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乌纱帽”是当官的代称

    我们有时会看到反映官场百态的古装电视剧，戏剧中常有当了官叫作“戴了乌纱帽”，被革职的称作“摘去乌纱帽”的剧情。可是，为什么乌纱帽被用来作为当官的代称呢？

    在早期的中国，并没有“帽”这种称呼，《仪礼》中称帽为“头衣”或“元服”（元，首也）。到了东晋成帝时，皇帝让在宫廷中做事的官员戴一种用黑纱制成的帽子，叫做“乌纱帽”。后来，南朝宋明帝时，建安王刘休仁创制了一种用黑纱抽边的半透明帽子，也叫乌纱帽。当时，这种帽子很快就在民间流行了，也成了百姓常戴的一种便帽，而且无论官民贫富都可以戴，但这种帽子还未成为官职的象征。

    在《通典·礼十二》上记载：“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尝着乌纱帽，自朝贵以下至于冗吏，通着入朝。”所以隋朝天子百官都戴乌纱帽，并且成了官职高低的分别。根据文献上的记载，隋朝文武官员的服饰有四种，而乌纱帽上的玉饰则显示官职的大小。一品官是最高级官员，玉饰有九块，二品有八块，三品有七块，四品有六块，五品有五块，六品以下就不准佩带玉饰了。

    不过，到了宋朝时乌纱帽的形状有了改变。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为防止大臣们在朝廷上交头接耳，就下诏书修改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翅，有一尺多长，并在翅上装饰不同的花纹用以区别官阶高低。如此一来，朝臣们只要脑袋一动，软翅便会随之摆动，皇上居高临下，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明朝时乌纱帽则成为官员的象征。在《明史·舆服志》上载：“洪武三年定，凡上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从此，乌纱帽便正式成了当官的代称。而自明世宗开始，乌纱帽的双翅也做了一些变动，翅的长度缩短，其宽窄也改变了，官阶越高，双翅就越窄，官阶越低，双翅则越宽。

    到了清初顺治皇帝入关后，由于收留了众多明朝的降臣，为笼络人心，就允许不少地方官员仍穿着明朝朝服，并戴明朝乌纱帽。但等到清皇室统治权巩固后，就下令将官员戴的乌纱帽全改为红缨帽。可是，至今人们仍然习惯将“乌纱帽”作为官员的标志。

    德尔斐神庙铭刻着古希腊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警语。正是因为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现代人或蹈入盲区，或导致与外部世界的种种冲突，造成一个又一个悲剧。克服人类各种危机，需从这个根源入手。这方面文学大有可为，因其追问和塑造的恰恰是人的灵魂。

    首先，文学要有自审意识。真正伟大的作家本质上都是思想家。卡夫卡在文学上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用荒诞、悖谬等非同寻常的手法，有效地揭去长期掩饰在人们身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们进一步认清自己生存的真实境况。难怪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承认卡夫卡“属于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家族”。建立自审意识要以对人性的认识为基础。现代社会一方面脱离了基本的食物链式生存方式；一方面仍然带有食物链的标记，随时准备弱肉强食。伟大诗人歌德的《浮士德》，在主人公开拓进取的道路上始终有一个名叫梅菲斯特费勒斯的魔鬼伴随，诱使浮士德犯错甚至犯罪。这个故事隐喻着人类的进步，也隐喻着个人的成长。如何让“人”对自己的内心有所审视？剧作家迪伦马特在《老妇还乡》中采用了“精神围攻法”；他让年轻时犯有过失的主人公陷入猝不及防的精神围攻之中。绝望中他开始反省自己，决心用生命赎罪。于是这个人物形象不再猥琐，甚至涅槃出一种“庄严的气派”。

    其次，文学要有危机意识和大生态意识，要以地球为背景建立一种大生命系统，关爱任何一种生命的现状与未来。优秀的作家不仅是思想家，还是预言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德柏林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山岳、海洋与巨人》，预言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掠夺带来的后果，这种思考极为深远。与此同时，文学需有大爱意识，应该具有人类良知。原子弹问世后，迪伦马特写出了《物理学家》一剧，追问科学家：你是不顾一切地发明呢，还是以维护人类命运为前提呢？此剧让人不得不深刻反思。还有一种大爱体现于别样的人性关怀：一个在历史学家或法学家笔下的罪人，在文学家笔下，却很可能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文学家有义务写出人的思想情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可以说，人类认识宇宙真理的路有多长，人类认识自我的路就有多长。这一论断的确立当使经常鼓噪或担心“文学死了”的人们安稳入睡了。

