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境界（节选）

朱光潜

    无论是欣赏还是创造，都必须见到一种诗的境界。“见”字最紧要。凡所见皆成境界，但不全是诗的境界。一种境界是否能成为诗的境界，全靠“见”的作用如何，见是产生诗的境界的重要条件。

    诗的“见”为“直觉”，有“见”即有“觉”，觉可为“直觉”，亦可为“知觉”。直觉必须是对于个别事物的知，知觉必须是对于诸事物中关系的知，亦称“名理的知”。例如看见一株梅花，你觉得“这是梅花”，“它是冬天开花的木本植物”，“它的花是香的，可以摘来插瓶或送人”等等，你所觉到的是梅花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就是它的“意义”。意义都从关系见出，了解意义的知就是“名理的知”。但所觉对象除开它的意义之外，尚有它本身形象，在凝神注视梅花时，你可以把全副精神专注在它本身形象，如像注视一幅梅花画似的，无暇思索它的意义或是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时你仍有所觉，就是梅花本身形象在你心中的“意象”。这种“觉”就是“直觉”。

    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它是“直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的内容。比如说读崔颢《长干行》，你必须在一顷刻中把它所写的情境看成一幅新鲜的图画，或是一幕生动的戏剧，让它笼罩住你的全部意识，使你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玩味它，以至于把它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暂时忘去。在这一顷刻中你不能同时起“它是一首唐人五绝”、“它用平声韵”、“横塘是某处地名”之类的联想。这些联想一发生，你就从诗的境界迁到名理世界和实际世界了，这并非否认思考和联想对于诗的重要。作诗和读诗，都必用思考，都必起联想，甚至于思考愈周密，诗的境界愈深刻；联想愈丰富，诗的境界愈完美。但是在用思考引起联想时，你的心思在旁驰博骛，决不能同时直觉到完整的诗的境界。思想与联想只是酝酿工作，直觉的知常进为名理的知，名理的知亦可酿成直觉的知，但决不能同时进行，因为心本无二用，而直觉的特色尤在凝神注视。读一首诗和作一首诗都常须经过艰苦思索，思索之后，一旦豁然贯通，全诗的境界于是像灵光一现似的突现在眼前，使人心旷神怡，忘怀一切。这种现象通常被人称为“灵感”，诗的境界的突现都起于灵感。

    一种境界如果不能在直觉中成为独立自足的意象，那就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形象，就还不成为诗的境界。一首诗如果不能令人当作独立自足的意象来看，那还有芜杂凑塞或空虚的毛病，就不能算是好诗。诗的境界是理想境界，是从时间与空间中执着一微点加以永恒化与普遍化，它可以在无数心灵中继续复现而不落于陈腐，因为它能够在每个欣赏者当时当境的特殊性格与情趣中吸取新鲜生命。真正的诗的境界是无限的，是永远新鲜的。

（摘编自朱光潜《诗的境界》）

艺文之末品——民间书信

赵宪章

    中国古代书信脱离公牍文性质而成为私人之间的往来，就现存文献来看，当在秦汉之后，例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史家通常将《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相提并论，因为阐发《史记》写作的动因和宗旨是它们的共同主题，对于研究司马迁的人生阅历和史学思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文体，导致其叙事策略和言说方式大相径庭。其中，关于“李陵之祸”的表述最为明显。前者面对知己任少卿，从个人立场出发宣泄私人真情，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无所顾忌；后者从公众立场出发表达自己的修史大志，严谨得体，语气平缓，措辞讲究。

    这就是“书”与“文”的不同，即民间书信和公牍文的不同：《报任安书》之所以是“民间书信”而不是“公牍文”，首先在于它是个人私情的充分倾诉，即所谓“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自己的身心造成重大创痛的“李陵之祸”，只能深深地掩埋在纸背文后。另外，《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均有司马迁的家世及阅历的自述，以表达自己编修《史记》的缘由和动因，但其叙事的策略和语调却大相径庭。《太史公自序》虽然名曰“自序”，实则是假借他人视角进行叙述，即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报任安书》就不同了，作为致友人的书信，不可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是所有书信文体无以选择的叙事视角，从而为宣泄个人感情预设了“无障碍通道”。就此而言，民间书信作为最典型的“第一人称文体”，“私语真情”是其区别于一切公牍文体之最显著的特点，是民间书信之所以被文学史所接纳的重要原因。

