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是一种艺术风格，也是唐宋以来我国艺术、尤其是传统绘画的一大审美追求。当代著名画家程十发在谈到中西绘画艺术异同时曾说：“西洋画是加法，中国画是减法。”这“减法”之喻，颇巧妙地点出了传统中国画在意象经营和意境创构上追求“简”的审美个性，这与中西方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思想积淀的差异有着很深的联系。在古代艺术家看来，“画以简贵为尚”。究其渊源，这种以“简”为贵的思想的兴起与产生，在构成我国传统文化之骨干的禅、道、儒三家学说里已昭然可见。

尚“简”的艺术思潮自唐宋兴起，它和当时风靡流行的佛教禅宗多有瓜葛。“自唐宋以来，禅学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文人画始祖王维就受禅风濡染极深。他把参禅领悟的意境融入绘画创作，使超然空灵的胸襟和清简萧疏的山水化为一体，在禅心与画意的交响中开创了洒脱、淡简、高远的“南宗”文人画风。自此，五代的董、巨，宋朝的苏、米，元四家，明四家，清六家等，其作画均不用浓墨重彩，而是在绘画技法上从简淡到隐隐约约、若有若无之状，尤其在疏简的笔墨中敞亮出一个幽远的境界。禅学精神，影响到我国艺术，在方法论上给后者的重大启示正在于“以经济的笔墨获取丰富的艺术效果，以减削迹象来增加意境。”（钱钟书语）而古人论画语“弄一车兵器，不若寸铁杀人”，就来自禅家话头，乃宋代禅师宗杲的名言。

主张“道法自然”的先秦道家美学，浑身上下都充盈着崇朴尚简精神，与儒家思想一道成为了“简”思想的源流。道家美学、儒家思想比禅宗思想更早出现在我国大地上。《老子》讲“为道日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诸如此类，无不指向为“简”之道。它们在我国后世艺术里得到了鲜明体现。在道家本体论哲学里，“道”是宇宙的生命本体、造化的本根本源，它“不言”“无为”，既“素”又“朴”，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就其浑整性而言，可谓之“一”。而万事万物皆由它生发而来，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至道不烦”的第一层含义。换言之，世间万物作为各单个存在体，当然是既多又杂的，但是，若超越纷纭繁杂的物象而“以道观之”，则种种差异皆泯然不存，最终“道通为一”。此乃“至道不烦”的又一层含义。“通于一而万事备”出自《庄子•天道》的这一哲学命题实为道家“至道不烦”思想的扼要表述。

与偏爱自然的道家美学相比，儒家美学更重文饰，但也重“文”不弃“简”，主张“简而文”。儒、道两家美学向来分歧甚多，但在推重“简易”这点上，却是殊途同归。事实上，在后世以巨大张力制约我国艺术走向的，恰是这种儒、道合流的尚“简”观念。

在有限的画幅上，一条曲线，即宛若一座起伏的山峦；一块空白，却代表万顷碧波的水面；梁楷画中的人，八大笔下的鱼，白石墨里的虾，用笔用墨极简略洗炼，却气韵生动，跃然纸上。这是一种技巧。“删繁就简”“以少总多”这既是画理，更是哲理，是用于绘画之哲理，是充盈哲理之画理。这是我国传统绘画有别于他国绘画的独到所在。

（摘自李祥林《中国古代美学的尚“简”精神》，有删改）

人民日报评论部：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

    新技术是伟大的“改变者”。如果以山峰为喻，从山脚的村歌社鼓，到山巅的阳春白雪，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类型文化构成的群落，拼贴出文化中国的四季春秋。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文化的层峦叠嶂架起高速索道，不必费力攀爬，便可悠游其间、览尽风光。

    打开微信“朋友圈”，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有痛心质问“传统文化怎么了”，也有娓娓道来“告诉你真实的美国”；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实体书店和报刊亭逐渐凋零，城市正失去文化之肺……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阅读吧！甚至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升级，都会引起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交流思想？哲人的忧思从另一个角度给出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接受新事物。看看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学者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但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时代变迁，技术条件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有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想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实现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从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中国的文学也有审美追求，但不管是理论家还是中国文学的作者，从来不曾认为文学是为审美、为文学的，而是更多地将文学当作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手段，绝大多数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中国文学也因此形成了生活化的本质特征。这主要表现于下列几方面。

