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道性善”，以孟子人性思想为性善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性善只是孟子对人性的具体认识，只是他整个人性思想的一个结论。只说到性善，不对孟子提出这一结论的理依据做深入的研寻探讨，就不可能全面认识孟子人性思想的丰富内容及其深刻意义。

    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是孟子对“生之谓性”的反对和批驳。孟子虽然也认为人性是天生的，但他反对“生之谓性”的说法。他不是从人的生物本能看人性，而是从人和禽兽的区别上看人性，认为只有把人与禽兽区别开的那些属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特征才是人性。关于这一点，张岱年先生有详尽的论述。他说：“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为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孟子所谓性，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而非指人生来即有的一切本能。”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是人性论上一个大创造和大贡献。给正确认识人性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孟子人性思想的又一个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

    “心”“性”“天”三者的关系，是性善论的核心思想。心、性都在人，而性是天赋，又属天；天在人之外、人之上，但同时就体现在人性中。所以“知其性，则知天”，知性亦即知天。天不再是高不可及，不能认识，而成为可以认识；人要知天，不假外求，只需修养自己的心性即可。通过尽心、知性，上达于天，为的是“事天”，即顺应天道，安顿自己的人生，也就是安身立命。如此，建立起了由修养心性而上达于天的理论架构，完善了天命与人生、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天人合一思想。

    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为人性和尽心知性知天，通过修养心性而沟通天人，达到天人合一。这两点是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对儒学和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以仁、义、礼、智等德性为人性，无此“非人也”，而善性并非自然具足，“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就提出“做人”的问题。人生的第一要务是修养心性，提升自己，摆脱禽兽境界，堂堂正正做人。

    中国文化中没有人间和天国两个世界的分别，只有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国人不追求死后进入天堂或极乐世界，而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留取丹心照汗青”，追求在人间、在历史中的不朽。生和死是统一的生命过程。死是生的继续。人的物质生命是短暂的，人死后，躯体腐烂，物质生活方面的一切失去意义；而人的精神生命则可以长留人间，在历史发展中永垂不朽。不朽不在于生前物质生活之所得，而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之“虽久不废”。

    中国人又讲“畏天命”，讲“天理”，把“天理良心”合提。尽心知性和事天立命合一，人生和天命合一，道德良心的自我约束和对天命的敬畏合一。

    人性沟通天人，人道天道合一。人道本于性，即本于天道。所以“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指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选自钱逊《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理念》，有删改）

    民间歌谣在汉代受到相当的重视，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同时也兼以朝廷礼仪、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这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中的不少民间作品，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采集、收纳进来的。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的打击，至汉初早已被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儒术独尊，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的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构承担。

    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尚书》之《夏书•胤征》：“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宣传教令，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采集百姓讴谣的故事，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优秀民间作品，大多是以此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的。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多数歌辞，还有《日出东南隅行》《昭君怨》等。从中国诗歌史角度看，除了上古先秦时期有《诗经》中的民歌外，唯有汉代一大批乐府民歌，能够占据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一景观，是其他朝代很少看到的。

（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提到“工匠精神”，也许我们会首先想到德国、瑞士、日本这些国家。其实，在我国古代，“工匠精神”也是非常突出的。《诗经》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君子的自我修养就像加工骨器、玉器等一样，切了还要磋，琢了还得磨。这里体现的对工艺精细程度精益求精的追求，与西方工业精神中从99%到99.99%的追求不谋而合。这说明，不论区域和文化有着怎样的差别，在追求精美、卓越、典雅等这些能充分反映人类文化审美创造力的艺术特征方面，东西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代表了人类追求极致和完美的美学理想。

    基于文化的属性和发展的形态不同，东西方的“工匠精神”在具体表现样式上又存在着一定差异。西方侧重于对刚性要素的重视，要求必须确保每个部件质量上乘，无论是材料、设计还是生产流程，都以最高标准要求，并对最终的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检测。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对产品质量提出了统一的严格标准，以打造本行业最优质的产品。如英国航海钟发明者约翰·哈里森于1759年完工的“哈氏4号”航海钟，64天只慢了5秒，远比法案规定的最小误差（2分钟）还少，完美解决了航海经度定位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中国则侧重于对柔性要素的重视，在设计和制造上，为追求完美和极致，多强调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反复揣摩，孜孜不倦。中国工匠“依天工而开物”“法自然以为师”，把对自然的敬畏和观察体验、揣摩感悟，倾注于一双巧手，让中国制造既体现出精益求精的功能特点，也展现出典雅优美的审美特点。如中国的传统建筑，在设计和建造中既追求实用功能，也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功效。北宋徽宗时烧制的汝瓷“似玉非玉而胜玉”，让人顿生“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感慨。中国的“工匠精神”附着于精美绝伦的作品，世代相传。天工开物，随物赋形，是中华民族对制造业的价值取向共识。如果我们承继这种东方智慧，并学习西方对产品刚性要素的重视，应该会带来东方诗意和西方精准的美妙融合，成就中国制造业的独特风韵。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浮气躁，制造业普遍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带来的即时利益，工匠精神少有用武之地。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也正在由“生存消费”转向“品质消费”，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工匠精神”。

    《周礼·考工记》有言：“知者创物，巧者速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对应于现代语境，“知(智)者”可以理解为产品的设计者、科技的创新者，而“巧者”便是将设计与创新转化为优质产品的工匠。对于我国正在开疆拓土、万马奔腾的制造业和文化产业而言，这二者缺一不可。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涵养字外功夫

