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老调是河北省的戏曲剧种之一，保定老调作为一个特有的戏曲声腔剧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当地群众常在口头哼唱的曲调，所以民间曾有“做饭离不开锅灶，听戏离不开老调”之说。保定老调曾先后四次到北京演出，受到首都人民和领导、专家的好评。

    保定老调已有约二，三百年的历史，它脱胎元、明年间流行于燕赵的汉族民歌俗曲河西调，以大戏的姿态出现，擅演以老生和黑红净行当为主的袍带戏。1884年左右，以生行演员韩大仓（艺名霸州红）为代表的前辈艺人，开创了老调的先声；1918年左右，名老生周福才，承前启后，立志改革，以《调寇》、《劝军》等剧目，把老调艺术推向一个新阶段。

    老调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受到流行在当地的高腔和河北梆子的影响，并吸收当地说唱艺术的精华，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出现较正规的职业班社，并开始进入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繁荣时期。1949年后，保定一带成立了高阳、定县、阜平等专业老调剧团。知名艺术家有崔澄田、刘守谦、王贯英等。老调成为河北省特别是冀中一带农村观众最喜爱的戏曲剧种之一。

    唱腔是保定老调音乐的主体，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和塑造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也是老调区别于其他剧种的主要标志。老调唱腔质朴激越，叙述性较强，雄浑宽厚、粗犷高亢，给人一种深沉凝重、威严雄壮、气势恢宏的感觉，具有中国北方典型的忠烈、慷慨的民族特质。

    保定老调唱腔结构形式为板腔体，唱腔板式有十余种，曲牌多来自于京剧、河北梆子、昆曲，常用的曲牌有军乐类、喜乐类、哀乐类、宴乐类等。文场伴奏乐器以板胡为主，武场与河北梆子相同，都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

    保定市老调剧团是在高阳县老调剧团的基础上组建的。1953年，高阳县老调剧团成立。1958年秋月，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在保定市河北礼堂（现河北影剧院）观看了演出。邓小平同志称赞“保定有宝，应加扶植”。为此，保定地委、专署于1959年5月，调配干部并充实艺术力量，成立了保定专区老调剧团。1960年，剧团带着经过重点改编的《潘杨颂》进京演出，获得了成功。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北京的艺术界专家观看了演出。同年，《潘杨颂》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在全国放映，引起很大反响。

    “文革”期间，保定市老调剧团一度改唱京剧现代戏。1973年，老调恢复，先后移植了《红灯记》《平原作战》《盘石湾》《小刀会》《朝阳沟》《红灯照》等剧目。1978年，又恢复了《潘杨颂》等一批保留传统剧目。1980年8月，排练了该团创作的新编历史故事剧《忠烈千秋》，再次进京，为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和正在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及首都群众演出，获得成功。同年12月，《忠烈千秋》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戏曲艺术片。

    保定市老调剧团全体演职员坚持文化下乡，走遍了保定的山山水水，河北、山西、河南等省的大部分城市、乡村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由于老调不断更新剧目，年年创出精品，在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市场的强者。

    从2003年开始，连续三年春节期间在市内演出，给市民送上了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填补了城市观众多年看不上大戏的空白。这一活动，受到了广大市民的高度赞赏。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一定会坚决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里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如果从1969年美国国防部创立的“阿帕网”算起，互联网至今恰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从早期的局域网发展到5G时代“万物皆媒、万物互联”的“物联网”，这项革命性的技术为整个世界带来了过去难以想象的便利和快捷，成为推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福器”。

    以5G为代表的通讯技术的突破，加快了人类社会传输和处理数据的速度。随着用户与设备的接触和连接越来越频繁，人类传播进入了物联网时代。根据高德纳咨询公司的报告，物联网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态势。目前全球有近50亿物件实现了互联。据预测，到2020年，全球物联网的市场容量将高达2.2万亿美元。

