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

    拿我在国外大学读的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的教授整年地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那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各有几次梵音，某一个字在第一次“四折本”怎样写，后来在“对折本”，里又改成什么样……自然他们不仅讲这一样，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大概度过些什么书？《哈姆雷特》是根据哪些书写的？他和戏院和同行的关系如何？“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个个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

    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通常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是饕餮汉，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还是伸箸把菜取到口里来咀嚼，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选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有删改）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曾大声疾呼要对电视保持警惕，倘若他看到今天的媒体变迁状况，或许会将矛头调转，指向比电视更小的屏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而他所担忧的过分依赖技术来追求最高效率对文化积淀的侵蚀，用于阐释眼下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会更恰如其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手机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和消费文化的主要载体，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微博，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在无数个碎片化的闲暇时间里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最便捷的方式。正是在微博热的“点化”下，一系列以“微”著称的文化消费形式应运而生——字数不超过140字的微小说、对话不超过140字的微访谈、时间不超过300秒的微电影……在拥有无限空间和容量的数字化世界里，它们如无数个碎片向我们袭来，充塞着所有时间。

    “微博了一年，没怎么看电视，把放那儿的时间变成了刷屏，觉得时间被浪费，其实是换了个地方挥霍而已。”电影导演何平在自己微博上抒发的这番感慨，正好说出了我们面对“微”文化时隐约的焦虑。

    1971年，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对现代人的注意力匮乏症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信息的聚敛必然意味着注意力匮乏。在海量的“微”文化产品面前，人们的种种欲罢不能，恰好印证了这个观点——在适应了140个字的阅读之后，许多人很难再捡起一部几百页的书本；在习惯了不超过几百秒的电影之后，要在影院里看一场两三个小时的电影会变得如坐针毡。当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多如牛毛的“微”文化产品肢解时，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欣赏一场演出，甚至直面内心的冥想与沉思，都变成了奢侈的事。

    “微”文化产品的另一个副作用是逻辑思维的“被碎片化”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虽然文化产品的思想文化含量并非取决于其规模或篇幅的大小，但以“微”文化产品如此“迷你”的体量，要承载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陶醉于它带来的短暂快感时，很难再就某一人、某一事进行一探到底的研究和追问。于是，完整的、有纵深感的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形成，系统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思维也便搁于浅滩。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这样的文化产品即使再多，也只是如细沙堆积。而探求与追问精神的缺失，则会最终将我们引入迷失自我的无限苍茫。

    上世纪早期，英国文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其著作《重访美丽新世界》里表示了担忧：“真理淹没于无聊烦琐的世事，人们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这则来自上个世纪的箴言，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用“微”文化消费代替“无所事事”固然是种进步，但如果它变成阻碍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从“没有时间”到“更没有时间”，从“碎片化”到“被碎片化”，这是一个颇有些尴尬的冷笑话。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当代书法“文化缺失”论的逻辑指向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书法事业的蓬勃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突显，这当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对当代书法文化内涵缺失有所担忧的论调。学者们在文章中不同程度地对当代书家传统文化修养的缺失、当代书作文化价值的弱化、当代书法展览中的文化失语症等现象提出了批评。若具体分析，当代书法“文化缺失”论的指向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作者的文化身份；二是作品的文字内容。

    首先，学者对当代书法缺乏文化内涵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书写者文化身份的不认同。我们知道，传统书法家的构成是以文人为主体的，而时至今日，书法家的构成是比较多元的，既有专业化、职业化的书法工作者，也有在政界、学界、商界从事各类工作的书法创作者，他们与传统文人的知识结构相比较，对古文字的学习与使用，对古文经典的记忆与理解，对古典文学的创作与欣赏，都是令人远逊古人之处。正因如此，众多学者提出书家要多读书，增加古文与古诗词的学习与创作，这自然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但也应明确，读书多是不可能直接带来书法境界提高的，否则，当代最有成就的书家应该是著作等身的文史哲专家了。

