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反映了百姓各方面的生活和有关的思想、感情，它直接或间接地为他们的生活服务——给以知识、教诲、鼓舞和希望，其中有些本身就是生活的构成部分。由于它的作者人数众多和生活在底层，他们能够更广泛、深切和精确地反映社会生活。许多民间谚语就是劳动人民生活和劳作的教科书。不少劳动歌，是他们在各种劳作中调整呼吸、动作和鼓舞情绪的不可缺少的东西。许多世代相传的古老神话和传说，不但传述了一定的历史知识，还培养着国家民族团结的感情。许多保卫乡土、保卫祖国的英雄传说，永远给予广大人民以鼓舞力量。

    民间文学的某些体裁，如民间故事，在国境以外，甚至在地理上相隔较远的地区，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和谚语等，不仅有许多构思、表现手法相似，有的故事连基本的人物，情节都相同或相似。像灰姑娘型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等“世界大扩布”的民间叙事作品，就属这一类。此外，像故事或叙事诗里，某些构思或部分情节相似的，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别的民族影响的结果。如中国与邻国印度、朝鲜、日本等，就有长久的文化上的交往。因此，中国的民间文学与那些国家的同种类作品的关系相当密切。从民间文学的互相交流、影响现象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及文化的交流是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是国家、民族中广大物质财富生产者所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它不但有自己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有它独特的表演过程和传播方式。对民间文学进行研究的学科称为民间文艺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各类民间文学作品进行的探索和阐明，或对它的历史进行清理和论述。近年来，学术界把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重要部分给予科学的探索和确当的叙述，给予民间文学以应有的地位。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与文化史以及文化学的关系，同样是密切的。文化史和文化学的探究、叙述应该以世界的或民族的整个文化为对象。要叙述一个国家的文化史或文化学，绝不能抛掉民间文学这种重要的精神文化产物，否则，不仅概括不周全，还可能影响到对整个文化现象评价和叙述的准确性。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清末民初以来，受日本“脱亚入欧”的影响，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根基——汉字产生了怀疑。“汉字落后”论者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声称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汉字难学”论者主张汉字“拼音化”与“简化”；“儿童识字有害”论者主张放弃汉字教育。这些论调在近几十年仍有一定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人就认为“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

    当前，汉字教育遇到两个挑战。一是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为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让学生对汉字生爱恋、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让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手机与微信的“温柔”

    ①微信后来居上，是一个集社交沟通、检索阅读、消费支付于一体的新平台，它以加友确认的方式与抢占先机的微博群雄割据。微信不仅方便联系，还是有效的公共空间，制造了“熟人社会”共舞的幻象。“小微们”的诞生本身________手机的技术更新，受随身听的启发，手机与平板电脑________。触摸屏替代了按键，资讯、娱乐、摄影、交流全在轻轻一触。微信________消费时代的需要，它只要举手之劳下载一个软件，快捷、廉价，兼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简直有百利而无一害。它的“利”是可以切身感受得到的；它的“害”却是________无形的，需要批判意识才能察觉，越方便越快捷的事物对我们的奴役越深，因为这种奴役越发不可觉察。对闲暇无情的剥夺和对自由温柔的谋杀，这一切恰是以闲暇和自由的名义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控制我们对于这个时代和世界的想象，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来源。

    ②就像烟瘾者的香烟不能离手一样，手机像掌纹一样镶嵌在现代人的手掌中，成为泄露现代人身体和心灵秘密的“试金石”。不信，你试试看自己能否随意将手机给旁人（包括家人和朋友）看，尤其是自己到底能够忍受手机不在身边的时间长度。这两个小小的实验就会暴露出手机对于个体的宰制力量。和其他家电不一样，手机以其体积优势与我们的身体、手构成对应，它每时每刻地伴随我们，在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控制我们，尤其是男性，没有手机就会惶恐、焦虑、心神不宁，仿佛正在与钟爱的女郎失之交臂。没有工作的瞬间就要将手机握在手里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性动作，手机不在身边就会感到不安，没带手机出门则会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今天典型的手机交往焦虑症。

