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近年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一批影视作品热播，且受到社会普遍好评，引起了评论界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探讨。

    ②从中外文学发展史来看，现实主义本来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姑且不论，仅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发展而言，从新时期之初充满批判反思精神的反思文学，到高扬改革创新精神的改革文学，都充分显示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曾有的辉煌成就和社会影响力。

③然而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大众文化消费转向的背景下，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下，现实主义文学一度陷于低迷，魔幻化、空灵化、娱乐化之作日渐流行。如果对这一时期我国文学现状加以反思，无论从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度还是从文学对社会变革发展的影响力来看，都无法与新时期初的文学盛况相比。其中虽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但从文学本身来看，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断弱化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作品引起的社会效应来看，当今时代仍然需要现实主义文学，或者说当代文学仍然需要弘扬现实主义精神。当然，在今天开放性多样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各种创作取向都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但人民对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的强烈需求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并致力于重铸现实主义文学精神。

④从创作题材来看，反映现实生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首要任务。只有直面现实生活，真实反映并强力介入生活，才能更充分地体现现实主义精神。从反映生活的内容来看，不能只是满足于描写庸常化的生活，而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中那些人们普遍关注的现象，包括社会变革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现实问题，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现实。

⑤现实主义并非自然主义式的照搬生活真实，而是要求高于生活真实达到典型化的高度。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化，并不仅限于按照生活真实进行综合创造，而是要用深刻的思想洞察现实，用高于现实的审美理想烛照现实，创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所谓创造典型人物，不只在于刻画人物鲜明独特的性格，更需要穿透人物的灵魂，在艺术审美理想的观照下，把人物真假善恶美丑的本来面目及其复杂性深刻揭示出来，这样才真正具有典型意义。

⑥罗兰巴特说过，这里没有惟一的现实主义，只有不同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虽有不同的风格流派，当今也仍然呈现开放性发展状态，但其文学精神应当是相通的。倡导重铸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呼唤现实主义文学重返文学现场，使其更加有力地介入现实生活，是人民要求促进现实变革发展的需要。

（选自《上海采风月刊》2017年7期，有删改）

    与书本不同，互联网已被普遍视为个人记忆的替代物，而非补充品。这种情况源自一个隐喻：人脑和电脑的本质相同。这大概是所有关于人脑的错误论断中涉及最广、危害最大的一个了。如果此言成立的话，记忆不仅丧失了神性，也丧失了人性，记忆女神变成了一台机器。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那些极力鼓吹把记忆外包给互联网的人被一个比喻误导了，他们忽视了生物记忆的有机性质——对记忆内容的每次回忆都会重新启动巩固记忆的完整过程。换言之，生物记忆是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而存储于计算机中的记忆内容则是静态的比特形式，两者简直是天壤之别。

    无论何时，只要一上网，铺天盖地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这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过重的负荷，也会导致大脑颞叶难以专注于任何一件事，巩固记忆的过程因而难以启动。我们的大脑在越来越依赖网络的过程中变得善于遗忘，因为大脑控制注意力的能力已经变得空前薄弱了，我们逐渐丧失了对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加以控制的能力，关注对象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更可怕的是对于这一事实许多人竟然浑然不知，因为关于以上种种的自我意识在上网时已灰飞烟灭。没有专注，便没有记忆，神经学家对于人脑细胞级和分子级工作机理的有关研究与发现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个人记忆形成并支持着作为文化支撑的集体记忆。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表现和设计未来的历史，文化在我们的神经突触中得以支持和延续。把记忆任务推卸给外部数据库，并不仅仅危及个体的深度和独特个性，还会危及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的深度和独特个性。美国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警觉地道出了潜在的危险：“随着我们深厚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渐枯竭，我们面临着变成扁平人的危险，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按钮即可，可谓广阔延伸但极其稀薄。”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承载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至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的所有成员的头脑中重建。如果把人类的记忆通过“外包”的形式托付给互联网，那么人类文明将面临消亡的危险。

（选自吴靖《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有删改）

    唐代外国人入华，有的在长安学习，参加科举考试，有的留在中国做官，有的回国效命。他们精通汉文,擅长吟诗，在唐期间与中国朋友赠答酬唱，赋诗咏怀。因此这些人的诗歌活动可以分为诗歌创作和唐诗传播两个方面。