王树平

    中国书法不仅具有外形美，更深刻反映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审美标准和价值追求，承载着教化一方和正民化俗的使命。历史上的优秀书家往往不仅有入木三分的字内功夫，更有纵贯历史、折服众人的“字外功夫”。“字外功夫”指人的内在修养，即一个人的人生阅历、生活积累、学识修养、道德情操、心灵境界等书法技巧之外的，与修身进德、安身立命相关的功夫。涵养字外功夫是通达本源、升华精神境界的关键。历史上的著名书法家大多一生在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熏陶、磨炼，涵养了深厚的字外功夫。

    一些书家肩挑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在繁杂的公事案牍中写家国情怀。如“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虞世南不仅书名显著，而且被唐太宗赞为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五善俱全；颜真卿作为盛唐书坛领军人物，其人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其书则大气磅礴、雄浑刚健，尽显大丈夫浩然之气．

    一些书家将禅宗思想应用于艺术创作中。如苏轼以“物我相忘”的超然境界应对人生打击，不断涤荡心灵上的尘埃，通过智慧将逆境化为前进的阶梯。他推崇平淡天真的艺术品格，在禅宗“不役于物”思想的影响下，创作进入更加自由的艺术之境，故而得以写出一批传世之作。

    一些书家结合道家阴阳二气探析书法神韵。如王羲之曾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指出：“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他对心性与道相合的追求，使其书法达到了清雅脱俗的境界。

    可见，书者的字外功夫是字内功夫的根本，字内功夫不仅是苦练的结果，更是身心修养功夫的外化。那么，当代书家又该如何增进字外功夫呢？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风波跌宕的人生道路中需要先立本固基，才能行稳致远。如果一个人的根本方向错了，即使他得到再多的名利都将有百害而无一利，“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因此，真正的习书者不只要在纸上磨，还要“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习书者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身方法，时刻端正自己的方向，实现“心正”而后“笔正”．此外，君子修行还应敬畏天地万物，整肃自律，慎独于己；与人交往之时应敬人为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一个人德行兼备时，其书法也会因修养提升而精进。

    其次，要多读传统经典，提升人文素养。当今时代，人们并不缺少工具和知识，缺少的是对工具和知识的驾驭能力，即人文素养的承扬。中华传统经典是承载人文精神的巨大宝库。《论语》直指现实人生，引导人们成就君子人格和圣贤气象；《道德经》教人洞察社会自然之理，形成中国人独有的处世智慧；《心经》《坛经》明晰心之本性，让人达到空逸自在的境界。古籍经典有如璀璨明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晶。阅读经典不仅可以洗涤心灵，提升德行，还可将其中的道理应用于社会实践。当心中汇聚了百家思想，通达了古今之理，我们的行为举止便会增加厚重感和历史感，做到不迷于古，不惑于今。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阅读经典作品有助于人们找准自己在大时代中的位置，从而不浮不躁，安于当下，收获一份静气。

    最后，由艺臻道，提升生活品位和审美情操。“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掌握一门艺术是提升学习兴趣和修身境界的重要方法。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种层面的艺术是以道为本、超出纯粹技术要求的艺术。以练习书法为例，临摹名帖时，法帖的轮廓和神韵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当下的心境。不断临帖的过程，其实就是与古人神交的过程。在笔、纸、手、心长时间的磨合中，以前粗糙的书写方式逐渐被破除，同时性情中焦躁、杂乱的习气也会被削弱，静谧的书香墨海能渐渐陶冶出精神之光。“旧我”不断褪色后，温文尔雅的君子形象将卓然而立。

    人生如宣纸，人生实践就如同一个书者在洁白宣纸上的创作实践，只有在人事修为中固牢根基，才能真正驾驭住书艺之魂。

《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6日）

    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生活、触动年轻人？从近年来涌现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本草中国》等优秀作品看，文化题材纪录片是一个绝佳的载体。

    纵览改革开放40年来的壮阔历程，纪录片一直在发挥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从《话说长江》到《望长城》，传统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作品一直在为巨变中的中国凝聚社会与文化上的共识。作为当下中国的主流文化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录片创作领域愈加繁荣，一批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主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积极响应新时代的挑战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为什么文化题材纪录片收获点赞无数，被寄予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除了内容精良、画面优美等因素外，把传统素材引入生活场景，把传统价值对接时代需要，同样是重要原因。要看到，文化从来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的﹔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文化题材纪录片能否成功，最为关键的就是解决好如何创造性继承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学价值、人生价值和历史资源的问题。

    例如，系列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采取了全新视角，从冰冷的文物中发掘历史文化内涵，并且营造出了“纪录片创作—博物馆推广—观众游客参与”的文化领域深入融合的态势。近年来产生广泛影响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关注传承传统技艺的故宫文物修复工匠，通过贴近生活式的拍摄手法，成功地呈现出他们身上蕴含的工匠精神和生活态度。

    可以说，纪录片是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所借用的主要媒介手段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制作机构都加强了对文化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投入，持续推出大量优秀纪录片作品。但也要看到，仍然有相当部分作品观念陈旧、形态落后，对于传统文化的介绍还处于“开中药铺”的简单罗列阶段，有些甚至为了获得项目资助和轰动效应，不惜编造和篡改，带来了传统文化的失真与失质等问题。

    对此，进一步加强纪录片的创作质量和创新能力，就必须在更好研究受众需求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内容、形式、表现等问题。传统文化于我们并不遥远，但似乎又缺乏确切感。只有呼应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任务，采用融合创新的方式去挖掘和转化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增进传统文化的时代感、生活感、意义感，打造不负新时代的文艺精品。

    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方式。《本草中国》《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纪录片，借助中医、茶文化等广受世界瞩目的优秀内容，成功地将其中蕴含的生活智慧、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传播到海外。我们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交流，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中具有跨文化潜质的元素，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创新转化、有效传播，增进全球观众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借文化题材纪录片讲好传统文化的故事，带领观众领略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一定能更好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

《人民日报：在纪录片中遇见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