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本不愿出来的。她老了，身体不好，走远一点就觉得很累。我说，正因如此，才应该多走走。母亲信服地点点头，便去拿外套。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

    后来发生了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她总是听我的。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我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找不出；我想拆散一家人，分成两路，各得其所，终不愿意。我决定委屈儿子，因为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我说：“走大路。”

    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她的眼随小路望去：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母亲对我说。

这样，我们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胖，毕竟幼小，自然也轻；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听她的话一样”，体会这句话的意思。

从天而降的母亲

韩浩月

      习惯了和母亲告别，每一次，我们母子二人分开，谁也不回头再看一眼，我也不是刻意狠起心肠，只是习惯了告别。

      许多年以前，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这个问题在我30岁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想问的念头了。

      童年时刻骨的伤痕，有一部分来自母亲。有一年需要交学费，我在一个水塘边跟她要钱，不敢看她，仿佛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她说“没有”，我呆住了，一直盯着那片池塘绿色的水纹在看，觉得世界坍塌，时间僵直，万念俱灰。

      母亲走了又回，回了又走。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说不会再走了，她在院子里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走了。”我在心里欢呼雀跃，表情却平淡，最多说一个“好”字。当她第三次从她改嫁的那户人家想要回来的时候，被挡在了紧锁的门外，那天下了大雨，她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哭。

      以为她不会再离开我们，但几个月之后，她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从此不再相信她。但也知道，她有自己的苦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在一个不但贫穷而且不讲理的大家庭里，想要有尊严地活，是多么艰难的事。

      在我漫长的少年时代，与母亲再无联系。整整10多年的时间，音讯皆无。她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中学时，有同学问到父亲、母亲，通常选择不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就会用淡淡的一句：“都不在了。”那时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相隔30多公里，但这段路程，足以用空茫来形容，我和她之间，大雾弥漫，我不找她，她也不找我。

      可是，我总是盼望母亲会突然来看我。像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吃的，敲开教室的门，而我在同学的注视下羞惭地走出去，接过她带来的食物，再轻声地赶她走。在脑海里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每逢有别的家长敲门的时候，总觉得会是她。

      直到我20岁那年，在县城里，我和一个女孩谈恋爱了。母亲仿佛专为此事而来，她笑着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后，她给我买了一辆昂贵的变速自行车。那段时间，无论白天还是深夜，都会经常骑着那辆自行车在街道上飞奔，经常把那辆自行车擦得雪亮，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富有的人。

      23岁那年，我结婚。有人问我，愿不愿意让你妈妈过来。“让啊，当然让。”儿子结婚，母亲怎么可以不在场!

      婚礼前一晚的家宴，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在院子里、大门外的宴席上，吃得热闹非凡。母亲怎么也不肯上桌，任凭几个婶子死拉硬扯，她还是坚持等大家吃完了，在收拾的时候，躲在厨房里偷偷地吃几口。婚礼那天拜堂，司仪在喊“二拜高堂”的时候，却找不到母亲了。

      客人散去，三婶告诉我母亲在楼上哭。上楼去看她，她立刻停止了哭泣，像个没事人一样。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仿佛她从没关心过我，我也从未关心过她，这么多年的时光，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25岁那年，拖家带口漂到北京，妻子背着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让她帮忙带几个月孩子，还承诺，只要把孙子带大，以后就一定会像对待亲妈那样，对她好，养她的老。母亲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团聚。

      这次是真的以为母亲会永远陪着我们了。但又一次的分别摆在面前。母亲在她的村庄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女儿，她还要照顾她。要走的前几天，她一遍遍和孙子玩“再见”的游戏。等到孙子睡着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沉思着，一会儿想想，一会儿笑笑，在我看来，她又成了一个陌生的母亲。这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母亲，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母亲，我已没法，也不能再要求她什么。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从乡村回县城的时候，母亲与我们同行。我开车开得有些快，母亲晕车，半路的时候停下来，母亲蹲在路边呕吐。我在司机位上通过窗户看到母亲的样子，内心翻江倒海，那个久远的问题又飘回了心头：母亲，为何我们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下车来到母亲背后，默默地给她捶着背，无声地开始流泪。

