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城”还是“卢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戍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的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做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札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现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域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

    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行，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

    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写成“龙城”“笼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糅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他，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具佳的境地。

    中国古代笑话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等，这些寓言故事就是早期的笑话雏形，两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幽默、讽刺方面是一致的，魏晋时期笑话确立不断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笑林》作为第一部笑话专集出现，增强了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独立性。笑话在明清时期空前繁荣，专辑不断涌现，代表作有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和清代的《笑林广记》。

    在《笑林》出现之前，中国先秦时期的幽默文学作品，其创作意图大抵是为了达到说理辩难的目的，并非单纯为引人发笑的纯幽默，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笑林》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传统，在笑话的表现手法上，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幽默而幽默”的观念。

    笑话中的幽默，就是用简单的情节，巧妙引出出人意料的结果。《笑林》以搞笑故事为主，往往在简单的篇幅中不忘情节的巧妙设置和形象的精心雕琢，表现出高超的引人发笑的叙事技艺。不少故事在铺垫中巧打埋伏，让人进入一个典型的环境中，之后突然揭开一个人们所难以预料到的结果，使读者或者听众经历由最初的期待紧张到结尾的醒悟释然这样一个快速的心理变化过程，从而引爆笑声，而这个转折就是传统笑话中的“笑点”。笑点能不能让读者感到好笑是笑话能否成功的关键。

    笑话能够达到“欢声满座”、“揭瓦哄堂”的艺术效果，其奥妙之一就在于精妙的修辞。古代笑话在修辞方面的成就很高，它注意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很注重运用多种修辞。从语言语境的角度来研究笑话中的幽默语言，能够帮助理解古代笑话的幽默，而艺术夸张是古代笑话中比较重要的修辞，在幽默理论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从美学观念看，笑话是属于喜剧的范畴，幽默讽刺是其瞩目的美学特征，因而其中的夸张手法必定与幽默结为一体。笑话就常常通过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矛盾，不仅把隐晦的东西显现出来，而且像放大镜一样把微小的东西放大开来。在描写人或事物的时候也有利用非合情合理的极度夸张，违反生活逻辑，违背生活真实来达到“可笑”的目的，例如建议鲁人截竿入城的老父、一叶障目取物的楚人，等等。这种言过其实的夸张修辞使言语更具幽默性，也给人深刻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宋扬《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

二月二龙抬头

春事兴

    中国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谚语。二月二也叫龙头节。龙头节最早起源于伏羲氏时代。伏羲“重农桑，务耕田”，每年二月初二“皇娘送饭、御驾亲耕”。到周武王时，每年二月初二还举行盛大仪式，号召文武百官都要亲耕。在中国北方，二月二又叫龙抬头日，亦称春龙节。在南方叫踏青节，古称挑菜节。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观天模式，在周天黄道确定二十八个星座，成为二十八宿。古人将这二十八个星宿按照东南西北分成四宫，每宫7宿，并按照它们的形象将四宫附会为4种动物。其中，东宫7宿被想象成一条南北伸展的巨龙，由30颗恒星组成。

    恒星相对不动，当地球公转的位置使巨龙星座与太阳处在同一方向时，太阳的光芒就会淹没星光，人们就看不到天上的那条巨龙；而过一段时间后，地球的位置转移了，巨龙星座又会重新出现，周而复始，古人找到了这个规律，并以它来判断时令。

    当被称为“龙角”的东宫7宿的第一宿出现与地平线上的时候，正值春天来临，所以，古人将它的出现作为春天的标志。而此时，恰逢中国农历二月雨水节气前后，由此产生了“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

    龙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雨神，祈龙神成为最普遍的祈雨仪式。《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三坟》云：“龙善变化，能致雷雨，为君物化”。

    《诗经˙小雅˙信南山》载：“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因而在农耕社会中，雨水对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只有适当的雨水，才能使庄稼长得茂盛，结粒饱满。

    大约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就有过“二月二”的习俗。据资料记载，这句话的来历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星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

    在宋朝时，二月二为“花朝节”，把这一天指定为百花生日。到元朝时又有“踏青节”之称，百姓在这一天出去踏青、郊游。有的人在踏青回家时，沿途采摘些蓬叶(一种地上生长的花叶)拿回家在门前拜祭，有“迎富”之意。

    明清时把这天称为“龙抬头”，因为农历二月初二，在惊蛰前后。蛇、蚯蚓、青蛙等冬眠动物被春雷惊醒，抬头出蛰。春回大地，人们期望“龙”出镇住毒虫。

    二月二还有祭祀土地神的习俗。有些地方称二月二为土地爷生日，并把此项活动叫社祭。在土地庙酌酒烧香拜祭后，由四个青壮年男子抬起土地爷雕像的轿子，在村里游行，祈求土地爷保佑一方平安，农业增产丰收。

    北京民间二月二有很多习俗，俗话说“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老百姓要在这天驱除害虫，点着蜡烛，照着房梁和墙壁驱除蝎子、蜈蚣等，这些虫儿一见亮光就掉下来被消灭了。

