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老师

阎连科

    有一天，不知从何而来的一只小鸟落在我书房外的窗台上。我正在写作，没有介意它的存在，于是它就渴求地望着我，几声啁啾，待我抬起头来，它却抖抖羽毛，扬长而去。一切都如一次神谕的暗示，都如羊皮书上留下的一行不可解读的文字。几天之后，一场雨后，当阳光透窗而入时，我看见书房外的窗台裂缝里，横卧着一支羽毛，从羽毛的下面，小心翼翼地长出了一滴嫩黄细小的苗芽。

    我把这棵苗芽移栽到了楼下的草地。后来，它竟长成了一棵小树。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师。他瘦小、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无论是板书，还是毛笔，再或钢笔的书写，都有魏体的风骨，是那种魏、柳相糅的风派。他不光字好，课也讲得甚好。在我那时的感觉中，他的学问不仅在学校，在镇上，乃至在全县都是最好的。

    每年过年的时候，村里许多的体面人家，都要请他书写对联。年前的几日几夜，他写对联能写得手腕酸痛。为写对联熬至三更五更，甚或通宵，并不是件稀少的事，和农人在麦季里连夜在场上打麦一样。

    从小学升至初中，他还是我的语文老师。课本上有篇文章，题目好像是“列宁祭”，作者千真万确是斯大林，是斯大林给列宁写的一篇祭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学过的课文中最长的文章。老师用三个课时讲完课文以后，让我们模仿课文写篇作文，我便种瓜得瓜地写了作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写过的最长的作文。

    过完周末，新一节的语文课上，老师把批改后的作文分发下来，我的作文后面有这样一行醒目的红笔批语：“你的思路开了，但长并不等于好文章。”然而，在之后不久的一次学校组织的全校优秀作文展示中，文好、字好的，都被语文老师推荐上去，挂在校园的墙壁上展出，就像旗帜在旗杆上招展飘扬一样——这其中有我的。

    有我那篇最长的作文。

    后来，我的作文写得都很长，因为我“开了思路”。现在，我在努力把文章写短，因为我终于明白，“长并不等于好文章”。

    前些时候，我回家乡电视台做有关我的人生与写作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突然播放片花，片花中有三个人在讲我的过去，讲我过去的学习、读书和劳作。他们分别是我的母亲、战友和我的老师。当我看见这位30年前教过我四年语文的张梦庚老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我猛然哭了，眼泪夺眶而出。

    他已经老了，七十多岁，但依然瘦削、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

    而我，是讲略带普通话的方言。

    而我，已人至中年。

    从家乡做完节目回到北京，天气酷热，但我楼下的那片草地却还依然旺茂。草地中的那棵小榆树，又长高了许多，在风中摇来摆去，正有几只小鸟在栖枝而歌。

（选自《土黄与草青：阎连科亲情散文》）

风雨中的菊花

    午后的天灰蒙蒙的，没有风。乌云压得很底，似乎就要下雨。

    离开车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多尔先生便在车站前的广场上漫步，借以打发时间。

    “太太，行行好。”一个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顺着声音望去，他看见前边不远出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伸出鹰爪般的小黑手，尾随着一位贵妇人乞讨。那个妇女牵着一条毛色纯正、闪闪发亮的小狗急匆匆地赶路，生怕小黑手弄脏了她的衣服。

    “可怜可怜我，我已经三天没有东西了，给我一美元也行啊。”

    考虑甩不掉这个乞丐，妇女转身，怒呵道：“滚！这么点儿小孩就会做生意！”小乞丐站住了脚，满脸失望。

    真是缺一行不成世界，多尔先生想。听说专门有一种人靠乞讨为生，甚至还有发大财的呢。还有一些人专门指使一帮小孩乞讨，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说不定这些大人就站在附近观察呢，也说不定这些大人就是孩子的父母。如果孩子完不成规定的数量，回去还要受罚。不管怎么说，这些孩子还怪可怜的，小小年纪本应该在学堂里念书的。这个孩子和我自己的孩子年龄相仿，可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心也太狠了吧，无论如何也要送他上学啊，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多尔先生正思忖着，小乞丐走到他跟前，摊着小黑手说：“可怜可怜我吧，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给我一美元也行。”不管这个小乞丐是真的生活所迫，还是在欺骗，多尔先生心中一阵难过，他掏出一枚一美元的硬币，递到了小乞丐手里。

    “谢谢您，祝您好运！”小男孩金黄色的头发都连成了一个板块了。全身上下只有牙齿和眼球是白的，估计他自己都忘记上次洗澡的时间了。小乞丐十分高兴地离开了。

    树上的鸣蝉不停地鸣叫，空气又闷又热，像庞大的蒸笼。多尔先生不愿意早一些去候车室，就信步地走进了一家花店，他有几次在都在这里买过礼物送给朋友。

    “您要点什么？”卖花小姐训练有素，礼貌又分寸。

    这时从外面又走进一个人，多尔先生瞥见那人正是刚才的那个小乞丐。小乞丐认真地端详着柜台是的鲜花。

    “你要点什么？”小姐这么问，因为她不相信小乞丐会买花。

    “一束万寿菊。”小乞丐竟然开口了。

    “要我们送给什么人吗？”

    “不用，你可以在上面再写‘献给我最亲爱的人’，下面再写上‘祝妈妈生日快乐！’”

