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轫于西周，确立于秦汉，至隋唐臻于完备，历经变革延续至晚清。监察制度对我国古代国家治理十分重要，保障了公正、有效的政治法律轶序。从御吏与谏官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体系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秦汉时期形成了御史与谏官并存的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隋唐时期御史与谏官相辅相成，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臻于完备；宋以后谏官制度逐渐衰微，及至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御史与谏官制度合一的、以都察院为主体的单一监察制度体系。

    监察权本于天道，又以现实法律（惯例）为依据，体现了天下整体性价值，具有最高权力的属性。监察制度延续了“史官”的历史传统，御史为“史官”之一种，谏官中的给事中也多兼任“起居注”（记事史官）。秦统一后所建立的监察制度，虽然历经改造，但是监察官仍以天下治道作为最高职务原则，以报效社稷为己任。监察官对上级负责，对君主负责，更要对天下黎民和国家社稷的整体利益负责；不仅对现实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监察官依据法律行使职权，无所恣意，亦无所屈从，被其监察的高官显贵不能凌驾于其上，纵然君主也不能干涉其对具体事件的处理。中国古代的盛世善治，大多是监察制度运行最好的时代，例如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得益于君主奉法而治，监察官严明职守。

    监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方式，使之具有超越于被监察者的权威性，足以震慑权贵。御史和谏官大多是服务君主的近侍，逐渐发展成为职事官，保留了侍从君主左右或奏章直达君主的特权。他们在监察朝官、京官或是巡察地方时，均为君主的代表，其官品虽低却独立行使职权，直接对君主负责。御史在行使纠弹权力时，奏章可以直达君主；对于重大事项，可以晋见君主，面陈奏章。为避免职务干涉，御史甚至可以绕过御史大夫等御史台长官，直呈君主。御史台长官都在御史的监察范围内。御史为保护举报人，避免被纠举人以权势威胁举报人，甚至可以“风闻奏事”，其权威性足以纠察官邪、肃正纲纪。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对保障良好的政治法律秩序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它也不可能超越整个政治法律体制。皇权对监察制度有着构建之功，也有侵蚀的危险。以汉朝为代表的台谏分置监察体系，以唐朝为代表的台谏相辅监察体系，都对君主起到约束、规谏的作用，但约束最高权力的监察制度能否发挥功能，却深受君主个人的影响。此外，在复杂的政治权力环境中，少数监察官或依附权贵，或为利益所诱惑，制度虽称良善却难达预期。

（摘编自张生《古代监察制度权威有效的成因》）

    在明代中后期，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较大发展。随着市场的发展壮大，从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日益增多。城镇生活不同于农村，农民习惯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各管各的。城镇居民相对地减少了对土地的依附，人际关系更紧密，人的自主意识也变强。这一时期，文化领域出现了以王学左派为代表的“异端”思想，许多剧作家受此影响，更多地思考戏曲应如何针砭现实，促进社会进步。

    随着市场发展，城镇居民生活有余暇，他们需要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方式。人民群众对戏曲的热情，使许多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诗人积极参与戏曲创作，甚至自操檀板，粉墨登场。这一切为明清戏曲经典作品的涌现创造了良好条件。

    由明入清，以王夫之、黄宗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经历国破家亡，转而更多地思考社会现实问题，力图借鉴兴亡教训。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讲求情与理合一的思潮让进步剧作家们更多地面对社会现实，同情人民大众，反思历史得失。时代的呼唤，社会的变革，正是推动明清戏曲创作走向繁荣的前提。

    明清一些戏曲作品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其创作者不片面追求“票房价值”。他们长期观察社会，深入体验人生，认真检索文献，总之，苦心孤诣才进行写作。《长生殿》“盖经十余年，三易稿而成”。孔尚任说《桃花扇》写“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又说，经过十余年的酝酿，“凡三易稿而书成”。

    明清一些戏曲作品能成为经典，还在于作者掌握了戏曲创作的规律。汤显祖曾指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他认为作品所立之“意”，要有超越常人和前人的新意。他通过写杜丽娘这一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之间的冲突，对明代社会现实作总体性控诉。《牡丹亭》一经问世，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趣”是指戏曲作品故事情节生动，结构完整，能准确表现内容。《牡丹亭》写杜丽娘因情成梦，因梦而死，死而复生，曲折微妙地凸显封建时代青年对理想的追求。情节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入乎情理之中。把思想内容的真实性、创新性和戏剧情节的生动性、趣味性结合起来，这是明清戏曲经典共同的创作经验。“神”指人物形象具有神采、神韵。正由于明清优秀戏曲作家在理论上有自觉追求，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才各具个性、各有特点。即使是次要人物，其性格也是多面的、微妙的。像《牡丹亭》里的陈最良，固然是个迂腐塾师，却又有圆滑一面。

