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这种思维模式，在我们头脑中已不知不觉地根深蒂固。事实上，若是某种数学问题的话，说正确答案只有一个是对的。麻烦的是，生活中大部分事物并不像某种数学问题那样。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只有一个，而是多种多样。由于情况的变化，原来行之有效的方法，到了现在往往不灵了。正因为如此，如果你认为正确答案只有一个的话，当你找到某个答案以后，就会止步不前。因此，不满足于一个答案，不放弃探求，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而，寻求第二种答案，或是解决问题的其他路径和新的方法，有赖于创造性的思维。那么，创造性的思维又有哪些必需的要素呢？

……有人是这样回答的：“富有创造性的人总是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使自己学识渊博。从古代史到现代技术，从数学到插花，不精通各种知识就一事无成。因为这些知识随时都可能进行组合，形成新的创意。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六分钟之后，也可能在六个月之后，六年之后。但当事人坚信它一定会出现。”

……对此我完全赞同。知识是形成新创意的素材。但这并不是说，光凭知识就能拥有创造性。发挥创造力的真正关键，在于如何运用知识。创造性的思维，必须有探求新事物，并为此而活用知识的态度和意识，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地进行各种尝试。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首推约翰·古登贝尔克。他将原来毫不相关的两种机械——葡萄压榨机和硬币打制器组合起来，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因为葡萄压榨机用来从葡萄中榨出汁，所以它在大面积上均等加力。而硬币打制器的功能则是在金币之类的小平面上打出印花来。有一天，古登贝尔克半开玩笑地自言自语道：“是不是可以在几个硬币打制器上加上葡萄压榨机的压力，使之在纸上打印出印花来呢？”由此发明了印刷机和排版术。

……另一个例子是罗兰·布歇内尔。1971年的一天，布歇内尔边看电视边这么想：“光看太没意思了。把电视接收器作为试验对象，看它产生什么反应。”此后不久，他就发明了交互式的乒乓球电子游戏，从此开始了游戏机的革命。

                                                                                                                  我长大了
          小的时候想长大，于是盼着早些进入中学，早些成为大人。
          终于考进了心目中理想的中学。带着一份喜悦对父母说：“爸、妈，我长大了，我进中学了。”父母一脸笑意：“不，孩子，成为中学生并不代表你成为大人。”
         于是，我继续等着“长大”的到来。
         在脸上发现了第一颗青春痘，带着一份期盼对父母说：“爸、妈，长大了，我有青春痘了。”父母一脸笑意：“不，孩子，青春痘并不证明你长大。”
渐渐，“长大”在繁忙的学业中也被淡忘。
          后来，搬了家。家与车站有一段很长的路，于是邻家的孩子总是用自己的自行车捎我一段。
          那是一个阴雨蒙蒙的清晨．雾气很重，路上很滑。一不小心，邻家孩子的自行车撞倒了人，我被重重地摔在地上。没有等我反应过来，邻家的孩子已扶起自行车逃之夭夭。我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事才是走了为好，但是，当我要起步时，却发现被撞的是位瘦小的老太。
         许多人围了过来。我有些惭愧，于是，我低着头帮老太太拾起散落在地上的菜。突然在人群中我竟发现了父亲那深邃的目光。我开始害怕，今天闯这样的祸，回去会怎样呢？
         我把老太太送回家，才发现她的儿女并不孝。老太太丝毫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她只是说她很寂寞。于是，我说，我会常常去看她。
         我并不想敷衍她，我决定这么做。
         然而，我不知道如何面对父母。
         小心翼翼地回到家，准备先做“乖宝宝”，然后再坦白交代，想来会少些责骂。
         晚饭桌上，气氛并不如想象的恶劣，而且桌上也多了几样我爱吃的小菜。
         饭时，我小心地边吃边看着父亲。父亲很和蔼，不时夹菜给我。我等待着父亲的训斥，而父亲却只是询问了老婆婆的情况，嘱咐我一定要多陪陪老婆婆。
         依然记得那天父母在睡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的话：“孩子，你懂得了什么叫责任。”我终于感觉到父母承认了我的长大；我也终于明白，长大并不像考上中学那么容易，也不像长青春痘那么简单。长大，意味着承担责任。
          的确，并不是所有长大的人都能够承担责任的；然而，能够承担责任的人却一定是长大了。

