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符号”说与“语言艺术”说之差异

吴晓

    诗歌意象与普通日常语言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普通语言符号是人类集体的产物，语言一经产生，对于每个社会成员就有一种约束力，每个社会成员都得强制性地习得和接受这种语言，不如此就无法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沟通。而意象符号则是诗人直接感受的产物，具有个性创造物的特点。它是感性的、直觉的、个别的和不可重复的，是诗人在情感驱动下要求作艺术表现的产物。科林伍德曾指出普通语言描述与艺术表现的不同：“描述一件事物，就等于把这件事物归到某某类中……而表现却恰恰相反，表现是将这件事物个性化。”这就是说，普通语言仅仅是一种现成的操作，而作为艺术表现的意象，却是诗人所独创的，具有诗人的情感生命。意象是“直接”的，因为它是诗人有感而发创造出来的；日常语言则是已经褪色、陈旧、僵死的东西，也是被诗所淘汰的东西。总之，创造意象是诗人表现情感的基本手段，诗人将独创性的意象符号提供给读者，使读者产生理解与共鸣，进而被普遍接受与承认，这是普通语言所无法做到的。在一般语言中，语词所指称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外物，物的观念而非物本身，因此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普通语言，词义的指称性明确而单一，非如此则不能起到交流思想的功用；而意象具有丰富性与多义性，竭力避免单一与直接说出，它虽然以词的形式出现在诗中，但却没有词的明晰性、确定性。可以说，意象是超语义的，不可解释穷尽。意象比语言层次更高，更具独立性。在审美经验中，有许多难以用语言说出的东西，在那些已理解又未理解的无可名状的审美愉悦中，无论何种语言要描述，它都是显得力不胜任的。审美意象能引人想到许多东西，却又不可能由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把它充分表达出来，因此也没有语言能完全适合它，把它变成可以理解的。所以意象的功能大大强似普通语词，其作用是一般语言所不可比拟的。艺术所建构的意象符号系统，既是传递情感的手段，又是目的，而在日常交际语言中，语言只是交际信号的工具，意义一经传达，信号系统就不起作用，因此它是一维性的。而在诗中，创造独特的意象符号，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美的形式，具有审美意义，这种意象关系是“同步”、“共时”的。所以对于普通语言来说，仅仅告诉我们是什么，其任务即告完成，而意象仅仅告诉我们是什么那就不够了。它还要考虑怎样表现的问题，还要考虑意象的角度、意味、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语言只需要呈现逻辑的有序性，而意象则需要打破语言逻辑及理性逻辑的规范，追踪“情感逻辑”与“想象力的逻辑”的发展而不断推进。在一个意象向另一个意象跳跃的时候，一般也是由潜意识驱使着进行的，内中的心理变化也是无法以语言言明的。

    无论从意象的产生过程看，还是从其作用与功能看，都是大大超越于语言的。在诗歌中，其直接现实是意象，而不是语言，或者说诗使用的是意象语言，而不是文字语言。意象是诗的特定词汇，意象是诗歌艺术的基本单位，诗人在进入创作构思时，并非是用语言进行的，而是利用意象进行的。而传统的看法，诗是语言的艺术，而不是意象的艺术，因此出现“语言的色彩美”、“语言的绘画美”等等说法，都无法说明诗的实际存在，也无法说明诗的本质。

（选自《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有删节）

神游荷塘  “士”的回归

朱世丽

    文学创作的主要任务，是展示人的感情世界。朱自清调动艺术表现手段，将蓄积已久、不吐不快的情感诉诸文字，郁积之情得以畅释、转移。在创作上，他热衷于自然。他把自然人性化、人格化。他能与自然交流对话，情趣盎然、物我两忘，达到“以我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执着于山水自然，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特征，唯有在那里，才能解脱名缰利锁，潇洒自在。即便是表现“颇不宁静”，“ 荷”亦“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这些描写既展示了作者运用比喻等技巧，也写出了作者在此境中的感受﹣﹣静谧的荷塘边，勾起了作者对冰清玉洁、特立独行的品格的自我期待，特有的景、物、光、色、味的浸漫诱惑下，他的灵魂潜入到另一世界﹣﹣那是一个由真与美组成的生机勃勃的、和谐纯净的世界；那里没有纷争，远离尘嚣，无物的困扰，无权的左右，那是朱先生苦苦追寻的“士”的家园。

