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本体性关怀，是人类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精神活动。

    借助于信仰活动来表征和实现自我超越，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的和最高的精神标志。商周时代，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天神天道信仰。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人类轴心时代，老子、孔子等思想家立足人文价值的探索，正好具备实现思想突破、完成人类自我超越使命的历史条件。对于自己的核心思想和信仰，他们都用一个“道”字来表达。

    从《论语》一书中，可见孔子对“道”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相比于“道”，吃饭穿衣皆不必太计较，君子应该操心的是“道”的寻求与实践，这样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即便闻道后马上会死去，也在所不惜。如果“道不行”，不如“乘桴浮于海”。孔子之道，孟子是其身后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最坚定的推进者，他将“义”提到与“仁”并列的地位。将仁义由个人生活推廓至政治领域。经过众多儒家学者的研习和宣扬，仁义之道在战国中后期已为不少诸侯国上层人士所接受，得到广泛传播。

    汉高帝十二年，刘邦自淮南至鲁，以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帝王祭孔之先河。从此，儒家学者开始对仁义之道不遗余力地加以传播。在汉代传播儒家仁义学说的过程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董仲舒。因为他在给汉武帝所上“天人三策”中，主要是从政治层面论道。儒学的发展，至宋代达到顶峰。追求经世致用者，有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朔学、苏轼家族的蜀学和陈亮的功利学派。理学一派则前有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奠基，程颢还被学者尊为“明道先生”，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完成了理学体系的建构。两派虽于内圣、外王各有侧重，但对仁义之道内涵的开掘极其深入。

    相对于广阔的社会需要而言，思想家的儒学传播主要是在精英文化圈。南北朝末期，颜之推撰巨著《颜氏家训》，涉及家庭伦理、处事原则、人生礼仪等诸多方面，对整个宗族具有重大引导作用。影响所及，带动了后世大量家训作品的问世。宋代以后，宗法作用日益提升，各地家族谱牒大量产生。每部族谱依例皆有家训、家规的篇章，包括孝父母、和兄弟、敬祖先、睦宗族、忠君上、笃师友、戒骄淫、务耕读、制财用之类的日常生活准则，成为传播仁义之道的绝佳途径。且以新近发现的湖北省罗田县民国《晏氏庚午宗谱》为例。谱中除了《首传一》收载《户规》外，《首传二》一整册皆为明清时期的“先祖遗训”，包括《圣瑞公训词八则》《伟人公家诫十六条》等14种。其《圣瑞公训词八则》论“积德”云：“济世之心争诚伪不争大小，总须出于真挚，量力而行。”诸如此类由各地乡绅所作的家训、家规，文字上或许不能入思想家的法眼，却将仁义之道生活化、通俗化，用语比思想家更鲜活，易为普通人所接受。尤其是家训、家规出自各族先人或乡贤之手，更増后人敬畏之心和亲切感，能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南、生活的向导。通过各种渠道的传播，仁义之道成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进入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与其生活水乳交融。

（节选自周国林《仁义之道 ——中国传统社会之信仰》）

    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zhì）、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

    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驯火者

    火箭如喷着火舌的莽兽巨龙，梁思礼这些第一代中国“驯火者”就要为这头巨兽套上笼头，绑上马鞍，驾着它从战争的废墟驰向航天的大门。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

    那时，留美归国的梁思礼担任该型号火箭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远程运载火箭要求精度更高，控制系统也要更进一步，原有的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体积、重量过大，必须做出小型弹上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个棘手难题。

    梁思礼大胆决策，决定采用“惯性平台一计算机方案”。但这种方案必须用到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在当时技术成熟度并不高，对于导弹研制和发射来说，这块神秘莫测的区域虽然诱人却少有人染指。当时只有美国的一款洲际导弹用过，但元器件经常出问题。

    梁思礼和负责制导控制的同志，决定从系统设计上解决集成电路稳定性问题。他们重新推导了制导方程和关机程序，最后拿出了一个方案，减少了三分之一集成电路，不仅为计算机“瘦了身”，还解决了可靠性的问题。

    然而，与政治上的压力比起来，技术上的压力还只是小儿科。

    1969年底，军管会与北京市联合组织“705”大会战，提出了“改革研制程序，不搞烦琐哲学”的口号，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抓科研。大会战虽然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但是以群众运动方式研制导弹，使大部分设备在试验时问题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厂返修，甚至重做。

    梁思礼被逼无奈，想出了另一个对策。他说：“当时我留了一个后手，我没敢把弹上所有的东西拿去会战，仅仅同意把地面设备、电源设备，这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拿去会战了。结果会战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回来以后还得返修整顿，搞得非常被动。”