    “文化缺失”批评对当代书法的文化价值提出质疑的另一个方向集中于书写的文字内容方面。当代书法文字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缺失主要体现在展览书法中的文字硬伤与内容抄录现象。有专家指出，包括“国展”、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获奖提名和获奖作品都难逃作品硬伤和扣分的厄运，在57位获奖提名的作者中有41位因作品有硬伤被扣分。而在文化考试中找枪手作诗，或作诗平仄押韵不能合律的又不在少数。

    文字硬伤包括错别字的出现、繁简体的混乱、多音多义字的误用等方面，无论历史原因如何，在书法展览中出现都是不应被容忍的。而关于书法抄写古诗词还是自作诗词的难题，同样困扰着当代书坛。早期的被我们现代人当作书法作品的书迹则基本是用以记录、传播文字内容的实用书写。宋元之际，文人遣兴的书写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书家在作品中抄录前人名篇或自作诗词的现象才日益普遍，“诗书一体”的理念才逐渐为人所接受。即便如此，是否书写自作诗词，并不能成为一件书法作品是否成功的必然依据。有能力的作者当然可以写自作诗。如果技法水平高，自作诗词则是锦上添花；如果创作能力低，即便内容是自作的，也不过是抄录记载的普通书写。

    脱离了实际使用功能的毛笔书写对应着丧失了语言环境的文言诗词，当代书法“写什么”的确是个很费思量的问题。有鉴于此，书坛出现了“情境书法”“阅读书法”“居室书法”等倡导，其目的就是用以规避展厅书法带来的审美疲劳，凸显书法的实用和欣赏的群众基础，回归书斋式可赏可读的书法创作模式。

（摘编自王晓亮《“文化缺失”批评语境下当代书法高效教育的担当》）

材料一：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曲折复义的表达方式，明确说小说故事是假语存（贾雨村）、真事隐（甄士隐），在真假、有无、虚实之间，《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艺术空白点，也就是“不写之写”。

“不写之写”应该主要从美学修辞学上来理解，而不是从索隐或随意联想的角度来理解。遗憾的是，“不写之写”大多数情况被属于历史学范畴的考证或非文学立场的索隐派所笼罩。一部艺术作品，所能写到的东西相对于无始无终、波澜壮阔的生活来讲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不写之写”在“写”和“不写”之间有一个辩证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写”什么是值得反复思量和推敲的，“写”是主要的，是呈现给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是他们能够直接感知和认知的，是直接诉诸读者直觉经验的。至于“不写”，则属于并不完全由作家掌控的部分，由“写”唤起人们对“不写”感知、认知，这对作家来说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技能，对阅读来说不是轻易能获得的效果。

那么作家和作品中的“不写之写”究竟该怎么理解？作家的“不写之写”，应该是服务于其艺术目的的或者一定的艺术目的的。作家通过作品写出来的东西，虽然是局部的，但可以意识到它的整体，这才是“不写之写”。换言之，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而并不是所有的空白、笔触不到的都叫“不写之写”，不是在阅读过程中随意生发、随意联想到的内容都是“不写之写”。

从《红楼梦》的文本举例，如第三十五回宝玉与薛宝钗丫鬟莺儿的对话。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次。”宝玉见莺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钗来！便问道：“好处在哪里？好姐姐，细细告诉我听。”莺儿笑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又告诉她去。”宝玉笑道：“这个自然的。”正说着，只听外头说道：“怎么这样静悄悄的！”二人回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宝钗来了。既然这个秘密是莺儿不能告诉宝钗的，此时在莺儿和宝玉对话时当事人宝钗闯了进来，莺儿当然不能当着宝钗的面给宝玉说了，况且是秘密呢。薛宝钗究竟有什么别人都没有的好处，读者也就无法知道了。这个“不写之写”，是永无直接答案的。不是宝玉以后没有机会再向莺儿求证求解，而是作者“不写”了。

“不写”使文本具有了开放性，使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来丰富和确认，在阅读理解中让薛宝钗的性格丰富起来。而《红楼梦》的叙述又是具有文本的自足性、自洽性的，作家“写”了很多，“写”又限定了我们的理解和联想。薛宝钗有世上人少有的好处，作家为了让你关注、揣摩他的艺术描写，从设置悬念和激发阅读动力与兴趣来说，也是不会轻易直接告诉你的。急于求解问题的答案有，也没有，莺儿接下来要说的成为了文本的“空白点”，这就是“不写之写”的妙处。