    这一天民间饮食还多以龙为名，以取吉利。如吃水饺叫吃“龙耳”，吃米饭叫吃“龙子”，吃馄饨叫吃“龙牙”，蒸饼也在表面上做出龙鳞状来，称“龙鳞饼”。二月二时妇女忌动针线，以免伤“龙”的眼睛。

    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新诗的宿命。语言方面与文言相对的白话，形式方面与格律平仄相对的不拘音韵、长短不一的自由体，对旧有的诗歌规范来讲，无疑都是颠覆性的，是对于诗歌基本范型的重构，是对诗歌本身的重新定义和对诗歌边界的拓展，这是极富想象力，同时也是极具挑战性的。诗歌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方面的，而更重要的是精神、观念方面的。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危机其原因是多重、复杂的，但其中非常根本的一点是文化层面。新诗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新诗的“新”自然首先体现在其物质材料、其外在形式上，白话诗、自由诗相对于此前的文言诗、格律诗而言的确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极大地解放了诗歌的“生产力”。胡适在写于1919年的《谈新诗》中，首先强调的是“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的意义，并指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就新诗的语言构成来讲，现代汉语更为贴近现实生活，更具时代性，其变化更多，句式结构也更为复杂，更长于表达复杂精细的情感、思想，就此而言，的确是别开生面，冲破了古典诗歌语言较为单一、封闭、僵化的状况，在最为基础的语言层面为新诗之呈现新的面貌打下了基础。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代汉语作为诗歌语言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其能力、资质已经得到公认，呈现了与古代汉语大为不同的诗意空间。新诗是与时代同行，不断“与时俱进”的，新的思想观念、美学取向、艺术技法等层出不穷；与传统诗歌相比，在诸多方面均实现了置换与更替，称之为“新诗”名副其实。

    20世纪以来，新文化、新文学、新诗、新中国……短短百年竞有如此多的“新”，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奇观。这一方面说明“新”有其现实基础、外在需求和内在的激情、冲动；另一方面，说明这里的“新”其发育是不充分的，其发展有挫折、有中止，因而才需要另起炉灶、重新出发。“新”的并不就是“好”的，关于“新诗”之“新”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诸多有识之士的反思。

（摘编自王士强《新的，现代的，自由的》）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钟声”意象

    中国古人写“钟声”的诗句很多，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如杜甫的“晨钟云外湿”、张继的“夜半钟声到客船”等。在这些诗句中，“钟声”以其自身特有的存在方式，构成中国古典诗学一个饶有兴味的审美意象。

    钟声从一开始就与人类的文化活动有密切的关系。黑格尔说：“塔楼上的钟塔是专门为宗教仪式而设的，这种依稀隐约的庄严的声响，能感发人的心灵深处……”在欧洲，钟声所传达的缥缈、崇高、严静的宗教意味，是自始至终贯穿下来的。

    在中国，有关记载中，钟声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的宗教仪式中的钟声，这种宗教音乐带给人的心理感受是恐惧、松弛和宗教性迷醉。另一类是与古代庆典活动相关的钟声，多用来助兴，表达一种阔大、热烈的气氛，如《诗经·关雎》中的“钟鼓乐之”。后来这类钟声又演变成显示身份地位的象征信号，如王勃《滕王阁序》的“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后一层意义的钟声，逐渐具有了较丰富的审美属性。

    但这些都还不全是古典诗学中那种发人深省、令人超升、使人有所领悟的“钟声”意象。它的生成还有一个更为直接、也更为深层的原因，这就是：钟声昭示着时间。

    无论中西，钟声都与时间有特殊的关系，或者说，钟声常给时间一种特殊的内涵。在西方基督教的生命观里，钟声能提醒人类生命的短暂和上帝的永恒，这就是西方哲学家所感悟的钟声所暗示的“精神时间”。在中国古代，钟声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积淀成分。

    在中国文化里，钟鸣常与桑榆之年等特定意象连用，表达对时光消逝的感觉和对生命的领悟。尤其在佛教东渡，带给中国传统思想以“空”的观念后，寺院的钟声被赋予了一切皆空的佛教思想，从而逐渐变成人们反省、忏悔、探视内心和领悟生存的象征。钟声作为一种信号，它展示出生命在时光中消耗、磨损的程度，从心灵深处提醒人们：夕阳西下或早晨到来，旧的结束或新的开始，以及“我们向何处去”或“何处是归程”等。钟声又常与年华已逝、风尘碌碌的惆怅心情联系在一起，其缥缈而又严静的音律也最易把精疲力竭的生灵，引入宗教的虚幻精神境界。