                                                                                                                               《中国青年报》（2015年08月04日12版）有删改

荷叶帽

于君

    那是发生在去年夏天的故事。

    在一家超市的二楼，一位年轻的父亲，穿着打扮显得干净体面。他领着一位一两岁的小男孩，小男孩长得浓眉大眼，聪明可人。小男孩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一支荷叶。这支荷叶上面有根长的叶柄，可是叶子已经半干，软软地向下垂着。小男孩翻来覆去看这把荷叶，一脸的兴奋，喜不自禁。大概他从来没有见过荷叶，可稀罕了。他想了想，又想出了一个玩法——把荷叶戴在头顶上，大眼睛在荷叶下面忽闪忽闪地看着大家，希望能得到众人的回应。孩子的爸爸也微笑着看着孩子。

    周围卖服装的叔叔阿姨们看样子都认识他们父子俩，因为说话很熟络。他们都看到孩子头上的荷叶，七嘴八舌地夸赞说：“这顶帽子真漂亮。”

    “哪儿买的这么好看的帽子？借给我戴戴吧。”

    “真好看！真好看！这是谁家的孩子，长得又漂亮，戴的帽子又好看。啧！啧！啧！”

    小孩子在众人的夸奖声中别提多美气啦，很骄傲地跟在父亲身后，脸上全是幸福。在

    一步步下楼梯的时候，还特别小心地扶着他的令人眼红的“帽子”，唯恐掉了。

    再走出去几步就到大街上，那位父亲停了下来。也许他觉得小孩戴的这个帽子实在有些太不合适，就想把这个别致的荷叶帽从小孩子头上拿下来。可是小孩子死活不肯。他拿下来，小孩子戴上。他拿下，小孩子再戴上。再后来小孩子干脆用手捂着，不让拿。做父亲的也发了急，硬是从小孩子头上抢下来，扔在路边。小男孩跑上前去捡，父亲的脚更快，早把帽子踢得更远。小男孩还要去捡，父亲趁着小男孩还没有走到荷叶跟前，很迅速地伸出他的大脚，在荷叶上狠狠地旋转着踩下去——那片荷叶被踩得面目全非。这一切就在小男孩眼前发生，小男孩的哭声凄厉地响起来，可是还不愿放弃。小男孩想把那个烂烂的荷叶帽捡起来——可是，已经烂得拿不起来了。小男孩手拿着那支没有踩烂的叶柄，看着地上一片一片的碎叶，哭着不走。他哭着蹲下身体，看看手中的叶柄，又看看地上的碎叶，哭得更伤心了。

    父亲要把他拉走，可是他一直哭着不愿走。从父亲手里挣出来，还去看那个已经碎烂的荷叶帽。

    父亲早已不耐烦，他劈手把叶柄从孩子手里夺下来，顺手扔得远远的。然后抱起孩子就走。

    渐走渐远，那位父亲哄孩子说：“宝宝，别哭，走，爸爸去给你买一只又漂亮又高级的玩具。”孩子仍是哭。“走，爸爸给你买一顶最最漂亮的太阳帽。”

    孩子的哭声不绝于耳。看到这一切的我，泪水盈眶，我向远处望向那个小孩子。

    孩子仍是满脸泪痕，眼睛还是越过父亲的肩头，久久地看着那顶荷叶帽。

杨绛的色彩

卞毓方

    杨绛先生是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典型。

    1938年，杨绛和钱锺书留学法国，当时国内正值抗战初起，北平、苏州俱已沦于敌手，杨绛他们若要不回来，有一千个理由，但他们毅然选择回国，理由只有一个，用钱锺书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结连在一起的。”