    当时入华学习的以新罗人和日本人最多，也以他们汉化最深，他们的诗歌创作丰富了长安诗苑。金云卿是新罗最早以宾贡身份中举的，后在唐任兖州司马。《全唐诗逸》卷中录其《秦楼仙》诗残句：“秋月夜间闻案曲，金风吹落玉箫声。”从诗题看当是在长安所作。来长安的日本人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取得不小成就。晁衡（一作朝衡），原名阿倍仲麻吕，16岁留学长安,在唐朝历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等职，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为友。其《思归》诗云：“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他一直在长安为官，这首诗作于长安无疑。空海在唐学法期间，有多首题寺和与唐僧赠答之作。如《青龙寺留别义操阇梨》：“同法同门喜遇深，空随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表达了与中国同学依依惜别之情。

    从印度、西域入华的僧人也有从事诗歌创作的。唐志怪小说《东阳夜怪录》刻画了一位生在碛西，来中国的善诗的胡僧智高，正是胡僧善诗在小说中的反映。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唐代的印度入华诗僧和出身移民后裔的胡僧，都有人从事过诗歌创作，只是由于作品散佚，我们今天只能从散存的吉光片羽和文献记载中来追寻他们的创作情况及成因”。

    丝绸之路既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从长安输出的不仅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唐诗作为唐人最重要的精神文明成果，也从长安走向域外。在这个过程中，从域外入华的各色人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白居易说元稹的诗“自六宫两都至南蛮东夷，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元稹说白居易的诗受到域外的欣赏和珍重，“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鸡林国，唐时朝鲜别称，即今朝鲜,其经商者至唐朝购求白居易的诗携回新罗。岑参诗“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孟郊“诗随过海船”，流传到新罗和日本。白居易的诗浅切易晓，流播域外最广。

    唐朝的强大和繁荣使当时的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无数域外人来到中国，而长安是外域人入唐的首选之地和最大聚集之地。外域人及其在长安的活动不仅成为唐诗的重要素材，他们的异域特征和别样风情也是激发诗人诗兴的重要媒介；活跃在长安的诗人才子是外域人喜欢交往的朋友，优美的诗歌成为外域人仰慕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动因之一，他们不仅学习唐诗写作,还把唐诗作品带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为世人所共享。唐诗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宝库的组成部分，他们功不可没。

（摘编自石云涛《唐诗中流寓和出入长安之外域人》）

    ①人们往往会讴歌“企业家精神”，但却排斥“自利”，殊不知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是自利驱动的，当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行动中获得回报时，他就难有激励去发挥自己的才能，鼓励企业家精神就要肯定人的自利。

    ②人都是想改善自己的境遇，企业家当然也不例外。个体的自利动机既有可能是想赢得他人的尊重，也有可能就是想多赚钱，我们不能对这两种“动机”加以区分，事实上也是难以加以区分的。不同的自利动机都有可能促成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企业家，不能看他的动机，而要看他是不是敢于承担风险，具有创造性和判断力等等。

    ③在合法的前提下，企业家越是自利，越有可能发挥才能。市场竞争促使企业家努力服务好消费者，只有这样，企业家才能赢利。市场经济的奥妙，就是使得企业家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这也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既然企业家为他人创造了财富，那么有机会获取利润回报也是自然而然的。

    ④从广义上说，“利他”也是一种“自利”，因为利他也是使自己得到更大满足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关心企业家的动机究竟是自利的还是利他的，而是要关心企业家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正当的规则。正当的规则保障企业家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是“自利产生公共利益”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那种最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也是最有利于自己的，这种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被越来越多的人模仿，便成为规则。货币、语言和法律都是这样产生的。这些规则协调个体的行动，把无数个体的自利行为结合在一起，构成社会。

    ⑤在这些正义的规则中，一个重要的规则是“产权制度”。企业家精神必须在产权制度上得到体现，实际上，正是企业家的财产权使企业家承担风险，也获取相应的回报。假如没有人为企业的经营承担风险，那么这样的企业严格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合理的产权制度会把企业家的自利和企业的发展协调起来。假如一种制度鼓励企业家付出，但剥夺他从自己的行动中获取收益的机会，那么这种制度就会扭曲企业家的行为。