这样的“不写之写”，构成了文本理解的不确定性，但具有理解的合理性。因为这些不写之写，是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根据对人物一贯的性格、行为逻辑、情感取向推测到的，但又不能完全说明白，不能完全“意于言表”，从而使艺术具有含蓄隽永、味之无穷的韵致和品格。

（摘编自孙伟科《〈红楼梦〉中的“不写之写”》）

材料二：

空白是中国画构图中处理黑白关系的主要手段。在《红楼梦》的画家笔法中，空白是被经常运用的一种。曹雪芹曾通过薛宝钗之口表达了他对绘画创作的见解。但作为一个精通绘画的作家，曹雪芹“自觉引进绘画技法”来进行《红楼梦》的创作，从而使其“不仅绘景、状物在妙合画理，而且写人、叙事也往往默运画学神髓，融入丹青技法”。他在作品中就特别注意这种空白手法的运用，不时在《红楼梦》中留有空白。

《红楼梦》中制造空白的手法，除了语言、情节的省略及“不写之写”等以外，还利用“矛盾”制造空白，创造出朦胧、模糊的艺术意境，从而增强了小说的空灵之美。例如：宝玉酒醉后要撵李奶妈，但被袭人劝住了，并没有撵，而李奶妈却说宝玉撵了茜雪。这看起来相矛盾，但实际是另起了头绪，是将茜雪“出去”的一段情节通过“矛盾”制造了空白，使读者可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去推想这其中的缘由。张爱玲就认为茜雪是“负气走的”，对此，倒是脂砚斋颇能理解作者的原意，他说：“照应前文，又用一‘撵’字，屈杀宝玉。然在李媪心中口中毕肖。”可见，作者笔法真是高妙，既塑造了茜雪形象，又刻画了李奶妈形象，可谓“一石二鸟”。

这正是空白的妙处。因为像这样的情节若实写了，不但容易使笔墨轻重不均，冲淡主调色彩，而且还使情节受到了限制，显得死板不活。而这里运用以虚写实、计白当黑的空白艺术手法，则使有限的画面中生出无限烟波，创造了烟云模糊的意境，增强了小说的空灵之美。若通部中万万件细微之事俱备，《石头记》真亦太觉死板矣。

（摘编自曹金钟《“矛盾”与<红楼梦>中意境的创造手法》）

材料三：

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叫“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

（节选自《红楼梦》第四十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材料一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艺观念孕育、巩固、创新，不断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众多标识性的古代文艺观念，为传统文化形塑了品格，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久远传承。

中国古代早期的文艺观念，比较注重文艺的政教功用，偏重于文治目标，而非文辞艺术本身。《论语·阳货篇》记载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既有结构逻辑，又有各自功能，是缺一不可、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以“兴”引譬连类，发出对社会现实的观与感；以“观”认识社会风俗的盛与衰，量度国家政治的兴与败；以“群”实现互更交流 ， 形成命运共同体，推动社会共同进步；以“怨”美刺不足，期于政治修明，社会和谐。汉代《乐记》中有“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也推崇“尚用”的观念，比如扬雄、桓谭、王充等，强调文艺著作必须要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这一文艺观念滋养的政治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意志和匡世决心，让中华民族一次次在磨难坎坷中化危为机。

唐宋以来盛行的“文以载道”观念，则进一步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无论是韩愈提出的“文以明道”，还是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最初都是为了矫正“文胜于质”的文艺弊病，摆脱文人对技巧、文辞、修饰的偏执迷恋，重新恢复文艺内容的重要价值。宋代以后，“文以载道”观念成为普遍的文化共识和社会规范，要求创作者秉持正确的价值观、使命感和深弘气度，在践履社会责任、赓续文化传统中从事文化创造，用文学艺术的有形表达反映广泛的生活现实，传递社会的主流价值思想，引导、带动、升华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文以载道”在以文育人、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中体现出一种基础、广泛、深厚的文化自信。

