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伦之痒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明明很心疼妈妈却总是跟她吵架?”由全球热门排行榜微博发布的这句话，20多字，被转发1万2千多次，评论大多是“举手”“我也是”这般字眼，感同身受之情跃然纸上。

    在成年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之间，有这样一种“天伦之痒”正在悄悄发生。当独生子女离家求学工作数年，再以独立的社会人姿态回归，常常惊觉，在他们与曾经最为亲密的父母之间，空白的岁月已悄然划下鸿沟。

    因价值观念、思维行为、道德标准等不同而带来的两代人差异，通常被称为代沟，并不稀奇，然而，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今日中国这样，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和社会阶段的社会结构并存于当下，生活在不同社会形式下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由于经济、历史、教育等原因，形成了奇特的代际差异——双方既渴望亲密，却只能疏离；疏离之中，亦有无法剪断的现实羁绊，以及从经济到心理的相互依赖。

    在我国，由计划生育政策所造就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统计表明，独生子女人口已超过1亿。“独生子女家庭所具有的‘三口之家’的特征使得走向社会的青年独生子女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突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风笑天如此表示。

    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是时空压缩了的社会，穿越时代般的差异；也是彼此唯一的现实，羁绊日益加深，距离却被迫拉近，就像两块不同形状的木板，不得不捆绑到一起，挣扎与碰撞由此产生。

    在独生子女成长的这30年间，中国变化可谓风云激荡、波澜壮阔。改革开放让社会充满着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精神与物质的攻守起伏，时至今日，身处国家的不同地方，几乎可能造就身处不同的时代，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文化习俗等，在同一时空内相互作用——社会学者孙立平称之为“断裂社会”。

    当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时，横亘在50、60后父母与80、90后独生子女之间的时代鸿沟，可能达到300年。“独生子女和父母交流思想的难度，基本等于一个美国普通青年和独立战争时代的先人交流”，一位网友评论说。

    思想上的鸿沟，大多反映在类似的生活小事上：50后、60后父母们接受到的祖训是，不能分梨吃，筷子不能插在饭上，食物不能倒进厕所，右眼皮跳会有灾，更加会引起争端的，则是关于生活方式上，如：坐月子不能洗头、不能吃生冷、小孩子就是要多吃多穿……

    父母退休后，操心独生子女和孩子家里的事儿，就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除了孩子，父母没有别的依靠，也不太可能依靠国家。然而，一旦两代人不可避免地要长期同住，各种矛盾亦随之而来。有调查显示，与父母分住的青年的亲子关系，明显比与父母同住青年的亲子关系更紧密一些；子女与父母住在一起，虽便于交谈和互动，但也可能形成更多亲子冲突。悲哀的是，许多80后仍然不得不继续“啃老”。他们势单力孤，没有父母支援，实在是难以应付这个汹涌变化的社会。

    独生子女与空巢父母，或许注定便是这样冲撞与伤害、和解与依赖的两代人。尽管艰难，但还是要相互陪伴着、搀扶着走完。

（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

    语言不够“纯净”，据说是新诗的通病。然而将不同的因素冶于一炉，而使之产生浑然一体的美感效果，是诗歌艺术的可贵之处。我们并不认为诗和说话居于平等的地位。诗是经验的艺术化的表现，不是日常会话的达意。其次，文言在日常生活上虽已僵硬难用，但在艺术品中，经诗人的巧妙安排，却能“起死回生”，加强美感。反之，如果欠缺艺术的生命，则尽管一首新诗通篇不用一典，不掉一文，那种“纯净”也只是“一贫如洗”的代名词罢了。说坦白些，在文学的国度中，新诗人们是带点贵族气质的。我们宁愿自己的作品成为滞销的奢侈品 ， 也不愿它成为畅销的牙膏 ， 人人皆可入口，而转瞬又必吐出的牙膏。

    一旦超越了起码的“纯净”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文言宜于表现庄重、优雅、含蓄而曲折的情操，而白话则明快、直率、富现实感。许多意境，白话表现起来总嫌太直接、太噜苏，改用文言则可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艺术当然也追求和谐，但那应该是成品的，不是原料的和谐。愈能使不同的因素化合成和谐的整体、愈能以不类为类，愈能显示作者艺术的精湛。愿“纯净主义”的信徒们多想一想。