    ⑥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家的创造性是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肯定企业家的自利，在产权设计上保障企业家的合法收益权，会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造性，这不仅会促进企业的发展，也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摘编自朱海就《企业家精神与自利》）

“曲唱”是由中国戏曲传承者和戏曲爱妤者在舞台空间之外进行的一种戏曲唱段演唱形式。这种表演方式代代相传，逐渐成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在千百年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演出传统。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特别标明“良家子弟有通于音律者，又生当太平之盛，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所扮者，隋谓之康衢戏，唐谓之梨园乐，宋谓之华林戏，元谓之升平乐”，由此可见，这种由普通人扮演的戏曲样式，与由戏曲艺人在勾栏做场演出的“娼戏”，有着判若渭泾的差别，分别代表了传统社会中的普通人和艺人群体对于戏曲艺术不同的接受方式和传承形态。

不论是哪个群体，他们传习的艺术核心内容实际都是以戏曲剧目为基础的曲牌、唱段和音乐等。也正是因为有曲唱群体的传承，戏曲艺术不但可以在戏场庙台进行整台大戏的表演，以供观众酣畅淋漓地观看听赏，也可以供戏迷票友在戏场庙台之外的生活空间中自唱自赏。可以说，前者是由戏曲艺人进行的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艺术实践行为，后者则主要是由普通群体进行的艺术体验行为。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些戏曲剧种的曲唱群体颇具专业水准，有很多业余曲唱的传承者“下海”成为职业艺人，这充分说明“曲唱”是中国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一种极为传统有效的传承方式。

戏曲曲唱是以唱段演唱传习作为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特点自然反映着戏曲声腔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具体而言，一是曲唱唱段具有普及性，其传唱的内容基本都是适合大众欣赏、自我娱乐的唱腔唱段，不论是一段曲牌，还是一段板腔都集大成地展现了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学成就。戏以曲传，一段流传甚广的曲唱就是一部作品最成功的段落，汇集了创腔者词作者的艺术智慧。二是曲唱唱段具有代表性，鲜明地展示着戏曲行当、流派乃至剧种的基本特色，脍炙人口的唱段几乎等同于对剧种及其代表人物的认同，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象是通过杰出的戏曲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得以彰显的，而这些艺术成就正凝聚在曲唱唱段中。三是曲唱唱段具有可流播性，这主要在于其词文唱腔的契合度高，使得曲调流畅且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自然能够满足观听者的审美需求，特别是对普通歌唱者而言，在适合的音城范围内展示简便、流畅的唱腔，是艺术欣赏与接受的重要条件。正基于此，“曲唱”当然会成为评价戏曲创作取得成功与否的一个市场标准，也自然会成为戏曲创作是否走向契合民众需求的一个艺术标准。

当前戏曲创作需要重视曲唱对戏曲传承传播的作用。在当前的戏曲发展中，戏曲市场是街量剧种生命活力的重要标准，戏曲曲唱作为市场接受的重要方式，实际也为戏曲创作和传承提出更多的要求，能够传承创作适合观众曲唱的唱腔曲文是戏曲音乐创作的重要努力方向。

(摘编自李春沐《曲唱传统与戏曲传播》)

材料一：

若我们分析一个农村社会组织，在一般人民，文字的用处是很有限的。在天天见面的团体中，知识的传递，言语自然比文字为简便而切实。人口流动率低，因地域上的膈膜而利用文字来传递消息的需要当然亦少，所以信札在农村是不常见的。社会不在激变之中，在时间上所发生需要记忆的事非但少而且需要记着的时间亦短，需借文字帮忙之处因之不多。若是“文盲”比“不文盲”的人在生活上并不吃亏时，当然不愿费本钱来“治盲”了。

