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提出著名论断：“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理论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试图从地理、宗教、民情、风俗中追寻法的精神。他们虽然都没有洞悉法最终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但都从德与法的关系角度，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德性惯习极大地影响到法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德与法相互交融，德乃人们心中之法。

    道德是人们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与融合的成熟形态，即表现为法律信仰与法治观念，亦即形成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法治成功的内在标志，是法律被民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而不是畏惧、忌惮法的强制力，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并赢得“人心”

    法律与道德并非浑然一体。一般而言，国人擅长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方式，因而常常容易将道德与法律做一体性认识和处理，然后如太极八卦一般，讲究两者的相互转化。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相对分离，法律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生活的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当然，在分析法律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同时，充分认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对法治国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命题，既解释了在社会稳定时期，法律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看待，又肯定了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其实难以决然剥离。但是，当命题转向治国方略，亦即究竟是“依法治国”为主，抑或是“以德治国”为要，答案当然毫无疑问地指向前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次有序，依法治国是主体，以德治国为辅助，这是由法律与道德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现代法律是高度建制化的制度性事实，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特征，体现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化的实践要求。相较而言，道德治理则可能陷入混沌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总体来说，在当代复杂社会形态下，道德治理难以独自构成一种“治式”，无法提升至治国方略的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法主德辅”绝非否定道德的作用，而仅仅是指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法治更适合作为主体，也更应该成为主体，而以德治国是建构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战略。换句话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互为支撑的结合，也是主次有序的结合。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法治与德治主次有序，但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止步于此，而是为了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归，形成良法善治的辩证统一体。

（节选自《道德与法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光明日报》2015年04月，有删改）

    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商贸之路，更是三大洲之间文明多层面的交流之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60年到中亚勘察了解中国涉外商史，提出并论证在公元前2世纪，时显时隐存在着一条神秘的丝绸路线，这就是‚丝绸之路学术概念首现。古代丝绸之路纵贯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开拓于陆地，也发展于海上。西汉张骞出使以后，西域与中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初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一个中国南方的小橘子，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漂洋过海于西欧落根安家，挽救了17世纪上万名欧洲海员生命的动人故事。

    海陆古丝绸之路具有丰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它昭示了古代欧亚间文明交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揭示了欧亚不同文明间交流的历史规律和历史轨迹。

    历史文明在今天翻开新世纪的篇章，习近平主席根据新时期国际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调整，郑重提出共建新的国际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并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蓝图，吸引了全世界希冀的目光．“一带一路”总体规划蕴含着未来30 年到50年间全球最好的商机，古老的丝绸之路自此将焕发崭新的蓬勃生机。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历史文明的承传，更是开创了全球文明进步的新时代，为泛欧亚大陆深度合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多边合作方案，型塑了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战略互动的基本范式。“一带一路”的主旨是冀望与利益相关国家一起解决当前国际性的难题，实现泛欧亚大陆及其沿岸地区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进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通过深度的国际经济合作打造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实现利益共赢。“一带一路”的复兴与共建可以将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互补、互惠、互促。总体上讲，“一带一路”东西牵着发展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北美经济圈，形成了欧亚非大陆经济对接整合的大格局，建立起了世界跨度最长、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将开启国家间合作新模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基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高度评价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强调中巴要不断充实两国命运共同体内涵，做到守望相助，深化战略合作；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心心相印，坚持世代友好；风雨同舟，共对安全挑战；勇担责任，加强国际协作。

    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一带一路”倡议为各自国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世纪新引擎。我们热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宗旨，携手合作，共建互助开放的经济文化新体系。