    物联网让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进步、效率和机遇并存的智媒时代。但与此同时，物联网“万物互联”的这种属性，也易使网络攻击具有前所未有的“连锁效应”，呈现出“愈连接愈脆弱”的特征。2017年9月，物联网安全研究公司（Armis）通过利用蓝牙协议中的八个“零日漏洞”，设计了一组攻击向量（Blue-Borne），并在实验中构建了一个“僵尸网络”，以接管各类支持蓝牙的设备，传播恶意软件。据该项实验的负责人称，如果黑客利用这八个漏洞对蓝牙设备进行恶意攻击，受影响的设备将达到53亿台，无论当前市场上常见的智能设备还是新型物联网设备都很难从中幸免。

    数据既是计算机执行人类指令的手段，也是连接不同设备之间的“信息”桥梁。互联网向物联网的演进，很大程度上是由呈“指数级”扩张的数据量所推动。据统计，2015至2017年三年间，人类所产生的数据量远超以往四万年历史的总和。人类已身处“数据海洋”的时代。然而，数据间的关联度愈发增强，人类的安全保障反而愈发“脆弱”。一旦单个数据发生泄露，就很可能是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危机。2018年爆发的“脸书数据泄露门”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关注。

    美国网络安全专家施奈尔（Bruce Schneier）2018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点击这里杀死所有人：超级连接世界中的安全和生存》。书中描绘了一幅物联网时代的末世景象：利用电脑杀人、撞毁汽车、让发电厂瘫痪，使用生物打印机引发流行病疫情，等等。在万物相连的情况下，万物都是“电脑”，这预示着万物皆可为“凶器”。不同终端在互联连接的同时，也将原本是由单个终端所承担的风险向网络中的其他终端“等量转移”，这使互联网时代“愈连接愈脆弱”的风险被进一步放大为物联网时代的“万物皆凶器”。

    微软公司的报告显示，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平均每年要为网络攻击所造成的损失支付4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因此，在数据流动性空前增强、攻击表面急剧扩大的5G时代，如何有效保障物联网安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摘编自史安斌《5G时代的物联网安全》，“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26日）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屡屡提及并不断丰富的一个国际关系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关键原则和方向。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还需要解决很多矛盾和难题。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改）

    生态美最根本的性质是它的生命性。生命是美的重要性质，美只能是对生命的肯定形态，从这个意义讲，美在生命。这里有个问题提出来了，这里的生命是指什么的生命？美学中所讲的生命，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生命只能是人的生命，自然本无所谓美，自然美是人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移给自然物所致，欣赏自然美本质上是欣赏人自己的美；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生命不只是指人的生命，也指自然界的生命，整个自然界都是充满生命的，因此整个自然界是充满美的。这种观点属于泛生命论，它将生机、生命意味也看作生命，无机界虽无生命，但可以有生机、生命的意味，这种生机、生命意味也可以是美的。

    生态美学看生命，与前两种有些不同，它不从个体或物种的存在方式来看待生命，而从生命的普遍联系来看待生命。这种观点认为，生命与生命、有机物与无机物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个生命物种的诞生与消亡，都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别的生命，任何无机界的变化都影响着有机界的生命。无机界本身虽不具有生命，但它是有机生命之源。生命的基本元素碳、氩、氧、氮，都属于无机物。因此，生态美学讲的生命重在生命的联系。从宏观上来看生命的联系，生命与生命之间、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协调平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的存在是这种协调平衡的结果。一旦人为地破坏了这个协调平衡，就可能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据说，19世纪中叶，有一位好事者从英国带了24只家兔放入澳洲一动物园，动物园失火，数只家兔窜入荒野。因无天敌，逃入草原的家兔得以大量繁殖，后竟多达40亿只，与绵羊争食，原有的澳洲草原的生态平衡打破了，草原遭致破坏。从美学上讲，平衡是种和谐，是种秩序，打破了这和谐、这秩序，生命受到影响，生态美也不存在了。

