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耻感文化，《中庸》曰：“知耻近乎勇。”《孟子〃公孙丑上》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礼记〃哀公问》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由此可知，知耻，往往是善念的发源，是事物向着美好一面转化的开端。

知耻，是一个内化的活动，不需要外在表现的张扬外露，更多的是良知的进退取舍。从这个角度说，知耻是个人化的活动，是不假外力、臵身人后时的自我砥砺。

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慎独”的理念，就是独处时，君子该如何表现。慎独大约是孔子讲学时特别提到的概念，历来为人所传诵的是《中庸》中的那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中庸》论及慎独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朱熹的解释，日常事有着一以贯之的正道存在，因此即使自己处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世间的正义也是弥漫于此的，君子更要常怀知耻之心，尤加谨慎于自己的言行，不能因他人的不知而放纵自己的私欲。这其实就是自我道德和行为的约束，故而是修身的功夫，属于孔子以来所倡导的士人自我修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剥除其时代的因素，就其核心主旨来看，个人的慎独时至今日，仍有很高的践行价值。

具体来说，敬畏之心、独知与细微之事是我们今天仍然推重慎独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所谓敬畏之心，是对公平与正义，或者说天道的敬畏，现实层面还有法律。在他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法律的约束力并不会削弱，因此我们更应该对人对事常怀敬畏之心。自己独知之地，可以是他人不了解的地方，因此若从公共的意义上来解释它，常常处于这种位臵的人多是在位之人。在位之人相对于他者，自然有对权力、资源及其他事项的优先乃至独占之利。那么，对于在位之人，特别是今日的领导干部而言，面对自己权责之内的己所独知之事时，是否怀有对理、法的敬畏之心，是否遏制了私欲而秉以公心，便是事关一方或多方的大事了。细微之事，存于日用起居之间，虽然不足道，但日日与之相伴，更应有所警醒，因为离道触法的败落往往萌芽于其中。

《大学》中有传统知识分子最佳的人生路径，即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诚心、正意，就是明乎所耻，就是“三省吾身”，反思有何不妥之处。儒家倡导自修的目的，是在此基础上，鼓励士人去向外的治国、平天下，即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这是儒家一个很值得今天珍视的遗产，就是倡导士人从自我的修养和自律开始，进而致力于天下公事。个人的道德水准对于其所从事的公事来说，的确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便法律、制度再健全，强调个人修养在任何时代都有意义。

《吕氏春秋〃自知》篇曰：“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这是战国时代的论述，如果我们把“人主”替换成上级领导，这句话的意义便当代化了。这会是慎独的重要补充之义：即除了在自我修养的层面保持戒惧之心、知耻之心外，对于公事也当保持戒惧，一切以公益福祉为要，敢于直谏，不应时时揣测上级之意。因此，所谓慎独之道，不仅是自我向内的道德自律，也是向外的正义追求，即不仅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也要成为一个直士，一个有道义、敢担当的人，而非一个只求自我保全的世故之徒。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4日02版）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人们对于梦和死亡非常困惑，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认为，灵魂是独立的，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离开身体，当人死了就会永远离开身体。亡人的肉身会腐烂消失，但灵魂一直存在。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祭祀的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祈福求吉而举行的。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是令人恐惧的死者，这些人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神灵，祈求祝福。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符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增加了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有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到了汉代，汉儒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结合了起来。汉儒找到了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

    汉代以后，祭祖礼仪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它深刻改变了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认为不用拘泥于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朱熹对传统祭礼进行了提炼，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摘编自《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有删改）

京剧流派艺术怎么“传”与“承”

刘连群

    ①流派传承，传是传递，承是承续。不传即不能流动，不承则无以成派。

    ②在某种程度上，一部京剧史也是众多艺术流派孕育、形成、涌兴、流布的历史，而传承贯穿着各个流派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程。即使是草创流派，也是要从前人那里传承的，这属于艺术延伸链条的前后衔接环节。流派的传承一旦中断，就只能是失去舞台生命的艺术遗产了。

    ③由于流派在京剧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关流派传承的研究、探讨乃至争议从未停息。实践证明，流派传承有着自身的规律与特性。

    ④流派作为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必须得到客观的认可，包括观众的普遍欢迎和后学的争相追随，传承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不论你多么新颖、独特，也无传承可言，这也证明了凡被传承的流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生存价值。