（摘编自乌东峰《从“一带一路”文明史迈向新时代》）

    正解与误读是阅读阐释中经常碰到的是非之争，两者难解难分，又必解必分。读者的正解往往是在不断克服误读的过程中获得的。

    关于误读，阅读学界存在着真误读和假误读之辨。中外一些学者认为，误读永远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一种规律性现象。美国耶鲁大学哈罗德·布鲁姆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曾连续发表四部著作，系统论述了“诗的误读”：“一首新诗总是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人及其伟大作品释读的结果。这是一种特殊的释读，它不在于对某一具体作品的释读实际发生与否，它实际上是指一种接受影响与打破影响，继承与创新的悖谬状态。”我国清代纪昀说：“郢书燕说，固未为无益。”现代钱钟书说：“作家原作叙事抒情本无彼意，然读者却在阅读中出现创造性的误解，悟出确有引人入胜的彼意，并为更多的读者所认可。”三家所说的“特殊性释读”“合理性误读”“创造性误读”显然是指读者释义对作者原意的超越或对传统释读的突破。由此，对“误读”引出“反误”和“正误”两种分法：“反误”指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对文本穿凿附会，随意歪曲，既不合作者的原意，也不切作品的本意，那是真误读；“正误”指读者的理解和作者原意相抵牾，但切合作品的实际，使文本意义增值，这是假误读。我们认为，把不同于作者原意的多元阐释归入“误解”的范畴是不妥的，正就是正，误就是误，不必对误解分正反，不存在“正确的误解”。将“合理性误读”和“创造性误读”作为“假误读”的修辞来运用，未尝不可，但把“正误”作为阅读学的概念和常规就不够科学了。超越作者，超越文本的“增解”“异解”和“批解”是典型的“个性化理解”，不宜说成“正误”，而应说成“正解”“精解”或“圣解”。在文章和文学的个性化阅读中，必须严格区分错误解读和正确解读。真正的误读、曲解、歪批、胡吹算不得个性化阅读。本文所论的“误读”是与“正解”相反的真误读，不包含所谓“正误”的假误读。真误读，作为阅读病态大有研究其病理的必要。

    文章阅读疾病与文章本体疾病、文章写作疾病有所不同，它与文学阅读疾病也有差异。文章阅读疾病，发生在阅读的认知、理解、欣赏、评价、表达、迁移各个环节，也出现在辨体、感言、人情、得意、运思及物等各个方面；若分类别，它既有阅读生理的、心理的、行为的疾病，又有阅读知识的、方法的、情志的疾病。不仅处于学习性阅读阶段的普通读者容易患各种各样的疾病，而且进入创造性阅读阶段的专家读者也难免犯自由化误读的毛病。文章阅读病理研究是专门探讨读者在阅读全过程中阅读心理和行为的病症及其医治的一门阅读分支学科，目的是求得学校阅读教学和社会读书活动的健康生存和科学发展。

（摘编自曹祥芹《文章阅读学》，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如何增进我们的数据安全感，是“大数据时代”必须回答的一道考题。然而，近日有不少网友反映，一些APP（手机软件）在“偷听”说话，并进行相关推荐；在国外，“脸书”等也陷入“窃听”用户的质疑中。

    不过，尽管有关推测很多，但大都还未证实，业内专家也观点不一，呼唤监管部门给出权威说法。换句话说，权威的声音慢一拍、行动迟一步，用户数据安全感就少一分。与此同时，相关手机软件接连“喊冤”，均保证只会合法合规地获取和使用用户信息。即便如此，许多用户的担心还是无法打消，因为互联网公司此前滥用大数据的行为并不少见。实际上，这种不信任的源头，在于手机软件获取用户信息权限的模式。当用户注册某个手机软件时，就会弹出要求用户授权各类信息权限的条款，包括通讯录、麦克风、地理位置等。这种情形下，用户要么接受“霸王条款”，要么被“隐形套路”，否则就无法使用手机软件。没有选择权——个人信息第一道关口的失守，是用户缺失数据安全感的重要原因。

    今天，数据价值堪比石油，引得商家“争抢”，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已经被算法包围。企业利用算法挖掘分析用户数据，可以精准判断用户的消费需求，从而精准“推销”产品、谋划产业布局。但是，对用户而言，乐也算法，忧也算法。乐的是算法带来服务个性化，忧的是算法提供的服务“太精准”。一旦数据泄露或者被滥用，骚扰电话、网络诈骗等也可以从过去的“误打误撞靠运气”变得“精准定制有底气”。保留免受骚扰的权利、自主选择的权利，正是用户重视数据安全感的根本原因。

    捍卫数据安全，就是在守护美好未来。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把关，不仅要养成安全使用手机软件的习惯，而且还要在发现隐私被侵犯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近日，一位法律人士发现“抖音”“多闪”等手机软件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向他精准推荐了多位“好友”，便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并获立案。企业亦如是，如果不是目光短浅，便一定能看得清，一旦安全事故的“灰犀牛”来临，商家将丧失更多用户；只要数据安全受到威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商业前景就会受到挑战。放弃窃取、滥用数据的眼前利益，共同守护数据安全才是明智之选。以制度构建立体防御体系，形成个人、企业与相关部门共同发力的监管网络，方能阻断窃取隐私的“不法之手”。

    据悉，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立法规划。这意味着我们将告别个人信息保护分散立法的状态。未来，有了专门法律做“靠山”、各方合力当保障，企业非法收集、滋用数据的“灰色空间”将越来越小，用户的数据安全感也将越来越实。