（摘编自叶廷芳《文学当助人识己》）

    基层避责是指基层政府各管理主体采取诸多策略规避由其职位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这一概念界定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虽然避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行为，但基于社会影响的直接性角度，本文只关注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避责。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包括市、县、区和乡、镇两级政府，并涵盖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即在职能分工、权责配置中存在较大差异的“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第二，避责行为主要规避的是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在层级管理体制下，上级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对基层行政过程进行控制，虽然各机构和行政人员均有建立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书面权责说明，但由于既有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并且基层行政主体需承办大量的临时性任务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故避责行为所规避的不仅是书面上的直接责任，还包括法定职责外的其他潜在责任。第三，在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避责行为的目的在于减少利益损失。由于行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利益诉求、行为偏好和价值观念，解释避责现象自然无法忽视基层政府内部成员的混合动机及其构成逻辑。

    作为基层在权责分立结构下应对风险的行为选择，避责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整合分析，在不同情况下条件式地选择不同避责行为，并且会根据策略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组合。各种避责行为是并行不悖的，多种行为可同时存在，并进行区别性搭配和组合。根据近年来对基层政府的田野调查和跟踪观察，在对第一手访谈资料和现实情况开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决策树和类型学的分类方法，从两个维度出发对现阶段基层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避责行为进行分析（见图1）。

图1  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分类

    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基层行政人员在采取避责行为时呈现出序贯决策的形式，这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选择可主要划分为事前主动选择和事后被动应对。前者是在事前未酿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基层人员通过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减少风险，主动采取措施规避惩罚，以常态化策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和追责。后者是当行政过程出现不良后果时，基层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消解恶劣影响带来的严重损失，这属于一种非常规的策略选择。

    二是传导方向维度。在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划分的前提下。基层避责在传导方向上也出现了纵向避责和横向避责的差异。纵向避责是以层级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横向避责是以平行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政府组织内部同级之间、政府与外部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

    综合时间序列和传导方向两个维度，汇聚行为先后次序、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由此产生了不同情况下的基层避责策略。

（摘编自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2003年开始，玄幻小说逐渐在网络文学中崭露头角，进入2004年以后，则出现了玄幻小说的热潮，从此玄幻小说开始占据网络小说的主导地位。玄幻小说热潮的出现不仅是一种出版领域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特定社会、文化土壤孕育的产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富于想象和奇幻色彩的。中国的传统神话包括了从开天辟地到诸神战争等丰富的现代奇幻小说素材。庄子的《逍遥游》、先秦的《山海经》、魏晋的志怪小说、明代的《西游记》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在各个时代的体现，这也是现代玄幻小说得以出现的文化源泉。此类小说多以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更多地延承了传统武侠小说之风。目前比较畅销的《搜神记》以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为题，小说在上古洪荒的背景下，展现了光怪陆离的古代神话世界。总体上看，玄幻小说在内容上多以上古或古代社会为背景，在风格上模仿神话故事或志怪小说，在主题上则延承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特点，这是中国玄幻作品本土文化特征的三个主要体现。

    玄幻小说的主要受众为青少年群体，其作品本身也体现了青少年文化的特征。青少年处于人生特殊的发展阶段，通常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内在叛逆、反应敏感，而玄幻小说从风格到主题都在相当的程度上满足了青少年受众的需求。就脉络而言，玄幻小说多是以主人公的个人奋斗经历为主线，在一定程度上留有成长小说的痕迹。玄幻小说为青少年呈现出一个另类的奇异世界，这里表现的是一种超越世事沧桑的人生感悟，是一种看尽烟花后的自省修身之态。

    玄幻小说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潜质。由于拥有数量可观的青少年读者，专业玄幻小说网站不断出现，这种现象也吸引了纸质出版商的关注。网站运营商与出版商的合力商业打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玄幻小说在市场中的推广和流行。同时，由于玄幻小说具有浓郁的本土元素、稳固的青少年受众市场，配合幻想小说抬头的全球背景，玄幻小说自然也成为商业资本着力打造的一种文化产品。中国玄幻小说的发展和流行也离不开网络的使用和普及、网络化为玄幻小说热潮的出现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玄幻小说本质上是流行文化和青少年文化的典型代表，运与网络文化所倡导的草根文化、通俗文化不谋而合。

    社会现状为玄幻小说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然而，尽管在玄幻小说热潮中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由于受到作者自身素质以及商业环境的限制，严格意义上真正能够传承中华悠久文化，同时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仍不多见。