我并不是说在乡村中文字没有用处，只是普通人民用着文字的地方很少。一乡的领袖则需要较深的文字知识，因为他是一乡的顾问，有重要的信札须由他代笔。以前的私塾制度是在这种社会需要之下发生的。那些贵族性质的“西席”式私塾是专门造就成一乡的领袖，所以在学的时期较长，那平民性质的“开门聚徒”式私塾，年限随学生自己决定，平时若工作忙碌尽可随意不去上学，识几个字就算了。

到民国二年私塾被学校代替了，在这个时期，教育制度并没有标准化，小学教员可以独出心裁来决定教材。江村的小学就由一位做过“西席”又受过“师范”训练的乡绅主持。他和我追述他当时的教材说：“我觉得一个小学毕业生一定得会应付社会上普通文字的需要，至少要会打算盘，会写红白份子，会记账，会写条子。所以我到小学三四年级就专门教他们这些实用的事。”

到民国十七年，江村的小学教员换了位新式师范的毕业生。一个在新式师范毕业的人，连自己都不会算账，不会写份子，这是无可讳饰的，因为这些东西是“本地”社会组织中的东西。我初到这里这些都不通，也是一项一项做小学生般学着。一个新式师范毕业生，大概不见得肯再做小学生来向乡人学习了，他用着标准化的课本来教授。有一次我在航船上和一个小学毕业的乡人坐在一起，他曾说：“那书上说的什么自由平等……”，在他看来只是多几个不切实用，也不了解的新名词罢了。

不但教材上发生了脱节，在教法上也发生了“格格不入”的地方。在私塾制度中是一个一个学生去上学，去背书的，是个别的教育法，所以一个学生若是有几天不上学，回来不会发生“脱课”，只是慢一些罢了。新式的学校是集合教育法，先生把“课堂”当作实体，而且当作连续的实体，他不管课堂里的学生在那里变迁，今天上了第一课，明天是第二课，学期始末的校历也是听着上边的训令，一切标准化。可惜的是社会组织本身没有标准化，一方面标准化，结果是“配不上去”。

江村一带乡村的日历是这样：阳历2月到3月是新年，忙着做客人。3月到5月是空闲的，5月到6月是蚕忙，6月到7月是田忙。7月到9月除了一期秋蚕都是空的。9月到10月是收稻，11月到年底是春花（麦、豆、菜之类）。儿童满了10岁就要跟到田里学习，蚕忙时也须帮着采叶看蚕。在这种情形下若是要趁他们比较空闲的时候来读书，应当在1月到5月，7月到9月。但事实上一面蚕忙、田忙，一面却也“学忙”，等田忙忙过了，学校也放暑假了。秋蚕来了，稻要割了，学校里先生却在一课一课地上书，等春花收好，学校又关门了。

这种“配不上”的结果，在学校方面是缺席太多。在学生方面只要晚了一星期课，又没法去补，谁都追不上去，上课当然没有乐趣。在过渡时代，那位老先生和我说：“我知道这种情形，所以总是忙着和他们补课。”其实是在维持个别教育法。但是在标准化、集体化的现代之教育，或是“明日之教育”之下，乡村的儿童，永远是不能获得他们需要的文字知识。

（摘编自费孝通《江村通讯》）

材料二：

树立乡村教育自信是保持改革定力、稳步迈向中国特色现代乡村教育的必由之路。如果乡村教育不能正确认识和挖掘自己的特殊优势，不能深入锻造自身的特色，进而建立起本该有的自信，平等地参与城乡或区域间的对话，盲目地“被城市化”，势必会强化乡村教育根深蒂固的自卑感。

其实，乡村教育有独特的优势。一是资源优势。山川河流、原野大地等自然环境是乡村少年接受自然教育的优势资源；风土人情、历史遗迹等社会文化元素是乡村少年接受社会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优势资源。乡村教育可以开发特色课程，培育本土特色的校园文化，探索建立“自然——人文”的教育模式等，引导乡村青少年确立乡村自信和乡村教育自信。二是样态优势。当前，乡村普遍出现了小规模学校和小规模班级，“小班小校”对于乡村教育而言，具有相对于城市（镇）“大班大校”的明显优势：在教学方面，便于因材精准施教，满足学生个性化教育需求；在管理方面，便于精耕细作，运转灵活。“小班小校”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

（摘编自周晔《乡村教育自信的内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