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锐设计师受梵高名画《星空》的启发，设计出一条“夜光自行车道”，路面上镶嵌着成千上万颗发着蓝绿色微光的小石头，如同银河洒落人间，令人叫绝。设计师认为，技术不应是坚硬麻木的存在，而应“以一种更具交互性和诗意的方式强化我们的感受能力”。

    的确，技术并不只具有实用价值，亦可以是审美价值的摇篮。中国的陶瓷闻名遐迩，丝绸远销世界，古代建筑令人陶醉，皆因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相得益彰。技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艺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技术与诗意融合，更能熏染出高品质的生活。当我们向科技的诗意一面投去更多关注，就不难发现，技术也可以充满温度和情怀，饱含灵性和魅力。

    国内外一些城市，涌现出一种叫做“垂直森林”的新式建筑，层层种下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让绿植充满建筑空间。传统观念里，城市的钢筋水泥风格同绿色自然格格不入，“垂直森林”的建筑设计却成功地让人与自然超越空间局限融合在一起，为“诗意的栖居”创造了无限可能。在南方医科大学人体标本陈列馆，我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钟世镇院士创新标本制作方法，让各类人体铸型标本如珊瑚、水晶般精美，令参观者心情放松，不仅摆脱了对“解剖”的莫名恐惧，更对探索人体奥秘充满了兴趣。

    科学同样要有美感，技术创新也能很诗意。如果把科技比作繁茂的大树，效率和性能是其树干，人文要素则近乎于树枝和树叶。没有树干，枝叶无所依存；剥掉树皮，去除叶子，树干不过是根木头。科技不能只有理性思维而缺少“诗性思维”，否则就难免枯燥无趣。以城市规划来说，许多城市的新城区道路宽度、公共广场都唯宽大是从，不仅不讲科学，实际上也诗意无存，既浪费也没有特色。

    “技术的诗意”，其实不是铺陈、夸张、搞怪，而是“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如同庖丁解牛，始终按照其结构特征用刀，在顺应自然求至善中尽显智慧和技艺。其中凝聚着“真”—尊重规律、以道驭术；凝聚着“善”—简约利物、惠而不费；凝聚着“美”—巧夺天工、出神入化。多些“技术的诗意”，实质正是遵守技术伦理，把创意和人文有机融合，用“人的尺度”统摄技术，给人更多便利感受和美的体验。

    为什么有些技术成果缺乏良好用户体验？不是技术创新能力达不到，而是在贪多求快的浮躁心理驱使下主动放弃了对诗意的探求。这提醒我们，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科学研究都极具专业性，决策者有必要多咨询专业人士意见，防止“政绩冲动”和“商业驱使”误导决策。一切技术创新的目的都在于提升生活品质，理应多从人文领域寻求灵感启发和精神支柱，在实用和审美并重中释放智慧和技艺。

    美是愉悦源泉，美也是巨大竞争力。科技之美，立足于“人的尺度”，内蕴着“技术为体、文化为魂”的规律。让科技的真、善、美可观可触可感，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兑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望。

（摘编自刘根生《技术也可以“诗意盎然”》）

    在诗与思的辩难中，我看到的最有力的文字来自同样“富有热情与痛苦”的雪莱。1821年，雪莱在《为诗辩护》中写到，推理与想象是人类的两种活动，自有人类即有诗。而语言最初的发明，本身就是诗。在他看来，广义的诗人是具有审美能力的人。诗人的隐喻式表达，层出不穷的联想，这些虽然不能绘出人类思想的全景，却有助于表现人类崇高的目的，领会世间的真善美。自古以来，当科学攻城略地不断扩大我们生活的疆土时，诗歌已经借着想象，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宇宙。所以，雪莱赞美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

    大多数时候，我觉得人生是荒谬而无望的。但也正是这种荒谬而无望，给了我们赋予自己人生意义的可能。一个人活得好与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我赋予意义的能力。我们需要找到并拥有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借此击碎现实的荒谬。正如辛波斯卡所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诗歌与个人寻找生活的意义有关，一定程度上属于私域范畴。诗歌不同于社论，虽然人们也会将它拿出来发表，但是它所具有的私人属性也是不容忽略的。有些诗歌，读者看不懂，作者自己或许也不全懂，但是无关紧要。就像你进不了别人的大脑中思考。他需要的可能只是获得一种审美上的存在感，至于交流什么是美：都在其次。