    ⑤随着科技手段的发达，各门学科的教学方式均已大为改观，而京剧却仍然主要通过传统的口传心授来进行教学，新技术、新工具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这是由京剧表演艺术的特点所决定的，演唱的咬字、发声、行腔和气口，身段和武打的造型、力度、节奏，内中构成韵味、韵律的精微变化，是任何曲谱和身段图都标不出来的，只能通过老师的循循善诱、指点迷津并辅以反复示范，学生才能稍有领悟。而流派传艺属于教学的高级阶段，又深藏独家奥妙，就更非如此不可了。于是在当代新型的师生关系之外，同时也保留着一定的传统的感情因素，传者是否心甘情愿地倾囊相授，其效果大不相同。

    ⑥由浅入深，从低到高，入门“归路”如书法的描红、临帖，逐步掌握本派技法，目标先是要“像”，然后从形似达到形神兼备，就是深造有成了。关于学流派要“像”的问题，前些年多有论者引用齐白石老先生的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前一句肯定了“学”的必要性，无可争议；后一句则容易引起误解，在“学”的过程中，“似”是阶段性成果，怎么就会“死”了呢？“像”比“似”更进了一步，岂不必“死”无疑吗？后果如此严重，如不加分析地用之承学，极易造成迷惑和动摇。我想，老先生的原意是反对以“似”为满足，不思创新、进取。这固然不错，但断章取义则会忽视“学”的阶段性，而且借用到京剧流派上来，又需另加斟酌，这便涉及流派传承的多样性了。

    ⑦京剧表演不同于书画，“工具”就是演员的身体。由于生理条件的差异，善学者往往根据自身条件与流派的距离远近，在传承时有贴近或掌握技法后另谋一帜之分，如余派，孟小冬近乎前者，杨宝森属于后者，同样学余的谭富英、奚啸伯则又另有变化，他们在“学”与“似”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创造，同样具有各自的艺术价值。近年有一种观点称：“学余叔岩最好的是杨宝森，学谭鑫培最好的是麒麟童。”片面地以是否独树一派定高低，以剥离为目的，恐怕原汁原味的余派、谭派、梅派以及程派等传统流派就都要断档了。况且，当前讲流派传承，带有强烈的抢救性质，有些重要流派后继乏人，就更不可忽视承学的阶段性和多样性了。

（选自2012年第10期《社会科学论坛》，有删改。）

    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灵王之子晋劝阻其父雍塞谷水，按照周太子晋的理解，不毁高山，不填沼泽，不堵江河，不决湖泊，这是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准则。

    先秦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处处强调“仁民爱物”。要想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首先要节制人类的欲望，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长的节律来安排人类行为。《论语》记载孔子“弋不射宿，钓而不纲”，不捕射归巢的鸟，不用网将大小鱼捞尽，而是只钓鱼，意思是说要有节制地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说的一段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礼记·月令》则明确要求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适时的砍伐和田猎。由此可见，传统儒家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人类作为有机整体中的重要一分子，应遵循自然规律，“以时禁发”，唯有如此，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这种生态伦理思想也广泛存在于传统乡规民约中。各地乡村纷纷成立了封山会、禁山会、青苗会等民间组织，普遍制定和实施了严禁砍伐林木的制度。以《文堂乡约家法》产生地徽州的文堂村为例，该村山林资源丰富，规定：“本都远近山场栽植松杉竹木，毋许盗砍盗卖。诸凡樵采人止取杂木。如违，鸣众惩治。”

    传统乡约不仅充分认识到了山地林木的重要作用，还看到了破坏林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明末清初源头李氏族人于1828年订立“输山碑”规约指出：“募修岭路，挨路上下之山，必先禁止开种，庶免沙土泻流壅塞。斯为尽善乐助，有功兹幸。众山主矢志好善，自岭头至岭脚，凡崎岖之处，不论公私，永远抛荒；平坦处，挨路，上输三丈、下输二丈，永禁开挖。”这些材料证明，传统乡民们已经注意到森林植被对于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分、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

    清咸丰元年（1851年），今贵阳市乌当区金花镇下铺村的村民在回龙寺前共同竖立了一块“禁止碑”，规定，“凉亭内不准挖泥；小山坡不准开石，挖泥，割柴叶、茨草；贵州坡不准开石、挖泥；大石板及敲邦候不准开山、挖泥、看牛、割柴叶、茨草；官塘不准担水，外面骑马与抬轿，不准进堡过道。以上五条如若不遵，罚银四两六钱是实。”这五条，有四条与保护环境有关，涉及植被、水资源等方面保护。正是由于传统乡规民约的禁规严密、惩治苛刻，在客观上培养了乡民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俗，提升了乡民们守住绿水青山的意识。