    ③现代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朋友圈”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悄悄地将“熟人”接回来了。我们足不出户却能知晓“你事、我事、天下事”，而且不仅知道对方的行踪，还貌似知道对方的表情、思想和趣味。从各人贴在朋友圈的图片，我们知道朋友的生活：有的在会议中，提供座位名、出席人员合影；有的在去会议的路上，传上如诗风景画；有的在旅行，上传历史信物供大家凭吊；有的在演讲，传来标题和横幅。很多作家在写作之余，都去写字、画画、收藏去了。每天在“朋友围”都能看到朋友们传上来的新作：收藏的字画、古董、黄花梨、红木家具，自己的字画习作……五花八门，全有物证贴在“朋友圈”。微信让生活“零距离”，随时处于主动或被动的“写真”之中。即便你没加入微信，也完全可能被你的朋友关照而暴露行踪。你不能掩饰说你不能喝酒，因为你喝茅台的壮举被拍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你不能散谎说你不在广州，因为你刚刚上传了小蛮腰前的留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社交冲动，更深层地迎合了人类这种动物本能的窥私癖、炫耀癖及自恋动机。人的表现欲和窥视欲共同制造了“朋友圈”的虚假繁荣。将自己的生活照上传“朋友圈”公布自己的生活，朋友的回复制造了某种虚拟的明星感受。

    ④微信将人群进行新的划分，并以数字化的特有方式将朋友进行再定义。“朋友圈”改写了朋友的定义，成为新的缘分的代名词。“朋友圈”的选择的确经过你的确认，但这种确认是一键认证的，是本能式的，就是一两秒钟内的事情，远远不如“桃园三结义”来得复杂。你仅仅是“认识”他或她而已，这个“认识”的程度则深浅不一。在城市里，要认识一个新人太容易了，一个朋友约去的饭局、酒会你可能会认识十个陌生人，而一个朋友邀去的会议你可能会认识三五十个人，一个在街上邂逅的朋友随手拉去的Party你可能会认识上百人。参加一次家长会、一次出游、一个会议、兴趣爱好小组、民间团体或组织你都可能会认识几十上百人。我们能说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吗？因为免费，所以在加“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再用传统的情感去衡量这种情感的深度。不同性质的“群”瓜分我们的时间和生活，也在内部给我们提供多样化的身份认同。

    ⑤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呈平面的、浅表的、碎片化趋势。几十年未曾联系的小学同学可能通过蛛丝马迹要求加你微信，从未见面的粉丝、陌生人也可能不屈不挠地要求加你为好友。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聚会、聚餐，甚至恋爱、求婚这样神圣的时刻，如今都被手机的屏幕所笼罩。只有你意想不到的角落，没有手机无法光顾的角落。手机使一切时间意义平等：随时打声招呼，随地传一张图，举手交换彼此的“生活照”，以此作为活着的证据。生活不在别处，在手机里！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这个概括来源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乏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

    1900年他在《少年中国说》中表现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所及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上文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五四”作家的忧郁是青春的忧郁，“五四”作家的幻想是青春的幻想，他们对于青春的迷恋已经到了走极端的程度，钱玄同甚至说过不可理喻的话“人过四十该枪毙”。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古人所谓意象，尽管有种种不同的用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必须呈现为象。那种纯概念的说理，直抒胸臆的抒情，都不能构成意象。因此可以说，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象。

    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诗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即是意象中那个意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入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

    例如，“梅”这个词表示一种客观的事物，它有形状有颜色，具备某种象。当诗人将它写入作品之中，并融入自己的人格情趣、美学理想时，它就成为诗歌的意象。由于古代诗人反复地运用，“梅”这一意象已经固定地带上了清高芳洁、傲雪凌霜的意趣。

    意象可分为五大类：自然界的，如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等；社会生活的，如战争、游宦、渔猎、婚丧等；人类自身的，如四肢、五官、脏腑、心理等；人的创造物的，如建筑、器物、物饰、城市等；人的虚构物，如神仙、鬼怪、灵异、冥界等。

    一个物象可以构成意趣各不相同的许多意象。由“云”所构成的意象，例如“孤云”，带着贫士幽人的孤高，陶渊明《咏贫士》：“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杜甫《幽人》：“孤云亦群游，神物有所归。”“暖云”则是带着春天的感受，罗隐《寄渭北徐从事》：“暖云慵堕柳垂条，骢马徐郎过渭桥。”“停云”却带着对亲友的思念，陶渊明《停云》：“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辛弃疾《贺新郎》：“一樽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由“柳”构成的意象，如“杨柳依依”，这意象带着离愁别绪。“柳丝无力袅烟空”，这意象带着慵倦的意味。“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这意象带着诗人早朝时的肃穆感。同一个物象，由于融入的情意不同，所构成的意象也就大异其趣。