（节选自余光中《谈新诗的语言》，有删改）

那一片春光

葛水平

    ①一年中最值得记忆的喜庆是从秋收后的锣鼓家什开始的。倘若村庄里没有戏台，“不唯戏无以演，神无以奉，为一村之羞也”。一座戏台的出现可以让村庄的天空改变分量，戏台是村庄伸出的手臂。

    ②戏台，是一个村庄最重要的场所。在家族中，在村子里，戏台总是很显赫地坐落在村子中央。它每年一度的繁华，更是与四周简陋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在这里，很多很多的欢乐都让时间的浮尘，一下一下地拂淡了。走上戏台，我惊讶地发现，一些恍若锣鼓的家伙，一派高亢的梆子腔，都被封在它的木板和廊柱的木纹里了，一起风，咿呀呀似有回放。

    ③纵观戏曲的发展史，戏台总是与戏曲的产生和发展同步的。戏曲萌生的北宋之前，尚为歌舞伎乐表演，这种表演只是画一块地方，撂地为场，由天性活跃的人在场地中央手舞足蹈。后来出现了露台，把艺人抬高，看个人展示自己。有史记载，这种舞台始于汉，普及于宋，到11世纪的北宋中叶，在北方的农村庙宇内开始出现了专供乐伎与贡品之用的建筑——舞亭。

    ④我始终不能忘记，阳光总是很鲜艳地照在戏台上，如后来舞台上的灯光。历史被搁到舞台上，人们开始娱乐历史，享乐历史，笑话历史。历史上帝王也有守不住江山的那一天，上天总会让他遭逢对手，于是就有各路英雄死在舞台上，死在锣鼓声里。看他们的人生曲曲折折，坐着，说笑着，看谁有能耐活到今天，天底下还是俺们老百姓有活头啊。看戏的人笑舞台上的人一生都过的是啥日子，心里受的是啥委屈，担的是啥惊慌。当热闹、喧哗过后，这时候，神也变得人性化了。于是，明白自己才是人世间最人性的神，是人操控着神的心力。

    ⑤戏台，拢着几千年中国的影子。纸上的东西对于老百姓来说总是不太踏实。一台戏，短促的热闹，闲月闹天的阶段，庄稼人看回头，看得情趣盎然那才叫好。这不，天才麻麻亮，汉子就扛着板凳占位置了。女人们傍晚等不及吃饭叽叽喳喳早已在戏台下闹开了，男人允许女人在唱戏期间放松几天。那样的时光，是村庄人潮喧闹的季节。

    ⑥四方步伴着梆子板眼敲打的节奏，一脸油彩似乎就穿行在了写实与象征的两重世界。人生如果是一场梦，演员演到极致便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前世。人不知舞台上萧何月下追韩信，为何要义无反顾？为何？刘邦说：“母死不能葬，乃无能也；寄居长亭，乞食漂母，乃无耻也；受胯下辱，一市皆笑，乃无勇也；仕楚三年，官止执戟，乃无用也！”有谁知，又有谁知？追来的人到最后落下一段唱：“到如今一统山河富贵安享，人头会把我诓，前功尽弃被困在未央，这才是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⑦那样的舞台上，那样的大英雄悲歌。

    ⑧我看见过山西省万荣县孤山脚下北宋石碑，碑上记录着民间集资建造的中国最早的戏曲舞台。北宋叫“舞亭”“乐楼”，在大都市汴京还被称作“勾栏”“瓦舍”。“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犹敲。”这是一幅来自民间旧戏台上的楹联，当今人想要和历史对话，能找到唯一的活物实际上就是舞台了。

    ⑨沁河岸边的古戏楼旧了，肉眼寻见它时，它已经失去了俗世快乐，它赤裸在天地间，我感到了悲伤。无人救我。只有那戏台上重檐歇山顶，正脊鸱尾艰难涌动直刺青天；只有那靠旗长枪，等待着大锣亮声好腾空远望。然而都安慰不了我，天地间只活跃着我的喘气声，我清醒地知道：修补是必须的，不修补就是毁灭，但往往修补就是另一种毁灭。一个注定与岁月无法抗衡的建筑，它生或者说它死，真希望有人多问几句！

    ⑩好在许多美好变成了戏剧财富，成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成为徐策跑城，成为霸王别姬，成为杨门女将，成为贵妃醉酒，成为王宝钏守寒窑……于是，世界不再是奔跑速度而是一种慢下来的享受。

