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生死观（节选）

    人类何时才具有理性的生死观？依我看，这主要决定于两项因素：一是，依靠文明程度的逐渐提高，特别对自然界现象有超脱蒙昧的认识，也就是有某种朴素科学观念的产生；其次，积长期的生活经验，对人生苦难有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懂得人之生老病死本无可避免，人间的真苦难在于社会不公，贫富悬殊，一部分人统治、压迫、剥削另一部分人，人和人之间展开对于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常态。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深深地感觉到，人活着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甚至比死亡还要难受、还要可怕、还更令人屈辱。这实在是生不如死。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死观自然而然要发生变化。中国到了周朝就起了一个大变化。周朝时提出“远鬼神、重人事”的治国方针。所谓重人事，就是将处理社会关系、重新确立新的宗法秩序、制定用于统治的“礼”摆在第一位，万事“礼”为首，人生的第一要义是遵礼守法，安份守己。尊天是必要的，但天命不足恃；鬼神也是要敬的，但办事不能只靠占卜问卦。人的苦难并非由天造成，实人自为之。夏日炎炎，冬夜严寒，“人生百岁，必归其居（就是说，不可避免地要归于死亡）”。相传姜太公有一本《家教》流传于世，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罗网之鸟，悔不高飞；吞钩之鱼，恨不忍饥；人生误计，恨不三思；祸将及至，恨不忍之。”这就是说，人之招灾咎由自取，非“天命”使然。万事皆在人为，就是“天命”亦可抗争。

    中国五千年漫长的历史，虽有各种迷信观念盛行，但本土宗教意识淡薄，凡宗教都在政府当局控制之下（或被其利用），这是很了不起的。对此，有周一代功不可没。后世的人仍念念不忘此理，如宋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道：“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从春秋战国时代即先秦及其以后，由于时代的进步，社会斗争加剧并趋于激烈，人类的知识积累多了，自觉性也增强了，于是人对生命的理性思考大进一步，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生命哲学。这里不必细说，只略提以下三种：

    一是儒家的生死观。儒家思想在中国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它继承并发展了周代的“重人事”的主张，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也就是要珍惜生命，生尽其用，有所作为，建功立业。人虽终有一死，但若能“立功”、“立德”、“立言”，就可以做到“三不朽”。所以，总的说，儒家的生命哲学是相当积极的。

    再就是道家的生死观。道家和儒家不同，不主张“人为”，而主张一切顺其自然——“道法自然”。人要做到“无为”、“无事”、“无欲”，天下才会太平，国家才能治好。老子说过一句话：“死而不亡者寿”。这里将死、亡两字分开，赋予不同的含义，所谓“不亡者”即相同于“不朽者”，人虽死而其名其功业长存于世，这才是长寿者。这和儒家的“三不朽”思想颇相似。然而，道家对生死的“无常”、生命的短暂，也发出过无奈的感慨，如庄子所说：“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接下来就是宗教的生死观了。在中国主要就是道教和佛教。道教奉老子为教主，实际上，它是继承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求长生的欲望。“求长生”、“求仙”固然不能成真，但道教所创造的一套养生健身之术，有些如太极拳、练剑等倒颇有益于人的健康。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使灵魂之说大为盛行。佛教不承认生命“常住论”，也不承认生命“断灭论”，而提出一种所谓“因缘和合”的流动生命观（后来演化为“轮回论”）。等到传入中国，大乘代小乘而兴（大乘以救世利他为宗旨，小乘以修身自利为宗旨），人死要投胎转世轮回之说深入人心（这和佛教的“业力说”和“中阴身”说亦有关）。此外，又掺入了中国的许多迷信观念，于是相对于人间世界，便又创造出一个灵魂世界来。

（选自2007年第20期《新华文摘·关于人的生死观》有删节）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二十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胃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肿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万历元年正月初五日，小皇帝传谕内阁提前举行日讲。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极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尊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但是责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即便讲官准备不充分，讲辞前言不对后语，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而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离经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没有废止这种优礼。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对讲官接二连三地影射批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九又在边区远省。