用你爱我的方式去爱你

       你突然打电话说要来我家，电话里，你轻描淡写地说：“听你二伯说，巩义有家医院治腿疼，我想去看看。先到你那里，再坐车去。你不用管，我自己去……”

       第二天，我还没起床你就来了。打开门后我看见你蹲在门口，一只手在膝盖上不停地揉着。你眉头紧锁，脸上聚满了密集的汗珠。我埋怨你不应疼成这样才去看医生，你却说没啥大事。

       去医院的途中，你走得那么慢，弓着身子，一只手扶着膝盖，一步一步往前移。我紧追过去，在你前面弯下腰，我说：“爸，我背你到外面打车。”你半天都没动，我扭过头催你，才发现你正用衣袖擦眼，你的眼睛潮红湿润，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风迷了眼。”又说：“背啥背?我自己能走。”纠缠了半天，你拗不过我，终于乖乖地趴在我背上，像个听话的孩子。我攒了满身的劲背起你，却没有想象中那样沉。那一瞬，我有些怀疑：这个人，真的是我曾经健壮威武的父亲吗?你双手搂着我的脖子，在我的背上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使劲弓起来，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

       到小区门口，不过二十几米的距离。你数次要求下来，都被我拒绝。爸爸，难道你忘了，你曾经也这样背着我，走过多少路啊?

       那一年我在工地被钢板伤，右腿险些被砸断，腰椎也被挫伤。在漫长而繁杂的治疗过程，你背着我，去五楼做脊椎穿刺，去三楼做电疗，上上下下好几趟。那年，你50岁，日夜的焦虑使你身心憔悴;我18岁，在营养和药物的刺激下迅速肥胖起来。50岁的你背着18岁的我，一趟下来累得气都喘不过来。在你的精心照料下，8个月后，我开始扔下拐杖能自己走了。

       这次去在医院做检查，你不停地问我：“到底怎么样?不会很严重吧?”我紧紧握着你的手，你厚实粗糙的大手在我的掌心里不停地颤抖。我第一次发现，你其实是那么害怕。是骨质增生，必须手术治疗。医生说，真想象不出，你如何能忍得了那样的疼?

       那天护士为你输液，那个实习的护士，一连几针都没有扎进血管。我一把推开她，迅速用热毛巾敷在你的手上。一向脾气温和的我，第一次对护士发了火：“你能不能等手艺学好了再来扎?那是肉，不是木头!”护士尴尬地退了下去， 你看着暴怒的我，眼睛里竟然有泪光闪烁。我猛然记起，几年前，你也曾这样粗暴地训斥过为我扎针的护士。

       手术很成功。你被推出来时，仍然昏睡着。我仔细端详着你，你的脸沟壑纵横，头发白了大半，几根长寿眉耷拉下来……我想起你年轻时拍的那些英俊潇洒的照片，忽然止不住地心酸。

       几个小时后，你醒了，看见我在，又闭上眼睛。一会儿，又睁眼，虚弱地叫，“尿……尿……”我赶紧拿出小便器，放进你被窝里。你咬着牙，很用力的样子，但半天仍尿不出来。你挣 扎着要站起来，牵动起伤口的疼痛，巨大的汗珠从你的额角渗出来。我急了，从背后抱起你的身体，双手扶着你的腿，把你抱了起来。你轻微地挣扎了几下后，终于像个婴儿一样安静地靠在我的怀里，那么轻，那么依恋。

       出院后你就住在我家里。每天，我帮你洗澡按摩，照着菜谱做你喜欢吃的菜，绕很远的路去为你买羊肉汤。阳光好的时候，我带你去小公园听二胡，每天早上催你起床锻练，你在前面慢慢走，我在后面紧紧跟随……所有的人都羡慕你有一个孝顺的儿子，而我知道，这些，都是你传承给我的爱的方式。只是我的爱永远比不上你的爱，宽阔辽远一如无际的大海，纯粹透明没有丝毫杂质，而我，只能用杯水，去回报大海。