    朱自清在《你我》中讲：“我依着时光老人的引导，一步步去温寻已失的自己……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界民’，这条路非走不可。”为什么非要走这“忆之路”？因为现实“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暂时只有逃避一法”。为何“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一个具有仁爱思想的“士”，当然是“不能或不愿参加”到屠杀者的行列。他逃避法之一，便是“忆之路”，而忆的结果则是对自己的解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外也只能是廉价的新瓶装旧酒的伤感。”社会形势的前逼后追、日常琐事塞实了他的心房，一颗“士”心几乎被吞没，精神家园濒于沦丧。那么，神游荷塘，仿佛梦魂归家园，漂泊的“士”魂回到了心室，心灵复苏了。这是陈酿的“旧酒”从死封的“新瓶”中潜溢出来，弥漫朱先生周身，熏香、微醉。尽管这醉意是微微的、淡淡的、暂时的，但足以慰藉他的心。

    既然朱先生坚守的是“士”的品格，怎样理解他早期参加的文学革命活动呢？这是一个青年儒士的积极用世的态度，“士志于道”的人生理想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的体现。这与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年轻时不是一致的吗？然而将近而立之年的朱先生，所志的“道”已被摧毁殆尽，“学而优”亦不能“仕”；在现实中他不可能“达”，也就无法“兼济天下”；他连“独善”的起码条件也不具备，没有“士”的基本生活保障，没有自在的生存空间，没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任凭他怎样坚守而现实无“士”的立身之地。于是，他在艺术的真实中为苦闷的灵魂寻了一方宁静的乡土﹣﹣月下荷塘，从而获得了心灵的真实感和解脱感。

（节选自《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文学经典的重构指的是通过对现有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阐释，在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现存的经典书目进行修订使之变得更加完善和实用。因此，文学经典的重构不是把现有的经典推倒重来，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增添与删除，从而接纳被历史确认了的新的经典，剔除被历史证明为不是经典的作品。通过重构，文学经典才能与历史同步，文学经典的书目才会变得完备和可靠，文学经典的质量才会得到保障。事实上，重构最大的作用在于增补和删除，增补主要针对现在而言，即把现在被视为经典的作品补充进去。删除主要针对过去而言，即把过去误认为是经典的作品从经典书目中清除出去。因此，这一重构的过程也是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经典的确受到文学传统、文学流派、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的影响，文学经典书目实际上一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着。

    文学作品能够变为经典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布鲁姆认为，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陌生性”。他说：“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文学都具有经典性。”原创性对于文学经典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无法据此解释那些大量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同样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例如西方的骑士小说和我国的武侠小说，它们的陌生化特点往往让阅读它们的人爱不释手，但是它们却不能成为经典。这就是说，布鲁姆提出的原创性标志的陌生性，难以成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标准。布鲁姆接着又提出另一个标准：“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又一标志。但是，无论是陌生性还是神性和人性的爱恨纠葛，都难以成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文学经典化的标准。

    当我们从起源上对文学加以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学作品的产生，从本质上说，完全是出于伦理道德的需要。古今中外发现的最早文本，都与记载宗教祭祀仪式的活动有关。在那些古老的极其简略的文字记载中，如我国殷商时代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就包含内容丰富的故事文本。这些记录宗教祭祀活动的古老文献，就是文学的最早的源头。这些文献的基本功用，就是教诲，并为其他人或后来者提供范例，建立规范，让后来者有例可援，有法可依，形成体制。一直到后来，文学始终保持着这一基本功用，如荷马的史诗，希腊的戏剧，莎士比亚的作品，弥尔顿的诗歌，18至19世纪的英国小说等，都显示出文学教诲的本质特点。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产生的目的就在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而文学的审美功能则只是文学教诲功能的衍生物，是为教诲功能服务的。文学缺失了教诲动能，即伦理价值，文学的审美价值则无法存在。文学价值的大小在于其所发挥的教诲功能的大小。作为文学经典，其教诲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反之，文学就难以成为经典。这就是说，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因此，文学能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决定的。

（摘编自聂珍钊《史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杨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为了拿到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末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①小游戏“愤怒的小鸟”可谓红遍了全球，与此类似的还有小游戏“切水果”等，几乎老少皆爱。为什么全球人都如此喜欢这类有点“脑残”的发泄游戏？因为“怒鸟”的有些设计和我们童年的回忆有关，比如弹弓，就是对儿童时代的怀旧心理。其实很多游戏卖点都是返回童年，没有理性和道理可讲。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类似的欲望，似乎这就是人类的天性。

    ②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好，青少年时代越来越长，现代人的儿童期和青年期都在不断延长，人独立的过程延缓了。青年在学校的时间大大增加，并不独立，所以不少年轻人有很多儿童的特性。从这个层面说，可能除了少部分地区，这个时代全世界人大多生存不艰难了，于是成年人儿童化的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久地保留着童年的天性。