    生态的平衡性涉及到生态的系统性，生态的系统性使得这个地球上的一切都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处于这个系统中的任一事物其活动都不是随机的，随机只是现象，其背后有必然。自然生态自身的平衡功能使得生命有生有灭，生生不息。应该说，合乎自然生态要求的死亡是正常的，合理的，因为，它的死亡意味着必然有新的生命来代替它。《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重要的不是生命的存在，而是生命的更新。

    “生”是动态的过程，是螺旋式的发展、上升。生态美很大程度上就美在生命的更新、发展上。

    生态美的第二性质是宜人性。尽管我们一再说生态美所说的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自然的生命，但我们所持的立场只能是人类的，我们无法摆脱也不需摆脱人类本位的立场。不管生态对自然本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从人本位来看，生态美必然地具有宜人性。生态有宜人的，也有不宜人的，因为生态并非为人而存在。生态的宜人，也还有种种区别，有重在功利的宜人，也有重在非功利的宜人，功利又分物质功利和精神功利。就对人的作用来说，有重在理性的宜人，也有重在感性的宜人。这就见出美与善的不同，美的必然是善的，善的不一定是美的。因为善的宜人不全合于美的宜人。比之善的宜人，美的宜人更具综合性，更重精神性的一面，感性的一面，超功利的一面。

    审美个体性是审美的重要特点。不过，人毕竟是生活在群体中的，因而审美又有群体性。群体的人是有其共同性的。各种不同的美，其群体性的强弱是不同的，情况很复杂。就生态美来说，它是群体性最强的美，这是因为，生态性最具群体性，而且具最大的群体性一全人类性。谁都知道，生态关系的绝不只是某部分人的生存，而是全人类的生存。

(摘编自陈望衡《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

    审美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人的审美具有共通性也具有民族的相异性。西方人称“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中国人则称“生生为美”。“生生美学”产生于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具有明显的区别于西方美学的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

    “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是“生生美学”的文化背景。“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具有根本性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人观察问题的特有立场和视角，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古代各种文化艺术形态的产生发展与基本面貌，构成“生生美学”之文化背景。“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对一种宏阔的东方式“中和之美”的诉求，相异于西方古代希腊对微观的物质的“和谐之美”的诉求。

    阴阳相生的古典生命美学是“生生美学”的基本内涵。“天人合一”构成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天人合一”之“一”就是“生”，即生命。“生”有一个中间环节是“气”，阴阳之气为生命化生之本，二气交感诞育万物，成为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周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道成为万事万物社会人生包括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阴阳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善的统一体，也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艺术体现。这种阴阳之道，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无所不在，书法的黑白对比、绘画的线条曲伸、音乐戏曲的起承转合等无不是阴阳相生的体现。

    “太极图示”的文化模式是“生生美学”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文化传统中的阴阳关系呈现一种极为复杂的“太极图示”。宋初周敦颐所谓“太极而无极”，即指太极无边无极，无所不在。“太极”是一种阴阳相依、交互施受、互为本根的状态。这是对于生命的产生与终止、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形态的现象描述，是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之所在，中国传统艺术均表现为一种圆柔的饱含生命张力的形态。有学者将之视为艺术的圆形思维模式，这种圆形艺术思维使得艺术极富张力，如汉画像中两只拱背相向、蓄势待发的虎豹。

    线型的艺术特征是“生生美学”的艺术特性。根据宗白华的论述，中国传统艺术是线型的艺术，时间的艺术；而西方古代艺术总体上说是块的艺术，空间的艺术。线型艺术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时间之美，一切艺术内容都在时间与线型中呈现，化空间为时间。《清明上河图》在动态的多点透视中呈现了清明时节汴河两岸完整的风情画面；书法是时间之流中笔的生命之舞，最能反映线性艺术的特点。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传统的“生生美学”及其艺术呈现，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存与审美方式，是一种活着的有生命力的艺术与美学。它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特别是当代生态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对发展当代美学，对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富有生命活力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曾繁仁《解读中国传统“生生美学”》，2018年1月7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