（有删改）

    在中国，国家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在近代西方霍布斯和洛克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的契约国家，卢梭、康德、费希特所倡导的道德主义的契约国家中，国家都没有积极的功能。国家只是一个警察，唯一的职责是维持秩序；它不是一个导师，不负有引导人们向善之职，那是宗教所管的事。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伦理关系上环环相扣，连为一体。“民惟邦本”，国家作为伦理性的实体，除去负责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督促民众履行个人义务之外，还负责教化民众尤其是从君主到各级官吏，“孝、悌、忠、信”，“仁、爱、诚，敬”，“礼、义、廉、耻”，作为国家伦理的基本观念，规定了一个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行动，应该禁止哪些行为。正因为如此，国家不仅要保护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责任伦理，而且自身要率先履行自己的责任伦理，成为履行责任伦理的示范者。孔子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说明礼治在伦理型国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对国家而言，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项礼仪，不仅是宣示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化人民特别是掌控权力的各级官吏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积极推进国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历史早已证明，只要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继续存在，礼所表达的这些责任伦理就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礼自身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礼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的习俗，因时间、空间条件不一样，它们会产生许多差异。今日之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而基本取向则是每个人一方面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为世界性联系中的巨量信息所左右；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已普遍瓦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为主流，在市场化、契约关系冲击下，婚姻与家庭变数激增；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在  实际领域和虚拟领域都空前扩大也更加不确定，各类新型的社会自组织影响已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自组织；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都面临全新的挑战。所有这些伦理性实体历史性的变化都要求礼和礼治全面的革新。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

    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编自姜义华《论“礼治”的当代意义》）

    对于“以文为诗”，历来有赞赏与反对两种态度，赞赏者认为诗文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反对者则每每指陈这一技法的空疏与流弊，坚守诗文有别之大防。对于“以文为诗”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代，成为新诗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余光中在上个世纪提出的“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与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以文为诗”这一命题有相当的关联，又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它既是一位浸润与酷爱本民族古典诗歌的中国诗人，在艺术创造中对传统的回顾与借鉴，更是一个现代诗人、诗论家在中国现代诗的历史背景上，为促进现代诗创作的健康成长而提出的开拓性命题，它的理论重点在于倡导现代诗歌创作中对姐妹文体的兼容并包。

    余光中“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具体表现为下列三个方面：

    其一，词汇的“适度散文化”。它主要是要求在诗作里容纳更多的口语和俗语。余光中认为诗是诗人的独语，但它也不同于说话或者口语。余光中所说的“口语”，要求的是经过提炼的同时代人的鲜活语言，如《大度山》：“睡懒觉是不可能的/一大清早，太阳那厮/就在山坡下大声喊你”诗是活生生的口语，但是在诗人精巧的诗思中出现，并不显得单调平实，而收到巧拙相生之妙。

    其二，句法的“适度散文化”，主要表现在工整凝练的诗句之外，大胆采用平铺直叙和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比较诗句而言，散文句法更加注重清楚地交代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不避平直甚至忌讳跳跃。余光中在诗歌的创作中大胆采用了许多平铺直叙的句法，如《在渐暗的窗口》：“在渐暗的窗口赶写一首诗/天黑以前必须要完成/否则入睡的时候不放心”。如果去掉分行，改为标点符号，这几句就是典型的散文句，句子的意义也非常清晰。

    其三，风格上抒情与叙事交融。诗歌和散文的矛盾，应该是审美功能与表意功能的矛盾，是抒情性和叙事性的冲突，满足了抒情的幽婉与飘渺，散文的从容清晰则被剥夺；而迁就于叙事的细致完整，诗情又难逃一览无余的尴尬。在感伤滥情大行其道时，余光中为了走出抒情的小天地，在诗中引入了更多叙事性因素。如《透视》，上半部分是大夫对X光片上显影内容的详尽解说；又如《一武士之死》有蒙面人上坟，暴死和失剑的情节描述。

    这里应该指出，余光中诗歌创作的“适度散文化”有一个临界点，他从来没有忘记“适度”，他时常提醒诗坛注意“以文为诗”存在的危险——“没有诗的紧凑和散文的从容，却留下了前者的空洞和后者的松散”。当许多诗人在创作中排斥或不敢引入散文句法时，余光中不但身体力行地“以文为诗”，而且在论评中多次倡导“适度散文化”；当现代诗走向放纵，不知节制，呈现“过度散文化”的病态之时，避免“散文化”便成为余光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诗歌批评中的一个重心，他在《诗与音乐》中指出，“用散文来写诗，原意只是要避免韵文化，避免韵文的机械化，避免陈腐的句法和油滑的压韵，而不是要以错代错，落入散文化的陷阱。”