（节选自三联书店《万历五十年》）

    文化是有生命的，它一定要生长、发展。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其中必然涉及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近年来，人们特别关注传统文化。但在讲传统文化时，常常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传统文化不是不再变化的凝固体，它始终在变化发展。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始终是变化的，比如，董仲舒时代的正统思想就与朱熹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传统文化在新陈代谢中往往呈现出自己的复杂性，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精神：一种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精神，它锤炼出多种文化经典；另一种是秦汉以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强化的，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精神。后者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继续尊奉的传统，其实它并非传统文化的全部。

    文化的发展既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反映在人的主观意志上，就有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持和互动。平常时期，这种争持与互动并不明显，但在文化转型期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激烈，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如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使其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近代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化新陈代谢过程中，开新者和守成者内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例如，开新者中有的非常激进，有的比较持中；守成者中有的颇为温和，有的相当保守。

    开新与守成都是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开新是为了发展，守成也是为了发展。传统文化会不断通过新陈代谢丰富并发展自己。所以，守成者并非只守着老祖宗的家底，也包括守住后来通过新陈代谢所获得的新东西。就像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某些后天的变异稳定下来，通过遗传传给了下一代，于是新的物种逐渐形成。只有变异而没有遗传或只有遗传而没有变异都不能形成断物种。

    在文化开新与守成过程中，特别要防止那种自觉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外来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一种文化越是善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就越会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相反，拒斥新文化，必定渐趋委顿。鸦片战争前，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上未遇到重大挑战，于是许多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无需借鉴吸收其他文化。这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自己文化的生命力有自信。勇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营养，才能助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进步。不能把文化自信变成自我满足，甚至排斥新文化。

（摘编自耿云志《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书法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下产生的特殊艺术，是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三代夏商周秦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非常重视天和人的关系，把天和人紧密的联系起来。当时产生的几种学说非常显著的具有这个特点，比如阴阳五行说、灾异说、分野说。这些学说成为了早期中国学术的基本指导思想，深刻的影响着当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也对后来的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观念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当时这种注重天人关系的实际表现，比如孔子作《春秋》，其中很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天命和人事之间关系的，他用很隐晦而曲折的写法劝诫人们行人事时要知天命、重天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鼓吹天命观，就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把政权的合法性也和天的受命联系起来，后来两千多年来的皇帝在这一点上就几乎没有改动的加以继承了；而司马迁写《史记》，也说他的写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寓人事于天命的天命观，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迷信色彩。但是无可否认，它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尤其是此后知识分子文化观念的培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就是建立在这种初期发展得非常完备的天人感应论的基础上的。

    在这种非常浓厚的重视天命的文化观念的长期作用下，很自然的，人们的视野就会投向广阔、神秘而深邃的自然。因为自然，就是天地和人最接近最现实的部分。从而天人关系，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转为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说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和现在流行的人与自然的提法有概念上的不同。它沿袭了天人感应的一贯精神，主要是在于人和自然精神交流这个意义上的，而现在的提法则更注重人和自然实际间相处的关系，还有物质使用方面的关系。）。而对这种人和自然精神交流的思考，也很早就开始了。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可见在方法论上，孔子已经把人的思想性情和自然界的山水联系在了一起，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把人的性情在自然界中找到了相应的意象象征，从人而为仁，想到这种仁就像山一样的宽厚；从人而有智，想到这种智就像水一样的灵动。这实在是孔子思想光芒里最闪耀的火花之一！类似的说法多见于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老子也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是人行事的精神必须和天保持一致，向天学习。虽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但是都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而强调一点，那就是人的精神追求甚至行为方式都应该和自然找到共通点和契合点。这种人和自然的思维方式是从天命论演变过来的，但又是对天命论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将对后来的中国文人，尤其是对本文的主题书法艺术产生多么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最恰当的评价，指的是《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城取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但是，评价《史记》仅仅从艺术的层面还不够。司马迁自己的评价，也就是《史记》的写作宗旨，一共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史记》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古、今”，是一部浓缩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自成一家思想体系。“国学之根柢”的意义即在此。司马迁定位《史记》是效《春秋》而作的道德伦理典籍，其思想体系是两“立”：一为后王立法，二为人伦立则——《史记》就是为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树立法则。把司马迁自己对《史记》的评价和定位与鲁迅的评价结合起来，就是“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