    一，以文求官。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文求官的传统。战国策士游说君主，阐述政治、外交主张，以谋取职位。这游说之辞整理成文，便是《战国策》中的文章。当时也有不少策士并没有向君主面陈己见，而是通过书信对君主进行游说。汉代自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见知于汉武帝，作赋以求仕进便屡见不鲜。六朝受士族情趣的影响，历代帝王都喜爱文学，故献诗以求仕进亦不在少数。自隋朝开始，科举制度通过诗文选拔官员，由此产生了士人以诗文备考的行为。如白居易《策林序》说自己为应举，曾和元稹等在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唐代之后，这种备考行为更为普遍。

    二，以作诗文为官员职守。中国古代，士大夫首先是以官员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之中，故向帝王陈言献策，以文学来歌功颂德，进行讽刺和教化，也是他们职责所在。中国古代的文体中，官员写作行政公文类文章是必不可少的，诸如奏、议、章、书、表，等等。《尚书》中的那些典、谟、诰、训、誓、命的写作，都出于史官之手。春秋时的百国春秋及《左传》《国语》的写作也都是史官的职责。

    三，以诗文交际。礼有“无辞不相接”和“礼尚往来”的规定，故诗在西周就开始用于人际交往。汉以来，诗文广泛用于人们的人际交往，这类诗词，不外乎对特定对象表示赞美、劝勉、怀念、祝贺、哀悼、要求、邀请，或诉说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说明某一问题。如宇文少府赠李白以桃竹书筒，李白作《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答谢。《全唐诗》收录将近五万首诗，而这类诗歌大概有三万首之多。

    四，以诗文娱情遣兴。以诗文娱情遣兴在先秦早已有之。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诸赋，都是娱楚襄王之作。汉代的诸多赋作，也具有娱乐的性质。此后的唐、宋、元、明、清各代，文人集会、宴会、结社等，都免不了以诗文相娱，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宴饮、奉和酬唱之作。中国古代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娱乐诗文，而且产生了一些旨在娱乐的诗歌形式，如唱和诗、赋得诗、联句诗等。

    五，以小说、戏剧作为一种生存、生活方式。宋元时代的话本、戏曲作者多为民间艺人。而民间艺人创作、演出小说、戏剧，更多是为了生存。明代盛行宫廷庆赏剧，或为祝寿、或为节庆而创作和演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或为求仕，或是所任官职的职责所在，或为交际以扩大生存空间，或为娱乐性情，或为生存方式，这些作品原本都是生活的一个部分，体现出生活化的特征。

（摘编自赵辉《生活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中国早期绘画，主要建立在“应物象形”“象人”“象物”“图形”这些观念上。中国绘画最早的传统是写实、写形、象人、象物。中国画具有写形、象形之历史传统，虽然文人画重写意简笔，但仍有写实工笔的意蕴存在于中国画的形式和精神之中，否则，中国画会拒绝西式素描、明暗造型等手法，而西方之古典写实方法在中国也会水土不服。无论是徐悲鸿、蒋兆和等人的教学与创作体系，还是周昌谷、方增先等人的新浙派人物画，都较为成功地将西方写实因素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推动中国画的现当代革新。如果中国画本身没有工笔写实的历史传统和白描、色彩晕染等方法，这种结合就没有基础，这种革新也就不会成功。

    中国美学精神又有言志表情的传统。先秦至汉魏美学，将诗歌、音乐和书法都看成是心灵意志和情感的表达。汉魏六朝绘画美学虽然主形和重形，但是心志论和情感论美学精神对于绘画仍有影响，这种影响在理论上主要表现在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传神观照”，以及南朝宗炳的“畅神”和谢赫的“气韵生动”等观念中。顾恺之、宗炳、谢赫都是著名画家，他们在强调写形、象形的同时，还注意到写形状物的精神表达，即更高的精神与心志内容的要求，就是要以形“写神”“传神”，还要“畅神”，借以达到最高的美学标准“气韵生动”。

    对“意”的表达也是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意存笔先，画尽意雀”。苏轼进一步发展了士大夫画观即文人画观，强调以画达意，以诗适情。而到元代倪瓒，更鲜明地提出“聊以写胸中逸气”。此外在创作中，唐代王维提出水墨为最上，五代董源、巨然，到宋代文同、苏轼、米芾，再到元四家、吴门四家、清四王，水墨写意成为主要表现方法，写意自然成为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