    就在这样的闪转腾挪中，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步步进行着。

    1971年春天，远程运载火箭各个分系统完成，送到211厂做总装测试。测试中，梁思礼发现笔录仪上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毛刺”干扰，而且时有时无。为了查明原因，梁思礼带领技术人员“守株待兔”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是相邻车间用电载荷瞬间突变造成的。还有一次，因为脱落插头里的一颗小钢珠不见了，梁思礼就要带着大家趴在厂房里找上几个小时。总装阶段中，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后来，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梁思礼提出了“十倍理论”，意思是在概念设计阶段，花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十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要花一百元钱…

    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最后的问题又何止十倍？为了搞掉这些“毛刺儿”，梁思礼带着同事在211厂不分昼夜拼命干，一干就是五十天，最后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六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九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1985年，他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倘若时空能像纸张一样轻松折叠，用铅笔在上面戳个洞，再展开：美国普渡大学模拟电网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梁思礼，五院里夜夜鏖战的梁思礼，酒泉发射基地里做着发射前最后检查的梁思礼，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的梁思礼……在每一个节点，梁思礼眸子里不变的热情抵御着时间的轮番攻击。时间夺去了他的青春，却没能撼动他的初心——对中国航天不倦的追索。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住的地方并不大，房子的装修也很简单、朴实。这栋房子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子，还有唐山大地震时留下的裂缝。（黄奔《我和梁启超之子梁思礼的交往》）②粱思礼说：“我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这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梁思礼院士自述》）③梁思礼坦言，真善美需要坚持，有时候还要吃些苦头。“吃苦头就吃吧！“他爽朗地笑着说，自己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刘茜《访梁启超之子梁思礼》）

    南宋范成大在《醉落魄·栖乌飞绝》中云：“花影吹笙，满地淡黄月。”此乃一绝妙的境界，花影扶苏，月光绰绰。而苏轼的《水龙吟》也具此类风韵：“……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朦朦胧胧，迷离忧愁，自有独特的美感。

    雾里看花，乃中国美学的一种境界，它构成了中国含蓄美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曲径通幽，以婉转委曲的传达，产生优雅流畅的美感；雾敛寒江在于从艺术形式的内部激起一种张力，从而创造一个回荡的空间，展示丰富的艺术内容；雾里看花，则通过迷离恍惚产生独特的美感，与西方美学中的朦胧美有着相似的内涵，但却略有不同，它具有独特的哲学思想内涵。

    谢榛谓作诗“妙在含糊”，董其昌谓作画“正如隔帘看花，意在远近之间”；恽南田曰“山水要迷离”……这些论述均意在说明，迷离微茫能产生比清晰直露更妙的美感。

    中国古代有三远之说，北宋郭熙以平远、高远和深远为画之三远法。郭熙稍后的韩拙又提出三远说：“郭氏曰：山有三远……愚又论三远者：有近岸广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有烟雾暝漠、野水隔而不见者谓之迷远；景物至绝而微茫飘渺者谓之幽远。”

    韩拙眼中，迷远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山水境界。阔远，弥望的是无边的山色，幽远更是“微茫飘渺”，也具有迷远的审美特征。故可说，韩氏“三远”突出了迷远的地位，使中国画的朦胧处理从激发而走向理论自觉。

    唐宋山水画就有很多重迷远的例子，如李思训善画云雾飘渺之态，《历代名画记》说他：“其画山水树石，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李成更以平远迷离山景见长，苏辙谓其：“缥缈营丘水墨仙，浮空出没有无间。”二米（米芾、米友仁）将迷远之景推向极至，他们所创造的“云山墨戏”，就是以迷离漫漶之景为形式特色。

    中国画到了明代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说，推崇南宗，其中二米的风格就被当做南宗画的代表之一。在董其昌等人看来，二米的“云山墨戏”做的是一种“宇宙的游戏”，它使人能看到宇宙初开之象，在其朦胧恍惚的传达中看出鸿蒙的意味。如米友仁的《潇湘图卷》如同一个梦中的世界。全幅画以淡淡的水墨染出，轻云出没有无间，雾气飘渺，树木唯留恍惚的影，山只存若隐若现的轮廓。

    园林艺术中也如此，园林中点点皆实景，你不能在园中起一丝云烟，也无法在山前看一片梦幻，但中国许多园林创造恰恰就是为了飘渺的云，为了迷离的雨，为那山前的暮霭，为那萧寺的岚气设计的，看看他们为园景的命名就知道他们的用意。如“浮翠阁”“远香堂”“涵碧山房”“寄啸山庄”等，景皆实，但起意皆虚，实景虚意，妙出玲珑。虚意构思使园林给人留下更丰富的想象空间。