    这不表示我鼓励诗人都去自说自话，固步自封。既然承认文学首先是人学，承认诗关系到人的自我塑造，诗歌也因此具有某种公共性。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私有性，还是公共性，诗的价值都在于意义的赋予和美的呈现。这也意味着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外，还交织着一个文学搭建起来的意义领域，来安放作者的灵魂。

（选自《读书》2015年第2期，有删改）

美从何处寻（节选）

宗白华

    ①苏东坡论王维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日：‘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也。

    ②以上是东坡的话，所引的那首诗，不论它是不是好事者所补，把它放到王维和裴迪所唱和的辋川绝句里去是可以乱真的。这确是一首“诗中有画”的诗。“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可以画出来成为一幅清奇冷艳的画，但是“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二句，却是不能在画面上直接画出来的。假使刻舟求剑似的画出一个人穿了一件湿衣服，即使不难看，也不能把这种意味和感觉像这两句诗那样完全传达出来。好画家可以设法暗示这种意味和感觉，却不能直接画出来；诗人也正是从这幅画里体会到这种意味和感觉，所以用“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这两句诗来补足它。这幅画上可能并不曾画有人物，那会更好地暗示这感觉和意味。而另一位诗人可能体会不同而写出别的诗句来。画和诗毕竟是两回事。诗中可以有画，像头两句里所写的，但诗不全是画。而那不能直接画出来的后两句，正是“诗中之诗”，正是构成这首诗是诗而不是画的精要部分。

    ③然而那幅画里若不能暗示或启发人写出这诗句来，它可能是一张很好的写实照片，却又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画，更不是大诗画家王维的画了。这“诗”和“画”的微妙的辩证关系不是值得我们深思探索的吗？

    ④宋朝文人晁以道有诗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这也是论诗画的离合异同。画外意，待诗来传，才能圆满，诗里具有画所写的形态，才能形象化、具体化，不至于太抽象。

    ⑤但是王安石《明妃曲》诗云：“意态由来画不成。”美人的意态确是难画出的，那画不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古代诗人随手拈来的这两句诗，却使孔子以前的中国美人如同在我们眼面前。达•芬奇用了四年工夫画出蒙娜丽莎的美目巧笑，现在我却觉得我们古人这两句诗仍是千古如新，而油画受了时间的侵蚀，后人的补修，已只能令人在想像里追寻旧影了。达•芬奇在这画像里突破了画和诗的界限，使画成了诗。谜样的微笑勾引起后来无数诗人心魂震荡，感觉这双妙目巧笑，深远如海，味之不尽，天才真是无所不可。但是画和诗的分界仍是不能泯灭的，也是不应该泯灭的，各有各的特殊表现力和表现领域。

    ⑥诗里所咏的光是可以先后活跃的，但不能在画面上同时表现出来，画家只能捉住意义最丰满的一刹那，暗示那活动的前因后果，在画面的空间里引进时间感觉。而诗像《初日》里虽然境界华美。却赶不上门采尔油画上那样光彩耀目，直射眼帘。

    ⑦诗和画各有它的具体的物质条件，局限着它的表现力和表现范围，不能相代，也不必相代。但各自又可以把对方尽量吸进自己的艺术形式里来。诗和画的圆满结合，就是情和景的圆满结合，也就是所谓“艺术意境”。

    什么是“和谐社会”？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而社会结构是指社会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或社会体系中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分都紧密联系、互相协调，整个社会才能始终保持有序和谐的状态。所以“和谐社会”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统筹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现代化引起不稳定、现代化伴随着风险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验证，即现代化起飞的阶段是社会结构错动、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风险易发的时期。我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关键的临界点，即进入了社会发展的矛盾凸显时期。这种社会张力的能量逐步蓄积起来，会对社会结构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并在社会结构最薄弱的环节释放出来。而这种无序的社会力量爆发就是社会危机或叫社会风险。

    这十几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并不是各方面完全协调发展的时期。我们的主要精力一度集中在经济建设上，而忽略了各种社会问题，有的人在GDP崇拜下，只讲效率而忽视了公平，甚至以牺牲一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形成了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

    要建设和谐社会，自然涉及执政党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能力。要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提高我们党整合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关系等的能力。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我们党必须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正确引导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尽可能将社会转型的代价降到最低，顺利度过社会发展的阵痛期。

①近年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一批影视作品热播，且受到社会普遍好评，引起了评论界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探讨。

    ②从中外文学发展史来看，现实主义本来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姑且不论，仅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发展而言，从新时期之初充满批判反思精神的反思文学，到高扬改革创新精神的改革文学，都充分显示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曾有的辉煌成就和社会影响力。