    在西方，对“钟声”意象最为关注和凝神思考的当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他晚年一直思考用“诗”去追寻在现代社会中“隐去”的上帝。他认为，对诗来说，重要的是“说出”（蕴含）“精神能量”。这蕴含的精神能量，被他比喻为“沉寂的钟声”。中国人真正悟出这“沉寂的钟声”的悠长意味的，则应首推唐代诗佛王维。他的《过香积寺》诗云：“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谷口疏钟动，渔樵唯觉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这些可以说是古典诗学中“钟声”意象的最佳表现。它充满了一种真正经心灵领悟、体验到的佛教所说的“空寂”，具有那种令人大悟的“精神能量”和很高的审美价值。与海德格尔“沉寂的钟声”不同的是，它不是召唤人们皈依上帝，而是皈依佛家宣扬的空寂的世界本原。在古典诗学中还有一种召唤，它不是召唤人们走向“空寂”，而是召唤人们回归自然，如唐人于良史云：“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钟声借助它积淀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宗教情感，往往能一举将人从现实世界引入虚幻王国。这对那些在现实世界中遭受挫折、困顿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如常建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钟声”已部分失去佛教内容，而成为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象。

材料一：

中国古代园林是文人读书治学的场地、修身养性的乐土、结社雅集的处所和文学创作的基地。园林的文学书写种类多样，异彩纷呈。园林中的建筑题名、匾额、对联等或取材于名诗文，或出自文人之手。文学史上众多美文意境与文学家的高雅情致，皆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的造景依据。拙政园来源于《归园田居》的“守拙归园田”；拙政园的留听阁用李商隐“留得枯荷听雨声”的诗意。园林散文、题园诗赋是古典文学与园林的另一种结合形式，如《阿房宫赋》《醉翁亭记》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和曹雪芹笔下“大观园”更是将中国园林的文学书写推向了高潮。

（摘编自袁圆《从<红楼梦>大观园看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学书写》）

材料二：

以自然风景著称的古典园林的最大特点，是真实地摹写了自然山水之美。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园林不是机械地照搬自然，而是经过艺术的再创造，从而表达造园家的主观情思和理想真实。欣赏园林，即欣赏园林表现出的造园家的审美情趣，及由此情此景交融形成的抒情意境。造园家组织安排山水建筑所用到的物质的线条、体形、质感和色彩，是自然符号；而园林风景的题名、匾额、楹联等，应用的是文字形式的诗句词章，是人为符号。

遍布我国大江南北的风景区和园林，历来都用简练的诗一般的文字点明景题，如西湖十景、承德避暑山庄的七十二景等，犹如西方公认的“标题音乐”，这种诗与自然风景的结合是我国造园艺术家独创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标题风景”。只要说出它的景名，游历过的观赏者心中就会浮现出一幅形象的图画，可见题名在风景欣赏中的强化作用。自然美所引起的联想和想象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由于出身、经历、文化水平、艺术修养不同，各人对景色的理解和欣赏有很大的差异。而园林要在一定程度上表达艺术家的审美观念，也必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对风景形象或景区所作的概括含蓄的命名题对就带有这种强制性，对观赏者可以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园林的创作构思，较重视意境的设计。造园家在构思时，往往先将风景区的意境，以简约的笔墨、诗的形式作一个概括，然后推敲山水、亭榭、花树等具体风景的布置，使之最合乎诗意。在园林大体完成后，就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在一些风景点的建筑和山石上配刻以题名诗句，这实际上是以“人为符号”对“自然符号”所组成的园林景色进行一次鉴定。《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工程告竣，贾政、宝玉、清客一行边赏景边为园中建筑风景题对。贾政说：“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为何不能“生色”？就是因为园林应用的自然符号在表情达意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直抒胸臆”，而题对能够画龙点睛地集中表现出艺术的生气和意境。

风景题对必须切题，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景色的特征。德国美学家莱辛说：“愈使它的人为符号接近自然符号，也就愈接近它所能达到的完美。”这种接近，不是粗浅的直接表露，而是要既含蓄又达意，要充分引起“比”“兴”，由景生情，以辞表意，来抒发景物所包含的深层意蕴。如拙政园的远香堂和留听阁，均为赏荷之处，而二者的题名都没有直接和视觉关联。远香堂主嗅觉，留听阁主听觉，题名都很有新意，既点出了二处的风景特色，又沟通了视觉、听觉、嗅觉之间的联系；并使游者联想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质，因而增加了审美的感受。这是我国园林利用古典文学遗产的一个佳例。

（摘编自刘天华《〈拉奥孔〉与古典园林——浅论我国园林艺术的综合性》）

材料三：

只见佳木茏葱，奇花焖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则清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沿，石桥三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倚栏坐了，因问：“诸公以何题此？”诸人都道：“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贾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压水而成，还须偏于水题方称。依我拙裁，欧阳公之‘泻出于两峰之间’，竟用他这一个‘泻’字。”有一客道：“是极，是极。‘泻玉’二字妙。”贾政拈髯寻思，因抬头见宝玉侍侧，便笑命他也拟一个来。

宝玉听说，连忙回道：“老爷方才所议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则觉不妥。况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陋不雅。求再拟较此蕴藉含蓄者。”贾政笑道：“诸公听此论若何？方才众人编新，你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且说你的来我听。”宝玉道：“有用‘泻玉’二字，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髯点头不语。

（节选自《红楼梦》第十七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