母亲的风景

朱成玉

    母亲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导致她的视力迅速下降，多方医治都无济于事。看到我们愁容满面，母亲安慰大家：“就算看不见东西了也没啥，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没啥不好。”

    为了让她在失明前看看更多美丽的风景，我请了长假陪母亲去旅游。母亲自然是欣喜万分，却忍不住担心：“你这怎么说请假就请了呢，快和妈说说，是不是工作不顺心了？”

    “再忙也没有陪妈妈重要。”从小就嘴甜的我总能哄她高兴。

    我们大包小裹地上路了，因为母亲眼神不好，照顾起来十分不便。母亲看我忙里忙外的，很是内疚，在车上尽量不喝水，因为怕上厕所。

    母亲每到一地，都如饥似渴地睁大已经有些模糊的眼睛使劲地看着，有一种努力要把整个世界都看进眼里的架势。我则不停地为她拍照，母亲在每一个镜头里都笑靥如花。

    那一刻，我感觉母亲年轻了许多，脸颊上仿佛镀着少女的红晕。

    每次回到旅店，母亲都要从头开始，一点一点把当天看到的风景在脑海里过一遍。

    “知足了，一辈子都没看过这么好的风景。”她喃喃地说。

    母亲多容易满足啊，我心生内疚，平日里总是很少陪母亲。而现在，母亲的眼睛累了，就要关紧这扇窗户了。

    路走多了，母亲累了。听着我的下一步计划，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样的奔波实在让母亲有些吃不消。我暗自思忖：这就好比是强行往母亲的脑海里塞一些回忆的碎片，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我也累了，进入梦乡。梦见了小时候，手握着风车，和母亲一起在田野里飞奔。母亲把我高高地托起，转着圈儿。阳光被卷进风车里，像棉花糖，温暖甜蜜得让人晕眩……朦胧中感觉到一双手被暖暖地握着。是母亲，安静地坐在我的床边。我把眼睛眯个小缝儿，看见母亲使劲地大睁着眼睛，定定地看我，仿佛要把我整个地印进心里去。想起儿时，母亲也是习惯这样看我的啊。临睡前，母亲总是到我床边来，总是要认真地看我一会儿，直到我睡着，在梦的波浪里卷起幸福的鼾声。

    我忍着不让母亲知道我醒来，我喜欢被她的手握着。这双沟壑丛生、粗糙干硬的手，牵引的却是我柔暖光滑的一生！

    第二天游览时，我问母亲今天的风景好不好。母亲说：“儿啊，就算妈看遍了天底下的风景，也不如看你啊！只要有你在，哪里都是好风景。”

    是啊，这就是母亲，她看到的哪是什么风景，她看到的全是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母亲，她就算摸索在黑暗的谷底，也会有力地握着孩子的手。这就是母亲，如果我觉得寒冷，她宁可敲碎自己的骨头，为我燃起一堆大火，为我取暖。

    我知道，从一出生开始，我们就已深深地烙印在母亲的生命里，即便母亲失明了，儿女们也是她时时可以见到的风景。

    原来，母亲的记忆从来不需要填充，因为孩子早已将那里占得满满，不留一丝缝隙。

嘱托

格·鲍姆特

    就在彼得动身前往华沙参加一九五五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前一晚，有人来敲门。原来是一位邻居。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包包，然后摆在桌面上，摊开来。里头是一张相片、一封信和一张字条。

    他讲述了有关这个小红包的一段经历。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波兰。这样，大批的波兰人被弄到德国去。那时候，这位邻居正在一家锯木厂当工人，他曾答应帮助一个波兰囚犯实现他的托付。

    一天，锯木厂的一个工棚失火了。人们都在交头接耳，心里明白是囚徒们干的好事，他们想用这样的方式把斗争进行下去。一群身穿黑色制服的党卫队员朝工厂一拥而入，带走了许多做苦工的囚犯。