    诗人在构成意象时，可以夸张物象某一方面的特点，以加强诗的艺术效果，如“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也可以将另一物象的特点移到这一物象上来，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长有归心悬马首，可堪无寐枕蛩声。”这些诗都写到“心”，心本来不能离开身体，但李白的“愁心”却托给了明月，杜甫的“故园心”却系在了孤舟上，秦韬玉的归心则悬在了马首上。这些意象都具有了“心”原来并不具备的性质。

    诗人在构成意象时，还可以用某一物象为联想的起点，创造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李贺诗中的牛鬼蛇神大多属于这一类。火炬都是明亮的，李贺却说“漆炬迎新人”，阴间的一切都和人间颠倒着。“忆君清泪如铅水”，铅泪，世间也不存在。但既然是金铜仙人流的泪，那么当然可以是铅泪了。

    总之，物象是意象的基础，而意象却不是物象的客观的机械的模仿。从物象到意象是艺术的创造。

（摘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

材料一：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但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有两个绕不开的问题：一是不可再生，二是污染。而可控核聚变就能解决这两个问题。从“进口”上说，可控核聚变所需的原料氘原子和氚原子，在地球上非常丰富。氘在海水中储量极大，1公升海水里提取出的氘，在完全的聚变反应中可释放相当于燃烧300公升汽油的能量；而氚可通过中子与锂反应生成，在地壳和海水中，锂都是大量存在的。从“出口”上说，可控核聚变的产物为氮和中子，不排放有害气体，也几乎没有放射性污染，具有环境友好的优点。除此之外，可控核聚变还有另一个重要特点：国有安全性。可控核聚变反应不会引起爆炸，也不会导致泄漏事故。

（摘编自《“人造太阳”离圆梦又近一步》，“人民网”2020年1月10日）

材料二：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于2006年签署，该计划由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印度七方参与，集中了全世界在磁约束核聚变领域的科技力量，以验证可控核聚变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可行性。ITER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合作项目之一，也是中国以平等身份参加的最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中国的加入促进了ITER计划更好地实施，同时得益于参加ITER计划，我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的研发和技术水平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通过不断深化国际合作交流，针对当前关键技术壁垒，探索创新，不断实现突破，我国可控核聚变已逐渐由跟跑转向并跑，部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核西物院承担的ITER第一壁采购包半原型部件是中国团队承担的一项高难度任务。当时世界上能够满足ITER第一壁特殊材料要求的只有美国。科研团队联合国内有关单位通过十多年不懈努力，不仅在特殊材料的制备上，而且在焊接工艺等多项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研制的ITER超热负荷第一壁半原型部件于2016年率先通过国际认证，这标志着我国该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摘编自段旭如、钟武律《揭秘“人造太阳”》，《光明日报》2020年9月24日）

材料三：

中核集团是我国核科技工业的主体，已经形成了覆盖核工业完整产业链各环节的自主技术体系和自主品牌体系，特别是自主设计建造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阔步向世界。目前，中核集团国内外6台在建“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工程建设均有序推进，安全质量全面受控，是全球唯一不拖期的三代核电。在核电领域，中核集团从自主建设30万千瓦、60万千瓦到100万千瓦，实现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跨越，自北向南建成田湾、秦山、三门、福清、昌江五大核电基地，都是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中核集团是全球唯一连续30多年不间断从事核电站建设的企业集团，这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企业都没有的。

中核集团也积极参与核领域国际合作，布局组建海外研发中心，引进用好国际领军人才和技术资源。发挥中核集团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ITER等国际科研合作，为全球核技术创新贡献中国力量。同时也加快推进“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等自主核电“走出去”，更好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余剑锋《自主创新是中国核工业之魂》，《光明日报》2020年9月24日）

材料四：

核技术在疫情防控中“临危受命”，从2月9日到24日，核工业领域就有44家单位，完成139万套医用一次性防护服辐照灭菌。其采用的辐照技术，可将灭菌时间缩短到1天以内。而我国国标医用防护服大多采用环氧乙烷灭菌，需要7天~14天时间。

既能用于辐照生产，又可为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提供热源。2019年，山东海阳70万平方米的核能供热项目一期工程正式供热，标志全国首个核能商业供热项目正式启动。

未来，核能还将在工业供汽、海水淡化、余电制氢、同位素生产、制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摘编自陈瑜《清洁发电多元利用蹬出中国特色核能之路》，《科技日报》2020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