    “私语真情”之所以是书信文体“文学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它的个人化和情感性，即“个体情感”本身的文学属性。它不像宏大叙事作品那样必须借助于普遍情感的“个人化转换”，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体情感的直接显露或自由宣泄。

    包括情书、家书等一切民间私人书信具备自身特有的“安全言说”的文体形式，所诉说的情感往往不能外言，是私密的。这也是民间书信作为情感载体之所以动人和诱人之处，它只是在特定的、熟悉的和知己的对象间的一种对话，先验地预设了一种熟悉的、可靠的、安全的因而也是“不予告人”的语境。就此而言，现代电信、E-mail和网络对话只延续了书信的实用功能，作为“私语真情”的文体属性已经稀释或隐退。书信的言说实际上是在说“不可（与他人）言说之说”。而“说不可说之说”恰恰就是文学的言说，是文学言说的艺术特性。当然，书信的言说同文学的言说尽管都是“说不可说之说”，但是并非意味着可以将二者等而同之：前者是现实的、即时的，后者是虚构的、假想的。书信也就具备了不同于文学的文学魅力：它以现实的私密性诱发了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以其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真实赢得了类似于文学的动情力。

    当然，书信的“艺术性”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成因，诸如语言修辞、行文格式、笔墨书法，以及信笺、信封和邮票的艺术设计等，甚至包括整个邮政事务在内的传递活动，都包含丰富的审美因素和艺术趣味，这些因素和趣味显然游离于书信的实用价值之外，是书信的艺术性之所在。但是毫无疑问，在书信的所有艺术性因素中，“私语真情”是其最具文学诱惑力的内在成因。

（节选自《民间书信及其对话艺术》，有删改）

材料一：

    进入了职场就一切归零，学历什么都是浮云，你的工作经历、能力、情商，比你的学历重要多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对的。但前提是，进入职场后，而且是一个好的职场。可以说在接近100%的情况下，学历低的人根本不太可能跟北大清华的学生进入同一个职场，因为在筛选简历的时候，他们就被筛选掉了。

    那些鼓吹经历比学历更重要的大企业，他们所谓的“经历比学历更重要”，是在进入他们的单位后。进入单位前，他们对学历的选择比谁都严苛。不信的话，你只要上985高校和三流院校的学生就业网站上看一下就知道了，到985高校招人的，都是各种高大上的国企、事业单位和研究机构。或者看看每年国家电网、人民日报、央视这些单位公示的录用名单，看看这些被拟录用的人的学校，你会发现，他们不仅几乎清一色都是985高校，而且频率最高的还是北大清华人大等顶级名校。

（摘编自人民日报《学历不重要吗？高学历能否带来高工资？》）

材料二：

人均月薪万元以上的行业

材料三：

    “做研究工作，主要靠成果说话，并不只看学历有多高。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才有意义。”不过在工作中庞浩也看到了自己在发展前景上的学历短板，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很多专利的研究需要更深厚的理论基础。

    如今我国每年毕业的研究生已超过60万人，20年间，研究生扩招疯涨了11倍，甚至超过了本科生。研究生如此扩招，研究生就业势必遭遇“高学历泛滥”困境，造成很多岗位的学历要求超过岗位本身的需求。研究生数量的增加造成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使得买方市场处于优势地位。而买方市场的优势又加大了用人单位挑选的余地，使得追求高学历成为一种风气。

（摘编自中国民生网《学历提升了，就业收入是否有增加？》）

材料四：

    就群体来看，“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仍然是一个不变的真理。这包括，本科生和高职高专生毕业三年后的月收入显著高于农民工，也包括本科院校毕业生的薪资待遇要明显高于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