    至于“色”，是要求剧作要多彩多姿，具有很强的戏剧观赏性。运用伎艺性表演以加强戏剧观赏性，是我国戏曲的审美特色。戏曲中的唱、做、念、打本身就有着浓重的伎艺色彩。明清经典作品成功之处，就是有机地结合剧情，丰富“色”的成分，充分展现传统审美趣味。

    明清经典戏曲作品，均能做到“意、趣、神、色”的完美统一。这四字箴言引导下的明清戏曲创作，将戏曲文学推向高峰。

（选自黄天骥《明清戏曲高峰的启示》，有删改）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

    自然作为环境与自然作为其自身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作为其自身以自身为本位，与人无关。而自然作为环境，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性，成为人的价值物。一方面，它是人的对象，相对于实在的人，它外在于人。但另一方面，当它参与人的价值创造时，就不是人的对象，而是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的另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与人不可分。自然当其作为人的价值物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资源，二是作为环境。资源主要分为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向自然获取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但是必须有个限度，超出限度就可能造成整个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或某些资源的枯竭。一般来说，环境比资源外延要大，但更重要的是，资源是人掠夺的对象，而环境是人的家园。从自然界掠夺资源，不管手段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将自然界看成环境，不管这里的自然条件如何，人总是力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当今人类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自然看成我们的家。家，不只是物质性的概念，还是精神性的概念。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家园感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的亲和性、生活性和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宜居、利居、乐居。当前各地都在创建人类的宜居环境，提出建设花园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主张，但“宜居”在城市功能的各层次中，只是基础，重在环境保护。而“利居”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情感性，说明环境与人的内在心理的关系。文化性，说明乐居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真正体现了家园感。

    家园感的实现离不开对环境进行建设。环境建设有两种指导理念：一是功利的原则，二是审美的原则。两个原则必须是统一的，且应以审美原则为主导，也就是说可以将工程建设转为景观建设，让工程既有利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又有利于人类的审美。此外，家园感的实现也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一是需要科学技术，二是需要理念。在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中，“审美的环境保护”理念有积极意义。这里“美”的构成是丰富的，既有来自生态方面自然方面的美，也有文明方面的人工的美。这样，“审美的环境保护”不仅包含了以生态平衡为最高原则的科学的“真”的保护，而且高于“真”的保护。比如，城市中的湖水被污染了，按“真”的保护，主要在治理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生态平衡；而按审美的保护原则，不仅要治理污染，还要进一步做一些美化，如湖岸栽花、湖中养鱼建亭等。

    环境作为人的家园，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我们应该适度开发自然资源，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并努力建造乐居的环境。

（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材料一：

注意力源于人的感觉和知觉对一定对象的选择指向和集中。各类企业通过挖掘消费者对自己产品（服务）的注意力培养潜在消费者，产生价值和利益，形成注意力经济。注意力经济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商业形态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融合各类传媒内容所形成的视觉注意力经济和听觉注意力经济。近年来，在视觉注意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听觉注意力经济崛起，网络有声读物成为消费者的‚阅读新宠。从最早的唱片教材、广播剧，到磁带出版物，再到今天的网络电台，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的有声读物市场越来越大。据统计，2018年，我国有声读物市场规模达到46.3亿元，用户规模达到3.85亿人。

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商用化为各类媒体发展新的传播渠道提供了便利。在互联网这一没有时间和地域局限的平台上，音频内容产品触网成为必然。同时，与网络视频内容相比，网络有声读物更能适应信息时代的‚碎片化时间消费，非常符合移动互联网的特性，消费者在运动、出行、锻炼等各类场景下都能使用音频。网声读物迎合了人们的多场景收听需求，人们在不方便阅读和观看视频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网络有声读物获取信息和知识，感受‚听读带来的娱乐魅力，满足求知欲。