    当党卫队员冲进邻居工作的那个车间时，他正与那位囚犯在干活，这位波兰人迅速地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红色的小包包，塞到德国工人的手里，“老婆和孩子……多替我问候，要是战争完蛋了。”他脸急得煞白，压低嗓门儿刚说出这几句话，党卫队就把他带走了，作为对这次纵火的报复。

    一九四六年夏天，这位邻居发了一封信给囚犯的太太，她的地址就写在那张纸条上。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回音。一年半之后，他又试图再投一信，然而，一切依旧是徒劳的。现在好了，终于有了这一天，他可以托人将这个小包包直接带到波兰去。这位邻居把小红包郑重地递给彼得。

    彼得注视着这张相片。相片上是一位妇女，手里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姑娘。信呢，不言而喻是遇害者留给他家属的最后诀语。在那个小小的纸片上，用大大的字迹写着这样一个地址：“Z和M·尼波耶夫斯卡，华沙斯巴索夫斯基大街十八号”。

    “一定的，我会去找她的，并将事情的一切转告她，这件事您完全可以信赖我。”彼得说。

    那时候，当这位邻居把这个小红包交给他的时候，彼得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只要去到华沙，把事情一讲，东西一交，不就完了嘛！然而，当彼得后来抵达那条街的时候，十八号的门牌怎样找也找不到。在那块空地上，从前确实有过十二至二十六号门牌的房子，现在只见一群孩子在空地上踢着足球。在警察所，彼得也得不到一点答复。她们现在究竟住在哪儿呢？这样，彼得反而横下一条心，非找到她们不可了。

    来到华沙，彼得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求知的渴念，他见得越多，什么活动都想参加一下的愿望就更大。

    大约在联欢节开始后一个星期，他的朋友们建议他去与一些波兰小伙子和姑娘相会一下。起初他觉得不太好，但朋友们干脆连拉带扯地把他推拥走了。跳舞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找个舞伴，这时在彼得面前就站着一位姑娘，她羞赧地望着他，并且邀请他跳舞。就这样，德国、波兰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相聚在一起。他们尽力地用手势比画着交谈，大伙笑着，欢快地跳着。

    自这个晚上相遇后，彼得与玛留莎每天都要相会。

    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最后一天终于到来了，整个华沙城都陷入一片欢腾之中，在大广场上，阿拉伯青年与瑞典青年，中国青年与黑人青年，伊朗青年与德国青年都在纵情地载歌载舞地狂欢，然后他们慢慢地拥向火车站。

    彼得伴随玛留莎在火车站站台上来来回回地溜达，广播员用广播催促大家赶快上车，彼得才恋恋不舍地攀上了车厢，将身子从车窗里探出来。他们相互凝视着，一时无言以对。

    “地址！”玛留莎突然想起来，她的喊声就像呼救那样。

    彼得摸出笔记本，撕下一页，将他的地址记在上面。这时，他一下子才想起了那个小红包，于是赶忙把它掏出来。

    “玛留莎，请帮助找一找，”他说，然后把这个小红包按在她的手心上。“打开看看！”他大声说，他见她一时还未领悟他的意思。

    她打开这个小红包，念起来了。火车慢慢地挪动了。

    玛留莎脚下像是生了根似的，粘住了。她几乎要被那些跟着火车而跑的人撞倒。“玛留莎！”彼得喊了她一声。玛留莎抬起头来一望，开始随火车跑起来，接着她停下脚来，摆着手，手里的那块红包纸就像一方告别的红头巾。彼得还在望着她，一时间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她整个脸庞都叫泪水湿透了。

    “为什么她哭得这样厉害？”彼得思忖着，这时他已缩在一个角落里。“我将给她写信。”他这样想着。彼得拿出她的地址来，他念着念着，脸色越变越白，一直白到额头。原来，上面留下这样的名字：“玛留莎·尼波耶夫斯卡”，也就是那个小红包里的纸条上写着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