（节选自朱良志《曲院风荷·中国艺术十讲》）

    “热词”是指来源于突发事件或社会现象，经过形象、鲜明和恰当的隐喻性总结，让人们更深刻地记住关键信息的公共焦点词语。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热词”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潮网络语言。“打酱油”、“俯卧撑”乃至“被××”之类的热词从词语本身找不到任何流行的理由，而且这些词语往往不是逐渐扩散，而是瞬间的爆发。显然这类热词不是像以往的许多网络语言那样因词语本身的娱乐性导致了流行，大多是因突发的社会事件传播得以派生，而且这类热词几乎无一例外具有较多的政治讽刺意味，反映的是社会“杯具”何其多，人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走向民主的一种方式，是中国网络政治化的一种体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90年代末以来进入了深水区，政治改革尤其步履维艰。在这种现实状态下，网络的政治化可以说是公众表达的常规通道堰塞而造成的政治话语溢出现象。而网络的确为当代中国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表达可能，有人因此而乐观地预言网络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建设进程的重要力量。可实际上，人们上网发表意见可能是自由的，但信息如何传播却完全由不得自己，各类网络运营者操控着网络信息的传播。

    热词的出现使网络传播形势有了一些改观。一个本来难以扩大影响的社会信息，由于被人从中提炼出具有讽刺性乃至黑色幽默意味的隐喻词语而产生了“陌生化”的情景效果，随即因为网上读者的关注和分享而成为口头禅并被强力传播，进而迅速走红成为热词。显然，热词热起来的社会学原因在于网民自发形成的积极介入态度。在网络日益被运营者操控的形势下，这种对传播的主动介入可以说是普遍网民对“被传播”现实的一种反抗。

    热词之所以会“热”，也和它的接受环境分不开。在媒体自身权威性不够却又面对公众质疑时，许多“专家”和“权威机构”常常会冒出来强化信息的权威性。弱势的普通民众当然无法与“专家”、“权威机构”对抗，但一些陌生词语“被××”——“被就业”、“被代表”、“被平均”等等，却凭着机智的反讽破了媒体操控者的意图。

    普通民众对媒体操控者和所谓“权威”的不信任是热词走红的社会环境，但热词并非只是消极的拒绝。许多因热词而“热”并最终引起社会重视的案例显示，网民传播热词的热情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社会关怀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每个网民个人的直觉和判断，来自一个人内在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当然，信息的不对称使网民个人的判断无法完全避免错误和偏见，但这并不影响这种社会关怀的舆论价值。这种激情的存在证明，社会上尽管充斥着欲望和不公正，但人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有良知。

    无论如何，热词的大量出现已成为中国式网络的特色景观，热词将作为有影响力的社会表情符号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

①通过电脑屏幕阅读一页页的网络文章，看似与阅读一页页的印刷文章差不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研究表明，所有的阅读都是涉及多种感觉的活动，书面作品的物质性感觉—运动经验和文本内容的认知处理过程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从纸面转到屏幕，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阅读方式，它还影响了我们投入阅读的专注程度和沉浸在阅读之中的深入程度。更令人不安的是，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教育专家以及网站设计员进行了大量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当我们上网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鼓励粗略阅读、三心二意、肤浅学习的环境。

②2008年，以色列一家名为“点击报告”的公司收集汇总了全球一百万名网站访问者的行为数据，分析发现在大部分国家，人们阅读当前网页的平均时间在十九至二十七秒，其中包括网页内容载入的时间。在网上，不存在气定神闲地从容浏览这回事，我们只是想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搜集信息。同年，一项针对二万七千五百名年龄介于十八至四十五岁的成年人的国际性上网时间调查显示，人们把大约百分之三十的闲暇时间用于上网，其中，中国人上网时间占业余闲暇时间的百分之四十四，居世界第一。一方面是长时间的上网，另一方面是每张网页的短暂停留，这恰恰说明了人们在网上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一张网页跳转到另一张。网站上的内容犹如碎布拼成的床单，我们的大脑在神经通路重新排布后，已经完全适应此种安排，而传媒企业针对这一特点所设计的网页更是将之不断地“正强化”，即越简短、越细碎越受欢迎，一种恶性循环产生了。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一针见血的评论：“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

③互联网空前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却又空前地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这或许是互联网对我们思维产生长远影响的最大悖论了。大部分时候，人们就是在一次接一次的走神造成的分神状态中匆匆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浅浏览，既没有深度阅读的可能，也没有深度思考的空间，创造性思考更是无从谈起。可以说，互联网的兴盛宣告了浅浏览时代的全面到来。

④科学研究表明，智力深度养成的关键在于形成长期记忆，而长期记忆得以巩固和内化的关键在于专注（精力集中）。以往扮演这一角色的是基于书本媒介的深度阅读，书的读者和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作者的文字充当着读者头脑中的催化剂，激发读者产生新的洞见、新的联想与新的领悟，长期的深度阅读甚至可以使人与书本、纸张间产生情感升华。很不幸的是，如今的互联网所鼓励的却是持续不断的精力分散，它以远超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强迫性，让我们在精力投注与精力转移之间疲于奔命，在“忙者生存”的脑细胞大战中，支持深度思考、批判性思考的大脑功能彻底失败了。

（节选自《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原载《书屋》2012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