    “治国之宝典”，指《史记》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即：一是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二是贤人治国，追求君明臣贤。《史记》开篇《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记述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国家建构不断完善的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史记》全书生动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如避免动乱发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不断地因时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人采择。最有名的变法改革，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是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渐进改革，历时二十年；商鞅变法急进改革，一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功效。渐进改革有许多保留，但所付成本小，负面影响也小；急进改革彻底清除旧制，见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负面影响也大。两种模式供后世借鉴。

    《史记》为后王立法，更深的层面是贤人治国，君要明，臣要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多明君贤臣的范例。司马迁笔下的明君，其正面形象有六个方面：或天下为公，任贤使能；或领导方法，察纳雅言；或关爱民生，珍惜民财。司马迁笔下的贤臣，亦有六个方面：或居官理民，依法断案；或为官清廉，当官自律；或治理积弊，救民水火。司马迁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极力颂扬；对暴君昏主、权奸污吏则无情批判，留下正反两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后世，合称“惩恶劝善”。《史记》不只是一部史学文学名著，还是一部人伦道德的教科书。

    所以，《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名著，还是一部治国宝典，蕴含了许多治国理政的珍贵经验，传递了一种有利于国治民安、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伦理观念。

（摘编自张大可《史记）是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治国宝典》，有删改）

    伴随农村环境治理力度加大，许多农村已不再是“垃圾乱堆、污水横流、尘土飞扬”的形象。笔者日前走访一些村庄，乡间小道干干净净，农房墙体统一美化，就连犄角旮旯处也难觅垃圾踪迹。村干部说，现在政府专门有农村垃圾处理项目，村里垃圾定时运，农村不再是“灰头土脸”。不过，农村垃圾处理也有难题。村干部说，许多村民垃圾分类习惯尚未养成，垃圾桶里厨余垃圾、残砖瓦片，甚至农药瓶子等混在一起，集中、转运难，后续处理也难。村民多年养成的习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有的村民觉得“垃圾扔桶里就行了”，为啥还得费工夫分类，而且要用好几个垃圾袋，挺浪费的。有的不清楚如何分，扔垃圾倒成了麻烦事。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必须解决农村垃圾处理这个难题。中央提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垃圾是主攻方向之一。政府在资金、人员、设备等硬件上不断补齐短板的同时，不能让“干部干、群众看”再继续下去，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让垃圾分类成为农民的生活习惯和自觉行动，解决农村垃圾处理“最初一公里”问题。

    做好农村垃圾处理，首先要源头分类。过去各类垃圾混在一起，通过填埋或焚烧等方式处理，不仅处理体量大，设备损耗快，而且有害垃圾极易产生二次污染，影响生态环境。况且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不少金属、塑料、纸张等可实现再回收利用，一扔了之，造成资源浪费。实践证明，源头分类是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农村居住分散，交通条件相对较差，若能在源头将可回收、可沤肥等垃圾分拣出来，能减少垃圾运输、处理的成本。

    做好农村垃圾分类，得立足农村实情，多想接地气的好招。城乡生产生活环境不同，垃圾成分构成迥异，照搬城市“有机”和“无机”分类方式，脱离村民实际生活，村民接受度不高。比如农村瓜果皮、剩饭菜等易腐垃圾多，恰恰可沤肥再次还田。有的地方将农村垃圾分为“可腐”和“不可腐”，最大程度方便村民理解，再通过保洁员的二次分类，确保源头分类质量。

    做好农村垃圾分类，还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机制，调动村民积极性。针对村民的疑惑、遇到的问题，通过召开村民大会等方式，让大家畅所欲言，干部及时解答。制定村规民约，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成立监督小组，确保垃圾分类有人管、管得好。有的地方举办“最美庭院”“垃圾分类能手”等活动，农民踊跃参加；有的地方探索垃圾分类积分制，可在小超市等兑换商品，将垃圾分类和农民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吸引农民参与。

    建设干净整洁的农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顺应广大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政府和农民一起发力，确保垃圾不落地，让农村“颜值”越来越高，农民生活越过越舒坦。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