    杨绛回到上海，很长一段日子，是为谋生挣扎，她帮苏州振华母校筹办过上海分校，当过家庭教员，当过小学代课老师……1942年底，杨绛受清华前辈系友，也是戏剧家的陈麟瑞、李健吾鼓励，动手创作话剧《称心如意》。说起来，清华外文系跟戏剧大有渊源。系主任王文显是从小在英国受教育的戏剧名家，所以清华外文系涌现出一批话剧人才，如洪深、陈铨、石华父、李健吾、曹禺和张骏祥。杨绛早先曾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现在机会来了，杨绛得着证明自己的可能。她一边在小学代课，一边调动全部的积累，抓紧创作。《称心如意》很快就写了出来。那时，陈麟瑞、李健吾正主持上海职业剧团，迫切需要剧本，杨绛的习作，经二位润饰，迅速推上舞台，李健吾也粉墨登场，在剧中扮演一个角色。

    顺便说一说，杨绛本名杨季康，因为剧本需要，她就按“季康”的吴语切音，起了个笔名“杨绛”。

    随着《称心如意》的走红，杨绛又一鼓作气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悲剧《风絮》。有评论者指出：“延续的是英式戏剧的传统，幽默与讽刺并存，讽刺的是人性的弱点，幽默的是人生的悲欢”。杨绛的剧作，每一部都受到观众的热捧。尤其是《弄真成假》，李健吾甚至认为：“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女作家，如果用颜色来代表，我想冰心是白色的，萧红是灰色的，杨绛属于紫色。”这是香港女作家舒非的感喟。

    说话就到了1949年4月，解放大军兵临长江，蒋家王朝风雨飘摇。2003年，杨绛在《我们仨》中剖析自己当时的情感，她说：“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

    杨绛吐的是肺腑之言，他们如要走，不是没有旁例，据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杨绛的三姐夫、曾任民国政府上海市副市长的何德奎，就随一批民族资本家逃去香港。杨绛既然不走，就是打定主意为新政权服务。1949年夏，战争还没有结束，杨绛和钱锺书应母校清华的聘请，于8月24日携带女儿，乘车北上，26日抵达清华园，开始为新中国工作。

    钱锺书担任教授，负责指导研究生。杨绛是兼任教授，因为按照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同在一校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酬，钱很少。杨绛自称打“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她却拒绝了，宁愿做“散工”，自甘卑微，可以不引人注目。杨绛也是借“散工”之名，行逃会之实。比方说，妇女会组织学习，杨绛不参加——她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杨绛不参加——她不是专职教师。

    杨绛和钱锺书初到清华，“行客拜坐客”，去胜因院拜访费孝通夫妇。费孝通是杨绛东吴的老同学，时任清华副教务长。后来又进城看望沈从文夫妇——钱锺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杨绛觉得应该主动捐弃前嫌，重新修好。

    杨绛自认是边缘人，犹如披了件“隐身衣”。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的人，人家就视而不见，见了也不会跟你较真。杨绛认为人的尊卑，不靠地位，不由出身，只看你自己的成就。我们不妨再加上一句：“是什么料，充什么用。”假如是一个萝卜，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假如是棵白菜，就力求做一棵瓷瓷实实的包心好白菜。萝卜白菜是家常食用的菜蔬，不求做庙堂上供设的珍果。杨绛家乡的童谣有“三月三，荠菜开花赛牡丹”的话，荠菜花怎赛得牡丹花呢！她曾见草丛里一种细小的青花，常猜测那是否是西方称为“勿忘我”的草花，因为它太渺小，人家不容易看见。不过她想，野草野菜开一朵小花报答阳光雨露之恩，并不求人“勿忘我”，所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扁担那头的父亲

卞毓方

①人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可小时候，没人说我长得像父亲。除了身高不及，脸型也不像，父亲的脸明显偏长，我的脸则近似于圆；五官也不像，父亲的线条是儒家的，外柔而内刚，我的线条却是刚的，更准确地说，是粗糙的；脾性也不像，父亲诙谐、幽默，我则木讷、无趣。