（姜赟《共同守护数据安全》，略有删节）

    事实上，当我们思考人类信念系统时，应当注意到它是多层面的、多维度的。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主要是两个层面：描述性的维度和规范性的维度。在描述性维度上，科学具有优先性。但除了自然领域之外，人类的生活更多居于规范性层面上。对于规范性来说，最直接的理解就是道德和法律。道德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法律告诉我们禁止做什么。这是规范性最突出的表现。

实际上，规范性无处不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对事物的评价，使用概念的时候也是在遵循特定的规则。哲学恰恰活跃在规范性的领地。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哲学的活动会遍布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如道德哲学、法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数学哲学、科学哲学等。因为所有自然科学都包含描述性所无法处理的规范性层面，表达这些科学原理的部分需要哲学来参与。而没有哲学来澄清特定学科的基本概念和进行语义整编，就容易导致严重误解。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来探讨在“科学为王”的时代，哲学到底有什么价值？

    首先，哲学具有彻底反思和适度怀疑的精神。其他学科可能也会有反思，但哲学的反思是具有彻底性的。适度怀疑不同于怀疑主义，不同于极端的相对主义。适度怀疑能够让我们的心智保持活力。

    其次，哲学具有思想划界和批判的作用。哪些领域是可以认识的，哪些是不可以认识的，可以言说的和不可以言说的领域如何划界，人类思想和表达可以区分为哪些空间或区域……都是留给哲学来做的工作。其目的在于让人们充分理解人类理性的限度及其遵循的法则，以避免人类陷入过度自负。

    最后，哲学具有促进自身认知和人性理解的作用。这里要强调的是，最好把人理解为规范性的动物。有观点认为，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野兽。“野兽”即强调人的本能特征，即实然方面；“天使”强调人的道德，即应然方面。但是，现实中并不是如此简单。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思考：这样做对不对？应不应该这样做？行动的理由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引向了关于规范性问题的回答。就规范性来讲，我们不是在寻求真假，甚至也不是在追求对人类的操控和设计，而是最终要回答我们的文化模式、社会秩序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所的抽象规则是怎么形成的，“我”和“我们”是谁。这就是自身认知和人性理解方面的复杂问题。

    我个人认为，对于科学世界观下的哲学未来发展而言，在规范性领域中的划界与批判是哲学最有前景的一面。就此而言，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个体去深入、自主、谦逊地理性思考。

（摘编自韩东晖《“科学为王”的时代，哲学有什么价值？》）

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多数出版社一直重视“塑造品牌”，进行“品牌化经营”。业界流行“睹书思社”的说法，美国著名出版家史密斯·贝利说：“出版社并不因它经营管理的才能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可见，那些能让出版社出名，进而引发读者“睹书思社”的书，就是那些能够体现出版社品位的特色品牌书。品牌图书可谓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强社之本、优社之本。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品牌产品，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品牌图书不是专家们投票评出来的，更不是出版社刻意贴标签自封的，而是在图书市场中形成的，是通过时间隧道过滤、积淀的结果，是读者心中的口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但凡称得上是强社和名社的，都有品牌图书作支撑、作招牌、作标志。

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具书和学术名著在国内出版界独占鳌头，赢得“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这两本品牌工具书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早年推出的“万有文库”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这些承载大国深厚文化和世界进步思想的招牌书、品牌书铸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荣光。

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策划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明确定位于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追求的境界是只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他们以推动学术进步为目的，严格评选，鼓励创新，提倡开放。

“书比人长寿。”这是出版界的一句箴言。当代编辑理应有这种追求。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市场，有的甚至是垃圾书。何以出现这种让人汗颜、担忧的局面?原因虽多，但编校人员缺乏工匠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何为工匠精神?就是止于至善、精益求精、执着专一，着力追求完美与极致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融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就是要对文字抱有敬畏之心，如履薄冰，始终坚守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在把握文化品质、思想内涵、学术价值、语句规范、知识准确等方面，力求做到字斟句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推敲，精准定位。

古往今来，我们的先哲执着专一地践行工匠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为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让人把全书誊抄一遍，悬挂于咸阳城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典故的来历。这个经典故事，就是对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化精品的最好诠释。

实践证明，精品力作都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而成的，品牌图书的打磨更是如此。当今，在出版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堪称践行工匠精神的楷模，值得敬仰和效仿。如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邓蜀生，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那份手写的总计78页的审读意见中，邓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叹服，作为学者型编辑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位编辑学习。

（摘编自乔还田《品牌图书是强社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