    “一共是20美元。”小姐一边写，一边说。

    小乞丐从破衣服口袋里哗啦啦地摸出一大把硬币，倒在柜台上，每一枚硬币都磨得亮晶晶的，那里面就有多尔先生给他的。他数出了20美元，然后虔诚地接过下面有字牌的花，转身离去。

    这个小男孩还蛮有情趣，这是多尔先生没有想到的。

    火车终于驶出站台了，多尔先生望着窗外，外面下起了雨，路上没有人，只剩下各式的车辆。突然，他发现了风雨中的那个男孩。只见他手捧鲜花，一步一步地缓缓地前行，他忘记了身外的一切，瘦小的身体更显单薄。多尔先生看见他的前方是一片公墓，他手中的万寿菊迎着风雨怒放着。

    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越来越快，多尔先生也感到胸膛中一次又一次地强烈冲击。他的眼睛模糊了。

    越不背努力便越自怜。以前他什么也不怕，现在他会找安闲自在；刮风下雨，他都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也一歇就是两三天。自怜便自私，他那点钱不肯借给别人一块，专为留着风天雨天自己垫着用。烟酒可以让人，钱不能错出去，自己比一切人都娇贵可怜。越闲越懒，无事可做又闷得慌，所以时时需要些娱乐，或吃口好东西。及至想到不该这样浪费光阴与金钱，他心里永远有句现成的话，由多少经验给他铸成的一句话：“当初咱倒是要强过呢，有一丁点好处没有？”这句话没人能驳例，没人能把它解释开；那么，谁能拦着祥子不往低处去呢？

美女老师谭小唯

漠漠

    当美丽而年轻的谭小唯出现在教室门口的时候，教室里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自我介绍时，外号冬瓜的男生殳文骅站起来，用手指指自己的喉咙，然后走上讲台写下了他的大名。

    “这……”谭小唯结结巴巴的，脸刹那间就红了起来。大家知道，她一定是因认不出冬瓜的姓而尴尬。

    “对不起，我刚接到任务就来教室了，没来得及查字典……只能先让你们做一回我的老师了。”谭小唯居然朝全班同学深深地鞠了个躬。

    当老师的会脸红，这是同学们第一次发现。而且，大家还发现，脸红起来的谭小唯真的很漂亮。

    没用几天，班上同学多数都被谭小唯驯服了。曾小龙却坚决不投降。周五上午，曾小龙故意迟到，谭小唯却没有生气。她微笑着说：“曾小龙，你可以告诉大家你迟到的原因吗？”

    曾小龙走到座位上，说：“因为早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和几个同学还有老师您被坏人劫持了，我醒了以后，突然想，如果我溜掉了，你们该怎么办？于是就躺下接着睡了……”

    “你太有才了！没想到你这么有幽默细胞。”谭小唯竟然“扑哧”一声又笑起来，“够义气，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曾小龙愣了 ， 他已经做好了挨批评和顶嘴的准备，就是没想到老师会说这么一句话。从此，值日本里再也没有曾小龙的不良记录了。

    “连曾小龙也被收买了！”林康一边唠叨，一边站起身，试图打开最上面那扇平时封死的玻璃窗。只听“唉哟”一声惨叫，其中还夹杂着“刺啦”的玻璃碎掉的声音。刹那间，林康手臂上的鲜血喷了出来。

    谭小唯立刻赶来把林康送到了医院。

    “小姐，这孩子得立即手术！快去办手续吧！”医生说。

    “你们先做手术行不？我马上去办手续。”谭小唯说。

    “不行啊，我们得照规矩……”

    “什么破规矩？马上手术！如果这孩子出了什么事情，我跟你们没完！”全身上下也都沾满了鲜血的谭小唯歇斯底里地大吼起来。

    “好，那就先急救，家属签字！你是孩子家属吗？”医生终于妥协了。

    “好，我来！我是……他姐姐。”谭小唯松了口气。

    “不对啊，姑娘你等等，这孩子姓林，可你姓谭啊！”医生突然发现了问题。

    “我……是他老师，我签也行，再等家长怕来不及了。求求您了医生！”谭小唯一急，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林康的眼睛湿润了 ， 他说：“小唯姐，我挺得住，您放心……”

    后来，经常有人逮着初二（4）班的同学问，谭小唯到底有什么狠招啊，能把你们这群孙猴子驯得服服帖帖的？

    所有的同学一律回答：因为，她是我们的姐！

    [片段一]我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部的一部分人员吃饭，遇见了十几个屯宿在百家坪的青年。我们吃的有煮熟的小鸡，不发酵的荞麦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最爱吃的土豆。可是除了白开水以外，没有其它冷饮。而白开水热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吃饭时是由两个态度坦然的孩子侍候的，他们穿着大而无当的制服，戴着鸭舌尖式的红帽子。他们最初不愉快的注视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友谊的微笑。我胆大起来，其中一个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招呼他:“喂，拿点冷水来。”可是他毫不理睬。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片段二]苏区少年先锋队的职责之一是在后方检查路上的旅客，看他们有没有通行证。.......，彭德怀告诉我，有一次几个少年先锋队队员叫他停步，要他通行证，声言没有通行证就要逮捕他。

    “我是彭德怀，”他说，“通行证就是我写的。

    “即使你是朱德司令，我们也不管，”年轻的怀疑者说，“你总得有一张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