    ③再者，温饱没有问题，但是生活的挑战仍然相当严峻。大学生毕业以后，发现房价高、物价高，而职场里，总觉得自己的价值被低估，达不到期望。大家普遍焦虑，这种苦闷和压力是中产阶层常有的。所以作为减压效应，“轻暴力”游戏，就成为宣泄苦闷的最便捷方式。它有点小暴力，能让心中的苦闷有所宣泄，但是又无伤大雅，毕竟大多数人的苦闷还没达到极端程度，游戏的宣泄就显得恰到好处。

    ④自现代化以来，全世界的人都遇到一个共同问题：谁都不敢得罪。在任何组织里，都变得谨慎和压抑，容易心理上失衡。而这些小游戏，则把人生简化和单纯化了，游戏中，只要经过某种努力，就能够迅速达到目标，不像现实中如此复杂，有太多莫名其妙不可控的因素。游戏是可控的，并能在稳步升级中，获得自我的满足。

    ⑤但是与此并列的另一个现象是，精英文化一直在小众范围稳定发展。比如豆瓣上的影评和书评，网友们看的作品、评的内容，都非常高雅。总体上看，人的知识面肯定比过去宽泛多了，文盲率很低，花三分钟百度一下，立即就能把元朝说得像模像样。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把深度留给专业人员，大众只需高效挪用成果就行。可以说，整个人类的文化思维其实是提高了。只不过知识面无限拓展后，往深里走的愿望就减弱了，不能连贯思考，发散性很强，变得平面化，但未必肤浅。

    ⑥这些单机小游戏，归根结底，体现的是自我感受，让自我得到了释放。年轻人的社会群体感弱，自我的空间却足够大，房子可能小，但是私密性很强。完全可以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我、敏感、细腻、轻微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心里的创痛和不安，需要治愈。也有人把某些小游戏归为“治愈游戏”。从这个角度说，大众文化和游戏，也有积极的力量。

    影视IP再现，老牌组合重逢……近来，“怀旧梗”在综艺荧屏上频刷存在感，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回忆杀”。

    不少网友感慨，综艺节目为什么越来越流行“怀旧”了？

    因为有需求。当“郭芙蓉”和“白展堂”唱起《武林外传》的主题曲《侠客行》，不少观众感慨13年过去了；目睹黄日华版《天龙八部》的主演们时隔22年再次重聚，不少网友表示被击中泪点……近年来，从83版《西游记》《红楼梦》到《新白娘子传奇》《炊事班的故事》《射雕英雄传》，越来越多经典影视剧在综艺节目的舞台上“情景再现”，让观众一边感动得流下眼泪，一边感慨自己逝去的青春。这背后，是经典IP的杀伤力，是观众对于情怀的强烈需求。

    而需求意味着生产力。经典影视剧承载着一代代观众的集体记忆，本身就自带话题，自带流量。环顾影视圈，怀旧早已从文化景观转化为一种经济现象，从电影、小说到游戏、歌曲，莫不如此。商家售卖情怀，以期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用户购买回忆，获得某种程度的心理满足。综艺节目，也是一样。它们站在经典影视剧的“肩膀”上，用综艺与怀旧碰撞，得出高收视率、高关注度的成果——这种形式直接、有效，也因此备受追捧。

    作为一种娱乐性的节目形式，综艺传播力强，辐射面广，一直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综艺节目流行“怀旧”，这属于应需而生，能戳中观众的心理需求，在满足群众文化需要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也必须承认，情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怀旧梗”可以用一次，用两次，但不可能屡试不爽。当观众的怀旧需求充分释放，势必对其产生审美疲劳，甚至产生“免疫力”，这是规律使然。比如，此前不少网友发现，搜索“某某剧组重聚”会发现一些剧组从未停止过重聚，今天在这个节目，明天在那个舞台，所谓的“聚首”有了套路的味道，引来网友纷纷吐槽。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近年来，群众对文化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档节目是否有新意、有创意，成了影响观众取舍的关键因素。从《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到《声临其境》《我就是演员》，近年来越来越多综艺节目脱颖而出，以诚意和创意打动人心。对于综艺流行“怀旧梗”，没必要指责其“炒冷饭”、缺乏创新，但保持必要的警醒是应该的——少些套路，多些诚意和匠心，狠抓精品创作，才能够打造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摘编自2019年3月《广州日报<综艺为啥越来越流行“怀旧”了？>》，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