网络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未来，知觉注意力将是注意力经济的主导形态。为适应注意力经济发展转型，我国网络有声读物平台一方面需要更多地关注垂直领域差异化经营。同一产业内，因产品在质量、款式、性能、销售服务及信息提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某一企业的产品能与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有显著区别。产品差异化是企业竞争制胜的核心策略。无论是对单纯娱乐消费型用户，还是对知识获取型用户，网络有声读物平台都应打造垂直化内容。垂直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你持续的做同一个领域的内容。对网络有声读物平台的用户而言，垂直化能真正提升产品的影响力，增加用户粘性。对网络有声读物的同业竞争而言，垂直化可以形成竞争门槛，提升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网络有声读物平台还需要借力技术提升服务体验。信息技术的普及与融合应用，内容推送会更加智能，增值服务也会越来越多地与音频内容捆绑。以喜马拉雅FM为例，它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的行为数据进行归类与剖析，不仅有针对性地推送符合用户喜好的音频节目，还利用LBS的定位功能为用户提供周边的生活服务信息，实现‚传播销售+服务三位一体的智能化运营。再比如，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群体，音频的教育内容可以为家长们解决孩子用眼过度的后顾之忧，如果音频教育内容能够和未来的语音识别、VR/AR等场景应用结合，则可以打造出全场景、全媒体的学习平台。

（摘编自金雪涛《网络有声读物崛起与注意力经济的转型》）

材料二：

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及新媒体的日益普及，有声读物市场也日益扩大，受众越来越多。有声读物的内容、演播者的音色和表现形式，构成有声读物的综合艺术特征。有声读物的特殊性在于，文学作品不是直接作用于受众，而是通过演播者的有声语言表达传递给受众。这种共鸣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受众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共鸣；第二种是受众与演播者产生的共鸣，这是有声读物特有的审美现象。许多演播者拥有悦耳的声音、精湛的演播技巧、深厚的文学修养，他们演播的作品深受受众喜爱，他们的声音成了标志性的符号，能够得到受众的认同。目前，有声读物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在提升受众审美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在全媒体上的有声读物内容呈现鱼龙混杂的状态，网络有声读物平台良莠不齐。一些有声读物平台，排名靠前的大多数是穿越，仙侠，盗墓等内容，而中外经典、知识、教育等内容则较少，甚至有的充斥着暴力、低俗等内容。这对审美受众的影响是极大的，会使人形成低级的审美趣味，进而影响到个体的行为，危害他人及社会安全。

有声读物的艺术质量需要制作技术来保证。传统广播电台制作的‚广播小说是由专业的编辑团队进行录制、制作的。从文学作品的选择、改编、录音、音效设计与制作，到背景音乐的搭配、音频的剪辑，都要经过精雕细刻并合作完成。而当下，有些平台只需一台手机等移动终端就可以录制、上传录音作品，对制作质量的审核也不够严格，很多作品背景音乐与内容不符，杂音较多，从作品选择到演播再到合成甚至只有一人完成，使作品效果大打折扣，实在不具备艺术性和欣赏性。

演播水平是有声读物艺术性的重要体现。优秀的演播者需具备规范的语言、悦耳的声音、纯熟的表达技巧、充沛的情感、深厚的文学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充足的演播经验。但目前，许多有声读物平台将文字作品简单地用人工智能语音进行合成，使得有声语言显得生涩、不畅。这样的有声文学作品，无法产生与文学内容相符合的情感，大大降低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此外，一大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声音不悦耳、语音不标准、表达不准确、情感不充沛，甚至还会念错的网络主播纷纷加入到有声读物的制作中，这样质量的作品势必会影响受众的感受力。

（摘编自刘超《有声读物提升受众审美的多维空间》）

材料一：

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热衷于看向遥远的太空，是最早进行天文观测的民族之一。为了增强观测的精准度，古人发明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天文仪器——浑仪。最初的浑仪非常简单，只有两个互相垂直的圆环，一个圆环和地球赤道面平行，另一个圆环和这个圆环面相垂直。通过浑仪观测，可以更精准地确定恒星在赤道坐标上的位置。

②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浑仪发展成三层结构。它的最外层是固定的地平环、子午环和赤道环组成的六合仪。中间是表示日、月、星的三辰仪，分别是黄道环、白道环和赤道环，它们可以在六合仪中围绕着一根垂直于赤道环的极轴旋转。在三辰仪的内部是四游仪，由赤经环和窥管所组成。其中，窥管能避免天空背景光的干扰，提高观测的精准度，是世界观测天文学上的一个重大发明。