古代文学家讨论“文以载道”时，大都强调以道为本体，文只是“载道”的工具。这样一来，“文以载道”就让传统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教化凌驾于审美判断之上，文学成为社会政治的附庸。在新时代，扬弃“文以载道”思想要做到文与道的辩证统一，既要重视“文”的价值，也要重视其思想意义；既要重内容，也要重形式。而只有打破文道关系的二元对立，文道并重，才能真正做到两者的辩证统一。朱光潜曾将文艺的“道”比喻为盐，将“文”比喻为水，“文以载道”好比盐溶于水。这种理解才是文道关系的最佳状态和最高追求。

中国古代文艺观念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理解古代文艺观念的重要贡献，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历程与发展机制，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蔡美云、张含、宗波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因为他们发现那些产生于西方创作实践之上的文艺理论并不适合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更重要的是，用西方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成就高低的做法，既不能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学的真实面貌，也难以评估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既符合现代文学观念，又能涵盖与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研究方式。

事实上，中西方的文艺观念在基本理念上存在着一定共性。比如说文学应该是审美的，应该是作者的精妙构思与出众才华的体现，应该是用语言去进行形象与意象的创造等。但是中国古代对文学构思与文采的重视，并不是在任何朝代与任何作家、批评家那里都能被无保留地认可的。比如，汉代以前人们比较重视文学的政教意义，而中唐以后古文运动的兴起就是以批判骈体文为前提，反对只讲究形式美，更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教功用，对其文学特征则有所忽视，从而减弱了文章的审美色彩。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可以确定中心，但又边界相当模糊的领域。它就像一棵树，人们能够看清其树干与枝叶，却并不能轻易弄清其根须究竟伸向何处。根须不是整个树，但没有根须，却永远不可能长成真正的树。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既要紧紧抓住其审美的基本特征，从而总结出适合于世界的共同的文学经验与文学理论；同时又要深入探讨各家思想学派对文学的不同看法与复杂影响，像儒家的诗教观念、道家的解脱理论、禅宗的妙悟境界等，都是中国所独有并且曾经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观念。

回归中国本体与建立中国话语，既需要照顾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又需要广阔的世界视野，需要现代学者以更为弘通的视野与严密的思维能力去进行重新选择、深入研究与公允评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面对各自的传统文艺观念及其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现象时，都必须要作出自己的选择，以寻找出文学据以成立的核心观念与发展推进的主要线索。 

(摘编自左东岭等人的文章)

喊魂

王小龙

晚上，忽然接到师娘打来的电话，说师傅不知道去哪里了。师娘说师傅吃过晚饭出去的，到现在没回家。我看看手机显示，九点多，不算太晚，可是对长辈来说就有点反常了。我稳住师娘，说我马上开车过来。

师傅搬家大半年了，新家在呼玛小区。他原来住在中山北路五号桥下，那里有一堆本地房子，都是从前自家造的，有条件就一再翻修，横七竖八一家一个样子。师傅家坐南朝北，还有一小片空地圈起来当院子，天气好的时候师傅朝躺椅上一歪，晒晒太阳喝喝茶。现在的家，听听呼玛小区这名字，就感到大兴安岭的凛冽和肃杀。

车出弄堂口，陕西南路到肇嘉浜路左转，回重庆南路再左转，上南北高架朝北，到呼玛小区将近三十公里。师傅会在哪里呢？网上时常看到老人走失家人求助，大多老年痴呆，也有出门乱走迷了路，找不回来了。我师傅都不可能，老驾驶员迷路是笑话，也没有痴呆症状。