实际上，我们的大学中既然设置了这么多的专业，定然来自社会的客观需求，都有其合理的依据。而且，就整体就业率情况来看，所有的专业就业率都超过了86%。而且，半年之后所有的专业的就业率都超过了91.8%。这意味着，无论学什么专业，只要一心向上，态度积极，都会在茫茫社会与复杂的职场中找到自己的岗位。将目光放长远，很难说未来什么样的专业能吃香。当今社会发展速度之快、商品迭代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一些看似强大无比、能吃一辈子的专业，很可能因为技术的创新而倏然落伍。正如诺基亚、雅虎、柯达等巨无霸的倒塌，许多专业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失去社会土壤。大学所学的专业，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都基本不会是吃一辈子的饭碗。

    十年之后，谁也无法想象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能消灭哪些专业和工作。此语境下，能否拥有持续的学习能力、自生能力，才是让每一位个体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本领。

（摘编自中国网《在“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寻找人生路向》）

    秦朝对官吏的约束是很严的，制定的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包括《为吏之道》等，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以杜绝贪污。若挪用公款，则以盗窃论罪。如“通一钱者，则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规定：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废令”。即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或法律要求做而不做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这成了后代历朝的反腐立法的榜样。

    秦朝的国家政权机关设三大部门。行政机构的首长是丞相，军事机构的首长是太尉，监察机构的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制约其他两公的有力工具，负责统率监察官员对所有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举弹劾，百官畏之。监察官员被称为“风霜之吏”。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为御史，一部分在朝廷内负责日常的监察工作，另一部分常驻地方郡一级政府，实施对地方的监察，因而又称监御史、监察史。常驻地方的监御史地位也相当高，他们常与郡守、郡尉一起，并称“守、尉、监”。

    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秦朝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也即“保任连坐”罪。这一做法，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

    汉代完善了对官吏的考核，逐渐形成了以《上计律》《考功课吏法》为核心的考绩制度，希望通过强化官吏的考核来建设一支清正廉洁务实的官吏队伍。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西汉武帝颁布的《刺史六条问事》正式把“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以后历代相沿不绝。

    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官员回避制度，就是初创于汉代。当时实行“三互法”，其内容规定：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后历代沿用并不断发展。同时，职务连坐始于商鞅变法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归纳为“见知故纵之法”，即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

    汉朝的监察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武帝时，把全国分成了13个监察部，每部各监若干郡国，中央设13名刺史为监察官，各负责一部的监察事务，很好地发挥了监察御史的作用，强化了监察工作。我国最早的举报箱，是西汉赵广汉发明的。汉宣帝时，赵广汉出任颍川太守，令手下人制成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其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推广运用。

选自《历数中国古代反腐败措施·秦汉时期的反腐败》，有删改）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盖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体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例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而《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劳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发展理念的历史演变，也是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的。在原始社会，人们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力量。在农业社会，人们顺应自然，基本上靠天吃饭。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们开始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激化了人和自然的矛盾。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进一步深化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人们逐渐意识到，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文明，这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绿色文明，凝结了绿色发展的深刻内涵。与农业文明强调顺应自然、工业文明热衷于征服自然不同，生态文明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

    庄子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董仲舒天人合一观点认为，天代表物质环境，人代表调适物质资源的思想主体，合是矛盾间的形式转化，一是矛盾相生相依的根本属性。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与大自然要和平共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归纳起来，就是人类要遵循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绿色发展的目的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协调发展。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脱钩，即经济活动要遵循自然规律，增强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二是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其实质是使资源环境可持续成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要让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脱钩，增强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这需要从加法和减法两个方面努力。所谓加法，就是寻求绿色发展导向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改善；所谓减法，是指经济增长要遵循自然规律，不增加或少增加资源环境负荷。

    其次，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要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使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自然生产力。当前在我国不少地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有的地区为了确保绿水青山，产业发展受到环境的限制，经济增长受到影响：也有的地区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降低环境规制的门槛，吸引了一些环境污染型产业。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有些地方担心环保限产等措施会增加企业成本，影响经济增长。由此可见，绿水青山并不能自动成为金山银山。推动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必须解决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目标冲突：一是要兼顾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发展目标，二是要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

（摘编自石敏俊《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