③随着历史的发展，浑仪变得越来越复杂，仪器用起来很不方便。到了公元12世纪，郭守敬对浑仪进行了重大改良，去除了浑仪中一环套一环的繁复状态，发明了简仪。

④简仪共包括两个部分：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赤道装置（如下图所示）由两个互相垂直的大圆环构成，与地球南北极连线相平行的圆环是赤纬双环，与赤纬双环垂直的是赤道环和百刻环。赤纬双环的南端连接着赤道环。赤道环是一个随着赤纬双环一起旋转的圆环，其外部是百刻环。此外，赤纬双环的中间还有一个经过改造的窥管，叫窥衡。窥衡两端为方孔，能够避免窥管内壁的反光。在地平装置中，有一个与地面平行的地平环和垂直于地平环的立运双环。在立运双环之中同样是可以旋转的窥衡。这种地平式支撑形式已经成为现代光学天文望远镜和许多光学测量仪器的标准结构形式。可以说，简仪将望远镜发明前的天文观测仪器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注：“N”表示北

（摘编自程景全《从浑仪到海尔望远镜：经典天文望远镜》）

材料二：

①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新的挑战出现了：建造最大的大视场望远镜。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使这台望远镜在不到10年内就得以建成，2008年10月位于兴隆观测站的LAMOST望远镜终于完工，并于2009年6月正式启用。

②它由两座巨大的圆柱形塔楼组成，塔楼通过一个倾斜的通道连接，其中心的主镜位于一个穹顶内，用以聚集光线。镜片采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设计，由很多块六角形球面镜拼接而成，每块子镜的对角径有1.1米长，却只有75毫米厚。通过实时控制这些子镜，可以达到要求的精确形状，从而生成质量尽可能高的图像。望远镜中还安装有4000多根光纤，这样就可以一次性接收和分析4000个不同天体的特性。

③LAMOST望远镜被命名为郭守敬望远镜，以纪念发明简仪的元朝伟大的天文学家郭守敬。该望远镜不仅可以测量恒星的位置，还可以测量出数百万颗恒星的距离，从而在2012年9月制作出了第一张环绕我们的宇宙三维分布图。2016年6月，该图已经统计了超过700万个天体，准确地说，是7681185个天体。假以时日，这份宇宙图册将囊括天体数量比现在多5—10倍的完整星表。在珍贵的敦煌手稿中，我们发现了代表着公元世纪人类最为完整的全天星图的敦煌星图。在此之后，中国的天文学家在先辈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再一次完成了最新的宇宙三维图像。再过几年，中国或许将会弥补过去4个世纪以来的遗憾，再次回归世界天文学之巅。

（摘编自让-马克·博奈-比多《4000年中国天文史》，李亮译）

材料三：

①近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发布消息称，墨子巡天望远镜新发现的两颗近地小行星——2023WX1和2023WB2近日得到国际小行星中心确认，这是墨子巡天望远镜发现的首批近地小行星。作为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的设备，墨子巡天望远镜相比于之前的时域巡天望远镜——美国兹维基瞬变源探测设施，它的主镜口径更大，相同曝光时间下具有更高的灵敏度。自今年9月17日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墨子巡天望远镜展现出强大的巡天能力，为太阳系小天体特别是近地天体的搜寻与监测研究奠定了基础。

②墨子巡天望远镜的本领不只为星空“拍照”。墨子巡天望远镜的口径达2.5米，采用国际先进的主焦光学系统设计和主镜主动光学矫正技术，可实现3度视场范围内均匀高像质和极低像场畸变成像，同时配备7.65亿像素大靶面主焦相机，具备大视场、高像质、宽波段的特点，能够每三个晚上巡测整个北天球一次。通过巡天数据叠加，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成果可以提供北天球最深高精度、大天区、多色测光和位置星表，在未来数十年内可用于宇宙中各类天体的认证和系统研究。

③此外，据墨子巡天望远镜总设计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孔旭介绍，墨子巡天望远镜凭借其强大的光学时域天文观测能力，可与中国地面的郭守敬望远镜、“中国天眼”、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等大型设备设施和其他中小口径望远镜开展多波段协同观测。未来几年，随着中国新一代空间天文观测设施陆续发射升空，墨子巡天望远镜将与这些设施实现“天地一体化多波段巡天”的网络搭建。

（摘编自刘峣《“星空摄影师”暗夜探宇宙》，《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