（摘编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好规矩共遵守——乡规民约代代传》）

    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出于科学知识普及、为现实服务的创作。一些小说虽将时空延展至千年之后、宇宙之间，却仍然因为缺少对历史本质的深入观照而缺乏宏大感。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王晋康、刘慈欣、江波、阿越等人的笔下，中国科幻小说的时空维度才真正较为充分地得到了延展。从早期的《亚当回归》开始，到后来的《水星播种》《逃出母宇宙》等小说，王晋康科幻小说中的世界倏忽千年，动辄万里，故事中的人物或穿越到原始社会，或用星际冬眠的方式抵达遥远未来，通过这样的时空穿梭，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思考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太空开发等前沿科技对于人类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

    除却广阔的时空维度，科幻小说独具的科学精神与科学美学，也让这一文学类型本身具有宏大的特质。王晋康说过，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科幻的美学因素。要把科学之美在文学中表达出来，需要小说家兼具文学与科学两种素养。英国的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与拉玛相会》等作品，用流畅、极具画面感的文字为读者描绘出外太空极致的理性之关；刘慈欣的《地球大炮》里穿越地心向太空发射的地球大炮、《流浪地球》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的地球发动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科技铸就的机器美学。同样是充满力量感和惊奇感，但与自然山川河泽的雄浑壮美完全不同，科学之美是一种融合理性美、秩序美和逻辑美的“人类世”之美，冰冷、肃穆而崇高。

    科幻小说宏大叙事的另一个层面，即作为文学长篇叙事的宏大。首先是“叙事的宏大”。在科幻小说家中，王晋康、刘慈欣努力以科技文明为内核书写价值信仰，但是对科学的坚定信仰并不能够支撑起人的全部价值理念，只有有效地将科学精神与现代人本精神、人性探索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在这方面，有些作品表现出科学精神有余而人本精神不足的缺陷。

    其次是“宏大的叙事”。精神提得再高远，如果叙事能力跟不上，那么这个宏大叙事依然是有问题的。很多科幻小说可以轻易地把时空范围延展到星际之间、千年之外，但在基本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方面，仍然比较单薄、生硬，观念化的痕迹相对明显。而另外一些科幻小说，则是叙事技巧到位，对人性、人情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为主流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比如陈楸帆的《荒潮》，韩松的《地铁》和《医院》系列等，但这些作品因为价值观念问题方面的原因，又比较难以展开宏大叙事。或许正由于此，刘慈欣的《三体》才始终会让人觉得难以超越。

（摘编自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

公共卫生一词产生于现代，但是其主要内涵，比如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却古已有之。儒家本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关注对象，公共卫生既然与百姓福祉直接相关，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儒倡仁心，医重仁术，公共卫生便是仁心、仁术的结合点。一生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便是如此，他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范例。

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他在密州任知州时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因为灾年，百姓把初生的婴儿丢弃在城外。东坡盘查官仓后发现尚有积余的救灾粮，便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来收养弃婴。还下令说，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那些可怜的弃婴存活了下来。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往往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比如他任徐州知州时曾上书请求拨出专款，来雇用专门医治囚犯的医生，让狱中的病人也能得到救治。贬至惠州后，知州詹范组织人力掩埋暴露野外的枯骨，造为义冢，东坡不但襄助其事，而且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此举除了尊重生命以外，其实也有阻止疫病流行的作用。

1089年，东坡赴杭州担任知州。刚到任便面临先涝后旱的天灾。由于东坡指挥有方，虽然这次灾情极其严重，但杭州百姓最终得以平安度过，全州无人饿死。可祸不单行，饥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1090年春季，杭州出现了流行性疾病。在没有任何公共医疗设施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满城人心惶惶。东坡忧心如焚，急忙召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着一个街坊一个街坊地走遍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东坡还捐出秘方“圣散子”，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了大量的“圣散子”汤剂，让过往行人每人服用一大盏，治愈病人无数。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得以遏止。但东坡考虑到杭州是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人来人往，特别容易传播疾病，于是决意创立一所常设的医院。他拨出公家积余的钱款二千贯，又损献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他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在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于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即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同时他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这所病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东坡去世时还在正常地运营。“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因为民请命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摘编自莫砺锋《苏东坡与公共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