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在人伦上的比较

朱光潜

    西方关于人伦的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中国诗言爱情的虽然很多，但是没有让爱情把其他人伦抹煞。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在西方诗中不甚重要，而在中国诗中则几与爱情占同等位置。把屈原、杜甫、陆游诸人的忠君爱国爱民的情感拿去，他们诗的精华便已剥丧大半。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注《诗经》把许多男女相悦的诗看成讽刺时事的。张惠言说温飞卿的《菩萨蛮》十四章为“感士不遇之作”。这种办法固然有些牵强附会。近来人却又另走极端把真正忠君爱国的诗也贴上爱情的徽帜，例如《离骚》、《远游》一类的著作竟有人认为是爱情诗。我以为这也未免失之牵强附会。看过西方诗的学者见到爱情在西方诗中那样重要，以为它在中国诗中也应该很重要。他们不知道中西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本来不同，恋爱在从前的中国实在没有现代中国人所想的那样重要。中国叙人伦的诗，通盘计算，关于友朋交谊的比关于男女恋爱的还要多，在许多诗人的集中，赠答酬唱的作品，往往占其大半。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的交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诗人中为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诸人虽亦以交谊著，而他们的集中叙友朋乐趣的诗却极少。

    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有几层原因。第一，西方社会表面上虽以国家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所以尽量发展，以至掩盖其他人与人的关系。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往往就已说尽他的生命史，在近代尤其如此。中国社会表面上虽以家庭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兼善主义。文人往往费大半生的光阴于仕宦羁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他们朝夕所接触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与文字友。

    第二，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的影响，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与男子欣合，在中国得于友朋的乐趣，在西方往往可以得之于妇人女子。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女子的地位较低。夫妇恩爱常起于伦理观念，在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乐趣颇不易得。加以中国社会理想侧重功名事业，“随着四婆裙”在儒家看是一件耻事。

    第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像隋炀帝李后主几位风流天子都为世所诟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

    这并非说中国诗人不能深于情。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最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诗，雪莱和布朗宁诸人的短诗是“慕”的胜境；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总观全体，我们可以说，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

（节选自《朱光潜谈美》）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提出著名论断：“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理论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试图从地理、宗教、民情、风俗中追寻法的精神。他们虽然都没有洞悉法最终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但都从德与法的关系角度，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德性惯习极大地影响到法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德与法相互交融，德乃人们心中之法。

    道德是人们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与融合的成熟形态，即表现为法律信仰与法治观念，亦即形成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法治成功的内在标志，是法律被民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而不是畏惧、忌惮法的强制力，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并赢得“人心”

    法律与道德并非浑然一体。一般而言，国人擅长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方式，因而常常容易将道德与法律做一体性认识和处理，然后如太极八卦一般，讲究两者的相互转化。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相对分离，法律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生活的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当然，在分析法律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同时，充分认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对法治国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命题，既解释了在社会稳定时期，法律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看待，又肯定了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其实难以决然剥离。但是，当命题转向治国方略，亦即究竟是“依法治国”为主，抑或是“以德治国”为要，答案当然毫无疑问地指向前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次有序，依法治国是主体，以德治国为辅助，这是由法律与道德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现代法律是高度建制化的制度性事实，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特征，体现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化的实践要求。相较而言，道德治理则可能陷入混沌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总体来说，在当代复杂社会形态下，道德治理难以独自构成一种“治式”，无法提升至治国方略的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法主德辅”绝非否定道德的作用，而仅仅是指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法治更适合作为主体，也更应该成为主体，而以德治国是建构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战略。换句话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互为支撑的结合，也是主次有序的结合。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法治与德治主次有序，但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止步于此，而是为了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归，形成良法善治的辩证统一体。

（节选自《道德与法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光明日报》2015年04月，有删改）

雅俗的未来

王立刚

    1917年杜尚把一个小便池提交给“独立艺术家学会”的展览，这件“作品”于是成了最著名（或许也最声名狼藉）的现代艺术品之一。不论对这一作品的内涵有多少种解释，至少下面这种解释非常符合历史的前后语境，那就是：小便池是对此前持续了几百年的高雅艺术的一种讽刺，也是分化的精英群体用俗来矫正雅的一种激进尝试。20世纪5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全面压倒了古典音乐，电视压倒电影，HipPop压倒华尔兹，迷你裙压倒长裙，通俗小说压倒纯文学……或许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大众的俗趣味对精英的雅趣味取得如此巨大的优势。审美突破了精英的沙龙、书斋、博物馆和剧院，扩大到整个社会群体，这就是当代西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缘起。