呼玛小区，这地方老早是宝山县的农田里。当时共和新路到长江西路就没了，接着下去变成市郊的普通公路，两车宽，刚够交会，路面条件不好，被重载卡车压得坑坑洼洼。那年开始学卡车驾驶，那天我可能开得快了，刚过长江西路，前方横插出来一部手扶拖拉机，我狠命刹车两三脚、保险杠已经碰上拖拉机的拖斗了，哐当。我跳下车查看，开拖拉机的小伙笑嘻嘻地若无其事，我倒一时说不出话来，四下张望，才知道这里有个路口，横过来的叫呼玛路。回到车上，重新启动、我主动检讨，说刹车太猛。师傅没责怪我，从头到尾坐在教练位置上一动不动。这就是师傅，大将风度。然后，他才慢悠悠说，宝钢起来以后，宝山这里多出来不少路，长久不走就不晓得前头路况，富锦路、绥化路、漠河路、牡丹江路，七七八八的路名都是黑龙江的地名，冰天雪地北大荒，好像上海前世里欠它的。我骂了一句，当时我哥哥姐姐都在北大荒战天斗地。

大概是开过市中心才想起来的，感觉高架上车辆不像平时那么多，市区也安静得出奇，路上灯光惨兮兮的，亮得有些诡异，这才想起来今天是冬至。现在人没那么迷信，可是说到一年里几个鬼节，还是会说一句早点回家吧别在外头晃。

发现已过天目路立交永兴路下匝道了，前面不远就是沪太路下匝道，干脆去师傅家老房子那里看看吧。当然，没什么老房子了，一过沪太路，右边就是一道长而又长的围墙，好像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把车贴着围墙停好，四周看看，行人也没几个，都地下工作者似的急匆匆穿过马路消失在黑暗中。我踩着前轮站上引擎盖，抬腿跨到车顶，手就够到围墙上头了，我双手用力一撑就骑了上去。里面黑乎乎的看不分明，等眼睛适应了，借着周围的灯光，隐隐约约看出了废墟的大概样子，真大，人民广场那么大。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抽一支点上。烟抽到半截，听到动静了，循着声响看过去，有个影子在那里摇晃。就一个，没一群，有分量的，不虚幻，那是师傅。

师傅在废墟上砥角四方地踩出一圈，说这是房间，晚上睡觉才进来。接着又是一圈，里外一样大。吃饭间。他不看我，看脚下，说这里灶头间，我和阳阳两个人搭的，一天工夫。阳阳是他的独养儿子，小我好几岁，以前每次来家都见到，就这么一个，宠惯了，没什么规矩。师傅抬起头来，好像我应该在这里，好像陪着他过来的，他说这里是卫生间，有淋浴，你们师兄弟几个忙了好几天。破砖烂瓦踩得稀里哗啦，他带着我走，朝南，说这就是院子了，本来还想有空种点花花草草。不至于吧，师徒两个黑灯瞎火地在废墟上量地皮，怀念那个简陋破旧一去不返的老房子。我递支烟给他，他接了过去，我掏出一次性打火机点着，火光透过烟雾，照亮了那张我曾经再熟悉不过的面孔，火光近的缘故，脸上的纹路更黑更深了，老瘢也更扎眼，师傅这两年老得厉害。

师傅说不早了，该做的事情总要做了，不然放心不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黄表纸，说烧给阳阳，回来找不到家，他会心慌。师傅蹲下来，捻开黄表纸，我用打火机替他点燃，听见他叽里咕噜，阳阳，搬家了，忘记告诉你，搬得老远，你找不到。

阳阳是1983年“严打”抓进去的，他跟在几个吃得开的家伙屁股后头混，爹娘怎么骂都不听，结果被弄到流氓团伙案子里去了。阳阳那点事情要放到今天，判可能会判，不是首犯，两三年碰顶了。当时“刮台风”，抓进去不久，一批批地排着队押上火车车皮，送去大西北劳改，据说在那里得了急病，死了。公家还算负责，大老远地用个木盒把骨灰送回来。师傅后来不提儿子，我们师兄弟都认得阳阳，也不问，没什么好问的。

师傅还在嘱咐阳阳，说我和你娘没几年好过了，没力气再牵记你，你自己走好，这里不要再来了，你去吧。冷风吹过废墟，黄表纸火旺，一片片黑灰纷纷浮起，影子旋转着掠过四周，真像阳阳感应到了。

我走到一边，给师娘打了电话，没说在哪里，就说没事了，我马上送师傅回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