③然而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大众文化消费转向的背景下，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下，现实主义文学一度陷于低迷，魔幻化、空灵化、娱乐化之作日渐流行。如果对这一时期我国文学现状加以反思，无论从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度还是从文学对社会变革发展的影响力来看，都无法与新时期初的文学盛况相比。其中虽有多方面的社会原因，但从文学本身来看，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断弱化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作品引起的社会效应来看，当今时代仍然需要现实主义文学，或者说当代文学仍然需要弘扬现实主义精神。当然，在今天开放性多样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各种创作取向都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但人民对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的强烈需求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并致力于重铸现实主义文学精神。

④从创作题材来看，反映现实生活应当是现实主义的首要任务。只有直面现实生活，真实反映并强力介入生活，才能更充分地体现现实主义精神。从反映生活的内容来看，不能只是满足于描写庸常化的生活，而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中那些人们普遍关注的现象，包括社会变革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现实问题，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现实。

⑤现实主义并非自然主义式的照搬生活真实，而是要求高于生活真实达到典型化的高度。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化，并不仅限于按照生活真实进行综合创造，而是要用深刻的思想洞察现实，用高于现实的审美理想烛照现实，创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所谓创造典型人物，不只在于刻画人物鲜明独特的性格，更需要穿透人物的灵魂，在艺术审美理想的观照下，把人物真假善恶美丑的本来面目及其复杂性深刻揭示出来，这样才真正具有典型意义。

⑥罗兰巴特说过，这里没有惟一的现实主义，只有不同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虽有不同的风格流派，当今也仍然呈现开放性发展状态，但其文学精神应当是相通的。倡导重铸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呼唤现实主义文学重返文学现场，使其更加有力地介入现实生活，是人民要求促进现实变革发展的需要。

（选自《上海采风月刊》2017年7期，有删改）

秦汉王朝开启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自秦汉至唐宋，都城在长安，洛阳与开封一线，继承了夏商以来的“择中建都”原则。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来“燕京乃天地之中”，定都于此才是“以应天地之中”。这开启了元、明、清定都北京之先河。在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的理念不断扩展，强化与深化，即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都城城门、宫城宫门从“单门道”发展到“一门三道”“一门五道”。

“择中建宫”是继“择中建都”发展而来的。早期偃师商城的宫城在都城南部东西居中位置，洹北商城的宫城基本在都城中部。战国时代，魏国都城安邑之宫城基本在都城中央，郑韩故城西城的宫城位于西城的东西居中。魏晋与北朝洛阳城及唐长安城之宫城一般均在都城北部东西居中位置，北宋东京城的宫城则居外郭城的中央，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宫城一般在都城东西居中位置。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居于坐北朝南的都城东西居中位置，这无疑是其核心地位的体现。

在宫城之内“择中建殿”，实际上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与封邦建国时代都城布局的重大政治区别：国家从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二元政治”，发展成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的“一元政治”。“中”的意识体现了中央集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至高无上。

国家认同的强化，可以从都城城门，宫门由“单门道”发展为“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得到充分体现。就已发现的古代都城城门与宫城宫门遗址来看，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的都城一般为“单门道”。都城外郭城的四面城墙各辟3座城门，都城一般由12座城门组成，均为“一门三道”的“定制”，应该始于汉长安城。宫城正门“一门三道”形成“定制”，始于魏晋及北魏洛阳城的宫门“阊阖门”。此规制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进入中古时期，部分朝代的都城与宫城之正门出现“一门五道”的形制。

“中”与“中和”基因主要体现在都城选址与都城布局形制两个方面。历代王朝营建都城选址之所以必须“择中建都”，就是“中和"理念的要求。都城营建于“天下（即国家）之中”，是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而言的。“择中建都”之“中”体现国家相对于“东西南北”的至高至尊，同时“中”相对于“四方”又反映了国家对“四方”的“公平”“公允”“公正”，从而达到国家之“和”。这种“和”是国家“一统”的基础、国家认同的根本，也是“四方”凝聚于中央的体现。

古代都城及宫城布局形制所蕴含的“中”“中和”理念，在5000多年历史发展中为中华大地各个民族所认同。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北魏洛阳城，金中都、元大都、清北京城也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中和”理念，深化了国家认同理念。从国家“宫城”到民居“四合院”的布局，大小虽然不一，但是理念相同，反映出“家国相通”“家国一体”的历史文化理念，折射出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理念。可以说，“中”“中和”理念缔造了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的辉煌历史。

（摘编自刘庆柱《“中和”基因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