    谈到中国，在当代，从审美领域来说，大众趣味将审美拓展到一切领域、一切对象，远远超出了艺术的范畴，可以说是无边的审美，如人们每天的微信中都少不了随手街拍的花花草草或者美食图片等。不仅大众的审美对象是无边的，审美标准也是极为多元的。高雅艺术继续存在，但愈趋局限于狭小的圈子中。更值得关注的反而是大众对所谓的俗趣进行的种种发展和探索，有时这种方式被冠以“恶搞”而显得很负面也很不审美，但也有一些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对素朴道德的渴望，譬如周星驰的一些电影。高雅艺术也有采取俗世对象和方式的。互联网上，文学、音乐、微电影呈现出高雅和庸俗糅合在一起的无数尝试，互联网发展大大加速了大众和精英趣味的分化、成长和创新。

    高雅趣味与大众趣味的良性互动将创造空前的文化繁荣。但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种繁荣，还看到另一种畸形的审美，那就是恶俗和平庸的崛起。

    恶俗是利用人性中的一些弱点来博得大众的眼球，毫无疑问，个别的恶俗艺人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随着大众的批判精神的提升，恶俗很难再获得20年前的机会了。

    与恶俗相比，平庸更体现了市场、资本对于审美的影响。掌握了强势媒介的人将其庸俗趣味经营为一种文化资本，并行使“审俗霸权”来压迫受众。这种资本通过挖掘“文化偶像”，培育出庞大的粉丝群，粉丝群为文化资本埋单。“粉丝”不是一开始就“脑残”的，很大程度上是资本运作的结果。文化偶像所属的团队或公司利用代笔、水军、绯闻、贿赂平台、买榜等不诚信的手段来“诱捕”粉丝，慢慢使之失去反思能力和审美独立性。

    如果能够排除这些文化资本运作的不正当性，日常生活审美化将是令人期待的。在不同的人群中，总有一些人实践着颇为不同的生活，创造出独特的美的作品和美的观点，他们的传奇也在自媒体上流传，但他们并不是神话，而是现实的人，是审美的主体。

（节选于2014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北宋时期的梅饶臣，才华横溢，却仕途失意，只好寄情山水，反而成了著名的诗人。欧阳修有感于此，得出了“诗穷而后工”的结论。这里的“穷”，不是贫穷，是指经历的坎坷、处境的艰难。而由此产生的痛苦、忧伤等情感，用心理术语来说，就是人的缺失性体验。。

    人生体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丰富性体验，即由事业成功、爱的温暖或才能的充分发挥等引起的愉快、满足；一种是缺失性体验，即因事业不顺、爱的缺失或才能无法施展等引起的痛苦、愤懣。

    挫折、痛苦是任何人都不愿面对的，但一定程度的挫折和痛苦对有价值的人生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就像没有大气压力，人的身体就要爆炸；没有重物压舱，船在大风大浪中就要翻覆一样，若一切都顺利、美满，生命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司马迁说“发愤著书”，韩愈说“不平则鸣”，恩格斯说“愤怒出诗人”，都说明了痛苦忧患对作家、诗人的重要意义。

    “穷”为什么能使诗人的诗更“工”呢？

    首先，“穷”是创作的动力。挫折使诗人心理失衡，从而产生宣泄的欲望。而挫折带给诗人的缺失性体验达到极限，就会产生强烈的宣泄欲望。对于诗人来说，宣泄的最好方式就是写诗。所以，“穷”是诗人之不幸，但从创作角度来讲，也是其大幸。正是“穷”，使诗人积蓄了深刻饱满的情感，把他推上了创作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穷”塑造了诗人。

    其次，“穷”造成诗人独特的感受。客观世界只有一个，可心理世界却因人而异。诗人的痛苦、哀怨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一种情结，无论他感知什么对象，都会受到这种情结的影响，从而出现感知变异。如李煜，从堂堂的一国之君突然变成囚徒，巨大的落差使他的心始终浸泡在痛苦之中，这让他眼中所有的物象都染上一层凄婉哀伤的色调。这种情绪是消极的，却也成就了他的词作。

