逻，给航标灯添加柴油。父亲从没有一点儿的失落。

日子单调枯燥，父亲却喜爱上了这座小岛。父亲说，守岛的日子里，他真的学会了游泳，学会了钓鱼，学会了和海鸟说话。

寂寞的时候，父亲就给母亲写信，每周来岛上送给养的船就成了他们传书的鸿雁。父亲的书信封封都是海岛的说明书，岛的静、岛的动、岛的趣、岛的乐，没有半句岛的苦、岛的累。他告诉母亲，坐在礁石上可以看到水中的游鱼，扎个猛子可以捞出红薯大小的海参，晚上睡觉，都会有蜻蜓来敲你的柴门。

母亲被父亲的描绘给迷住了，带着红薯干炒花生到了海岛。母亲上岛的日子遇到了风浪，母亲被颠簸得把胆汁都吐出来了，船还是靠不了岛，只是依稀地看到个人影在挥手。母亲没有上岛，她死心塌地要嫁给父亲。母亲说，那么艰苦的日子父亲都乐观地面对着，跟着这样的男人，靠得住。

排长带着送给养的几名战士，为父母亲举办了简单而又热烈的婚礼。母亲留下和父亲相伴在孤岛上守候航标灯，两个人的世界把寂寞过成了快乐。闲暇，父亲教母亲游泳，在滩头捉蜻蟹抓海参，他们把钓的鱼晾干，让给养船带回连队的炊事班。

父母最快乐的事就是给未来的孩子起名字，两个人对孩子叫什么名字争执不下，父亲说，周一、三、五，叫我起的名，周二、四、六叫你起的名，星期天咱俩一起带出来玩，于是经常听到父亲喊着，海星、海带和我一起出操，正步走！母亲会说，岛儿、灯儿开始做饭喽。

母亲怀着我的时候，遇到一场特大风暴。 

浓雾翻滚，暴雨雷鸣，海天像倒翻过来一样，几十米高的巨浪一排排咆哮着疯了般拍到岛上，航标灯都被震得直摇晃。父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阵势，有些不知所措，偏偏柴油机发生了故障。

母亲说，这么大的风浪，不会有啥船只过往，等风浪小了再上塔修理吧。

父亲背上工具包说，上级交给我的任务就是维护好航标灯，首长说过，岛上的灯塔就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一分钟也不能灭。

父亲登塔，风浪扑得他站立不住。母亲担心，找来绳子系在父亲的腰间，另一端缠在自己身上，两人就这样守护在机器旁，在咆哮的海浪中坚持到天明。父亲看着累瘫在身边的母亲，抚着她的秀发说，今天该哪个孩子陪咱出操了？母亲抱着父亲哭了，父亲说母亲上岛就哭过那一次。

部队裁军，灯塔移交给地方政府管理，父亲也脱下了军装，可他依然留在岛上，父亲在孤岛上守护灯塔四十年，直到退休。

父亲病重期间，我正带着舰队在波斯湾护航。

母亲说，父亲念念不忘他那座小岛。老海啊，你放心，等我俩都走了以后，让孩子给咱办个海葬，把咱俩的骨灰撒进大海，撒在当年的海岛上，我陪着你一起守护大海。父亲欣慰地笑了，伸出枯瘦的手，抹去母亲的泪痕，自己的眼角却淌下泪水。 

我是舰长，每次出海执行任务，路过那座小岛，我都会行注目礼。在那座小岛上，仁立着一座无形的灯塔。

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叫洋。我告诉父亲，我给儿子起的名字叫深蓝。

(选自《小小说选刊》209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