    中国画家和理论家辩证把握了主体与客体二者的关系，既强调写形，也强调传神；既强调写实，也强调表意。用南朝姚最《续画品》中的话叫“心师造化”。由于中国文人水墨画具有写意特征，所以在20世纪初，当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被引入到中国时，林风眠等人开辟中西结合的另一道路，即将中国写意笔墨同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相结合，创造现代形态的新的中国画。中国画的本性中所具有的象物写形及水墨写意的双面特征，既辩证地解决了创作中的主客体精神哲学问题，同时也为中国画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使中国画具有较大的包容性。20世纪初以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中国画既能够吸纳西方古典写实和素描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水墨人物画，又能够融合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语言特征，创造新的现代艺术。

（摘编自陈池瑜《中国画的本质：写形兼写意》）

    ①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于周五发布，引起了全球的强烈反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电信巨头创建的操作系统技术先进，具有逐步建立自身生态的强大增长力量。它的诞生为全球运营系统模式的永久性变革拉开了帷幕。

    ②鸿蒙系统是基于微内核的全场景分布式操作系统。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微内核的操作系统。它有四个特点：分布式架构，自然流畅性，内核安全性和生态共享。分布式架构可以灵活地适应整个场景的丰富终端形式，可以支持各种不同的设备，包括大屏幕、手机、PC等，可以灵活地部署，对应不同的设备。

    ③过去几年的进展证明了华为能够走在技术领域的最前沿。今天华为的技术和人才储备、中国的整体技术环境和市场支持力，都比华为从落后跟着走一直冲到5G领先位置那个阶段强了一大截。鸿蒙的出现，恰好满足了中国整个软件业的迫切需要。鸿蒙将为国内软件的全面崛起产生战略带动和刺激。

    ④美国打压华为对鸿蒙问世起到了催生作用。鸿蒙问世无疑是被美国“逼”出来的，而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施压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趋势。中国整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自主开发核心技术。鸿蒙是时代的产物，它代表了中国高科技必须实现的战略突破。这是中国解决许多“卡脖子”问题的一个带动点。鸿蒙与Apple和Android操作系统相比无疑正处于建设自身生态的早期阶段，但毫无疑问，它将很快在中国站稳脚跟，逐步走向全球。鸿蒙的技术非常先进，虽然中国的超级市场需要大量的内部协调，但这个市场通常会为新的操作系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不会是一个悬念。

    ⑤一旦形式势促使鸿蒙安装在华为的全系列产品中，华为手机的销量将在短时间内下滑，但这种暂时性的损失将带来华为的进一步崛起，以及中国操作系统和软件产业回归的全面繁荣。这笔大帐中国社会算得清，它的合理性也必将转化为一种特定的市场方式，以促进鸿蒙的成功。中国其他软件应用商和各利益实体将在全社会的推动下支持鸿蒙的开源，参与鸿蒙生态建设。

    ⑥世界憎恨美国电信和IT巨头的垄断，鸿蒙的问世是打破美国垄断的现实解决方案，它对全球技术平衡具有积极意义。虽然Apple和Android已经占领了全球市场，但欢迎竞争是市场的本质。只要鸿蒙科技确实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市场就会为他孵化并积累出一个有激烈竞争力的生态系统。中国面临一些高科技领域决定性的补短板和再创业问题，全社会的共识非常坚定，国家的政策倾斜也已初具规模。鸿蒙可以说已朝这个方向发出了最有力的一击，这不能成为华为与美国队比赛的一次失误。华为和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已经没有退路，他们正在坚定地前进。虽然他们经历了短时间的困难期，但历史不会给中国的崛起提供另一种方案。

    ⑦我们还要看到，华为的坚强抵抗为中国其他相关制造商提供了喘息的时间，这使华为的屹立不倒具有了全局意义。中国制造商彼此既是竞争对手，又形成了一个微妙但却真实的利益共同体。让鸿蒙的生态系统得以建立，这不仅对华为的生死至关重要，也对中国所有相关制造商的未来生存环境有着决定性影响。

（摘编自社评《鸿蒙，中国高科技突围的英勇带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