（节选自徐学《余光中“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与实践》，有改动）

在人类历史上，现代机器文明绝对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孤立的。只有把它放置于长期、多元的历史背景中才能让人理解。那种认为只需要几个发明家就能让18世纪的英国机器轰鸣的想法显然是太拙劣，连小孩子都骗不了。所有现代技术的关键工具，如时钟表、印刷机、磨房、指南针、织机等，在其他文明中都有。中国人、阿拉伯人和希腊人远在北欧人之前就在许多领域中率先使用机器，掌握了大量技术，只是并无“机器体系”这个概念。作为机器体系发展核心的重要发明和发现，也许正因为它们并不源自西欧文明，在这里也就没有天敌，就像不远万里来到南美潘帕斯草原的加拿大蓟属植物一样，生长得格外迅速、蓬勃。

在机器出现的最开始的700年内，时空概念的变化对现代机器体系的成形有关键的作用。寺院在新的时间概念的出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当时世俗反复无常、飘忽不定的时间观念相反，僧侣们的日常生活都是按规定时间，每天重复无误地进行着。机械钟表传出寺院，按时传送的钟声使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律性。钟楼上的大钟标志都市的存在。从遵守时间到按时服务到按时记账再到按时分配，在这个进程中，时钟走出宗教领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起关键角色。

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在时钟发展史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是机器的出色代表，也是机器的典型符号。其标准化与自动化让它在每个发展阶段中都是带头的，即使到今天，时钟仍然无处不在，为其他机器所不及。时钟还是一种有能源驱动的机件，其“产品”是分和秒。它把时间和人们的具体活动的事件分离开来，帮助人们建立这样一种信念：存在一个独立的、数学上可度量其序列的世界，这是科学的专门领域。就人的机体而言，机械时间更显得是一个外部的事件：人类生活有其自己的特殊规律，脉搏、呼吸都与人的情绪和人的活动有关。对于长达几天的时间间隔，人们往往不用日历测量，而是用其间发生的事件来度量：牧羊人用母羊生小羊的时间来度量；农民用播种和收成来度量。如果说生物的生长有其自身的时间尺度和规律，制约生长的不仅是物质和运动，还有生长的发展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演化历史。机械时间展开来是一连串数学上的孤立的时刻，而有机体的时间，柏格森称为时段，其效果是累积的。在一定意义下，机械时间可以像时钟的指针或者动画的一个个画面，向前或向后走。而有机体的时间，只能朝一个方向运动，经历出生、生长、发育、衰老这样一个周期。

根据桑戴克的说法，公元1345年，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将一小时划分成60分钟、将一分钟划分成60秒的做法。正是这种将时间划分的框架，愈来愈成为人们行动和思考的参考点。到16世纪末，在英国和荷兰已经出现小型家用时钟。像汽车和飞机一样，有钱人首先使用并将其普及。新资产阶级最早发现时间的重要性，用后来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要像钟表那样有规律”，这是资产阶级的理想。文明节奏的加快，要求更大的动力；更大的动力，进一步加快了节奏。但是越来越快的节奏却不一定能为个体的生命体验带来好处。机械化大生产对于时间的严格把控已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之以机械时钟为参照，按照严格的时间对自己的饮食、睡眠、娱乐进行规定。这种“机械陈规”形成了一种对人们精神的压抑。

西方人的生活已完全为时钟所左右，他们视守时为一种天性。守时，曾是专门由音乐来完成的任务，但是机械时钟的效果更普遍、更严格：它管理一天的安排，从何时起床，到何时休息。我们可以将一天看作一段段抽象的时间，在冬夜，不必跟着鸡鸭归窝而上床睡觉。人们发明蜡烛、煤油灯、电灯等，在一天任何时刻都可以活动。这样，人们不再将时间看作是一系列经历，而是看成多少小时、分钟、秒，这样就开始有增加时间和节约时间的习惯。时间有了封闭空间的特点：它可以分割，可以充满；通过省力的器具，时间还可以扩大。

抽象的时间成为新的显示存在的媒体。通过将一天发生的事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协调人们彼此的行动，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要是今天没有时间的协调，整个社会将很快遭到破坏，直至崩溃。现代工业体制没有煤、铁和蒸汽固然不行，但如果没有钟表更加不行。

（摘编自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