②父亲有顶礼帽，深灰色的，冠高而圆，帽檐宽大而略微翘起。我偶见父亲戴过一次，其余日子，礼帽一直放在纸盒里，纸盒搁在竹棚上。我曾无数次偷着试戴，可我的脑瓜太小，往头上一套，禁不住想起成语“沐猴而冠^①”。从此只能仰望父亲高大的背影兴叹，那顶礼帽或许在竹棚上窃笑。是的，它属于魁梧、伟岸的父亲。

③夏日晚间，一帮小孩捉迷藏，玩得兴起，夜深了也不归宿。这时，各家大人就会出来找。找着了，还赖着，不肯回，大人出手就打：“让你疯！让你疯！”父亲也会出来找我，他号准我的脉，料定我会往哪儿躲，一下子就找个正着。见了面，老远扬起右手，作狠抽狠揍状。我晓得，那是唱戏的胡子——假生气，父亲的巴掌不会落下，吓唬而已。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 也没有打过弟弟。四弟生性顽皮，走路总是乱跑乱撞，一不小心，不是把墙角的暖瓶踢倒了，就是把桌上的酱油瓶碰翻了……然而父亲对四弟的“劣行”没有呵斥，只是温和劝诫。他有一句挂在嘴边的话：“牛大自耕田。”因此，对一时过错无须责打，重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果然，四弟上学后，各方面表现皆优。

④父亲在家里，从来不发脾气；对外人，更是笑颜相对，真诚相待。父亲对邻里关系是看得很重的，“行要好伴，住要好邻”“恼个邻居瞎只眼”是他的口头禅。因此，远近邻居都非常敬重父亲。

⑤为人处世，父亲常讲，____。他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特别强调，是祖上传下来的。

⑥这个故事叫“秦穆饮盗马”。秦穆公丢了几匹马，派负责养马的官员去找。官员回报： “马儿已经被三百多个农夫杀了分吃，我把这帮不知好歹的家伙统统抓了来，国君您看如何处治！”秦穆公说：“别，别，哪儿能因为几匹马，就把这么多百姓都抓起来呢？我听说马肉不是寻常食物，吃它时必须喝点儿酒，否则会伤肠胃。赶紧给每人都喝点儿酒吧，然后放他们回家。”三年后，秦国与晋国爆发战争。秦穆公被围，身负重伤。节骨眼上，那三百个农夫赶了来，舍命将秦穆公救出。

⑦这个故事，令我想到祖父的待人接物，原来这是“家学”。祖上传下来的还有诸多。竹棚上，在礼帽盒的旁边，还搁着一根扁担。这也是文物级的古董，串联着父亲前半生的许多故事。父亲说，这扁担是曾祖父留下的。祖父用过，父亲接过。

⑧父亲还说，自己去上海打工，在码头上装货卸货，用的也是它。船与码头之间，搭着一尺宽的跳板，挑着担子走在上面，没经验的，腿会发抖，一不小心，就会栽下河。经验从哪里来？练呀。巷子里放几条长板凳，连在一起，权当跳板。徒手走，挑着担子走，闭了眼睛走，练腿劲，练胆量。

⑨后来，我去北京念大学，因事陷入困境，我写信给父亲，说不想念书了，干脆回家种田。父亲回信：“人都有七灾八难，捆起来经住打，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挺一挺就过去了。大丈夫要能伸能屈，一根扁担能睡三个人，天无绝人之路。”

⑩“一根扁担能睡三个人”，这句话给了我力量。我后来遇到过更大的苦境、逆境，也都是凭了这种信念，咬牙度过。

⑪晚岁揽镜，发现我和父亲竟然有几分相像，而且是愈老愈挂相。当初为什么觉得不像呢？ 这是因为，那时我面对的是父亲的不惑之年或天命之秋，以我之稚嫩，去比照岁月的沧桑，当然是合不上辙的。如今我已迈入耄耋，五官逐渐向父亲趋同，总归是基因相承，血浓于水，繁华落尽，露了本色。

⑫岁月是一根长长的扁担，父亲在那头，我在这头。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注]①沐猴而冠：沐猴（猕猴）戴帽子，装成人的样子。比喻表面上装扮得像个人物，而实际并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