    第三，“穷”使诗人的想象定向化。当人处于痛苦、失意中时，对其所失去的或先前所渴望的对象充满更加强烈的向往，从而无论遇到什么，都要跟这一向往联系起来。如陆游，其理想是收复中原，但恰恰这一理想无法实现。“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这种情感使他执于一念，无论做什么，都会联想到“扫胡尘”“靖国难”。如果陆游的理想得以顺利实现，那么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将领，而不会成为诗人。然而恰恰因为“穷”，因为忧伤、痛苦，才使他产生了如此激昂的想象力，从而写出了极“工”的诗篇。

（摘编自童庆炳《“穷者而后工”的心理学内涵》）

    中国人的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时代。当时出于族际间识别的需要，每个氏族都会有一个本氏族的专用名称，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全体氏族成员共同的姓，如姬、姜、姒、妫、姚、好等。这些姓皆从“女”字旁，从一个方面表明姓最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在先秦时期，姓、氏是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氏是氏族内部家族组织的名号。出现姓、氏上下两级结构，是因为当一个氏族由于世代久远、人口增殖而规模越来越大时，氏族内一些成员间的血缘关系就会越来越淡，有些成员甚至可能已经找不到与另一些成员间的血缘联系了。这时，氏族内一部分血缘关系较近的人便会结成次一级的血缘组织，而次一级的血缘组织也会有相互识别的符号，这就是“氏”。

    姓与氏作为不同级别血缘组织的名号，在先秦时代的区分很明显。首先，在对始祖的追溯上，姓所代表的氏族组织历史悠远，世系模糊，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明确地追溯，每个姓的祖先只能出自想象；而氏由于所代表的家族组织历史较晚，世系清晰，其始祖多数可以确切地知晓。比如春秋时鲁桓公的三个儿子所建立的家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庆父，叔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叔牙，季孙氏的始祖可以追溯到季友，而三家共同领有的“姬”姓的始祖，却只能想象为传说中的人物黄帝。其次，在姓氏应用规则上，先秦时代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现今的一些姓氏书为先秦男子也冠上了姓，如称周文王为“姬昌”，武王为“姬发”，周公为“姬旦”，其实都是不符合先秦实际的错误称谓。周公在先秦典籍中多被提及，均无称“姬旦”者，其被称为“姬旦”，是晚至《晋书•王浑传》才有的事。大概到了晋代，人们对先秦姓氏应用规则已不甚清楚，遂以后世制度相比附。

战国时代，随着社会血缘组织的结构形式由氏族、家族两级形态向单级的个体家庭形态转化，姓氏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姓与氏合流。原有的姓、氏都无区别地成为新姓氏制度中的新姓，此后无论单称“姓”“氏”，还是合称“姓氏”，其所代表的都是个体家庭的名号。其次，姓氏在应用规则上不再有男女之分，无论男女，其个人称谓都以姓加名的形式出现，人们所熟知的秦王“嬴政”，刺杀嬴政的“荆轲”，为荆轲击筑送行的“高渐离”，都是如此。再次，以前同姓即意味着同祖，但姓氏合流之后的新姓多数是由从前的氏转化而来，因而变化后的同姓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比如春秋时期的几个国家都有孔氏，鲁国的孔氏姓子，属殷商遗族；郑国的孔氏姓姬，为周厉王之后；陈国的孔氏姓妫，据称出自虞舜。这三支孔氏在变化之后都转为了孔姓，但三者并不必然地沾亲带故。新姓氏制度自战国中期确立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摘编自张淑一《古代姓氏浅谈》）

    “浙学”的成型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遍及两浙，风靡全国，确立了良知心学理论体系。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史学派，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自南宋至明清，浙学内部学派林立，宗旨各异，而其主流则是以“求实、批判、兼容、创新、民本”为根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浙东学派”的概念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的著作。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浙东学派”一词，指的是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浙东学统，或曰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撰《宋元学案叙录》，多次使用“浙学”概念，并作肯定性评价。他认为“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清乾嘉时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术渊源与学风虽有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

    溯源追踪，综合比堪，“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区。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它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我们在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时，必须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然而站在当今文化建设和弘扬文化精神的立场上，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尤其重视对其人文精神的研究和应用。

    历经岁月磨合凝练，“浙学”内部的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形成为地域学术文化传统，逐渐凝练出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知行合一，经世应务、兼容并包”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2019年3月29日《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