 （摘编自盖博《中国玄幻小说热潮现象的多元解析》）

材料一：

氢能是低碳，甚至零碳排放，是人类未来最理想的清洁能源之一。国际氢能源委员会认为，21世纪人类要进入氢时代，预测2050年全球氢能源需求将增至目前的10倍，同时2050年全球氢能产业链产值将超过2.5万亿美元。氢能的使用，既可以每年减少几十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又可以形成巨大的产业领域，提供几千万人的就业岗位。

目前氢能的利用，特别是在汽车燃料电池上实现了应用的突破。除了在汽车上应用以外，还可以应用在深海潜水、无人机、高速列车等设备上，只要是移动器件需要动力的地方，氢燃料电池都可以应用。5G时代所有基站的能源体系、供电系统也可以用氢。在生活中分布式发电方面，实际上每家每户都可以放一个氢燃料电池的发电小装置，用来制冷制热、发电供电，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可以利用它。另外，一个氢气管道进入家庭就可以供给所有需要的能源，非常高效便捷。

氢能源做的燃料电池与锂动力电池相比较，锂动力电池在重载航空航天或者大型移动器件上作为主动力电源，它的续航里程不够，能量密度也没有氢燃料电池高。所以，像航空航天大功率的这种运输工具，使用氢燃料电池是非常适合的。

截至2022年底，全球共有814座加氢站投入运营，欧洲、亚洲、北美仍是加氢站建设的主要地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把氢能源的发展利用提高到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我国氢能发展的优势比较明显。有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售18197辆，累计建成加氢站417座，位居全球首位。据预测，到2030年，氢能产业产值将突破1万亿元；加氢站数量达到1000座，燃料电池车辆保有量达到200万辆。

（摘编自干勇《氢能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

材料二：

氢能发展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氢能在发电侧、电网侧和负荷侧均有广泛的应用场景，是中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优质介质。随着能源消费模式的转变，氢能在未来的能源结构中将占据重要位置。目前，我国氢能大规模产业化应用仍面临重大挑战。

氢能兼具“清洁能源”与“危化品”的双重属性，在做好氢能安全管理的基础上，需要明确氢气的能源属性并加快制定氢能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近年来，我国加快了氢能发展战略部署。2022年3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明确了氢能在中国的能源属性，但针对氢能产业链安全监管体系缺乏统一认知，特别是对氢能的能源属性理解不足，导致在落实氢能项目时安全监管机构职责不够明确，跨部门、跨领域缺乏协作协调。

制氢、储氢、运氢及应用尚未形成完备高效的产业链。在产业上游，我国灰氢技术成熟、成本低，但化石能源紧缺，加之排放量高、杂质多需要提纯，或将逐步被可再生能源制氢（绿氢）技术所取代。不过，目前，我国利用清洁能源制氢的效率偏低，还没有到大规模生产的产业阶段。在产业中游，国内车载高压储氢以及运氢方面均比较薄弱，基础设施缺口较大，加氢站数量少且储氢量小。在产业下游，氢能当前的应用范围比较窄，主要以燃料电池形式应用于交通领域，且技术瓶颈导致成本较高，燃料电池汽车的产业化应用推广仍存在一定难度。

氢能的资源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不匹配，且目前氢能长距离长时间储运技术不够成熟、成本较高，制约了氢能的大规模生产与消纳。我国绿氢上游生产多集中在华北、西北、东北等可再生能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而下游需求多分布在华东、华南等经济发达地区，需要依靠长距离储运技术以实现氢能跨区域统筹利用。绿氢在我国空间维度上的错配问题及新能源制氢的波动性问题，对氢能跨区域、跨时间储运提出了更高要求，氢储运供应链产业化水平有待提高。

绿氢制氢和用氢场景的技术经济性较差。目前，氢燃料汽车加注绿氢成本在50—60元/公斤。可再生能源制氢的成本高，导致绿氢产业链整体成本居高不下，绿氢及其下游产品的价格远高于同类型传统产品，市场竞争力不足，严重制约了绿氢的应用和产业链的发展。

绿氢要实现大规模低成本生产需要从系统设计、多电解槽运行管理、材料可靠性等方面进行优化，进一步降低绿氢制备系统总成本，提高制氢效率。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风光储氢”耦合技术来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纳，推动“电—氢能”系统在满足生产目标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运行。另外，还要重视培育氢能应用场景，如氢能特种车辆、港口物流车、重型卡车、公交车等，以解决部分试点城市规划难以落实的困境。

（摘编自李继峰《氢能大规模产业化应用需克服四大挑战》）

材料三：

氢能各环节技术生命阶段时间点

（摘编自徐硕、余碧莹《中国氢能技术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