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初起的时代，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星光熠熠，照亮了各处的夜空。一边天生仲尼，万古长夜将尽；一边柏拉图走出洞穴，迎接明媚的阳光。虽然两个大陆中间的广漠横无际涯，峻岭层峦叠嶂，但声声驼铃却串起了东西文明汇聚、世界民族交融的动人故事，一卷卷绮丽的丝绸渲染了沿途壮美的风景。这条沟通中西、美丽而又沧桑的文明纽带就是丝绸之路。

    作为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有着多条路线和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古代游牧民族的脚步，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已经开始，其路线被称为“草原之路”。这就是丝路的前身。草原之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经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直达多瑙河流域。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当时为中国所独有的丝绸进入西方世界。到两汉时期，张骞受命西进通使西域，正式宣告了陆上丝路主干道的形成。及至唐代社会的繁荣，先进的文明，开放的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国来华贸易，陆上丝路弦歌不绝，海上丝路也逐渐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是一条鲜活的道路，它不仅加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还加强了彼此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与波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者不断，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不论是作为波斯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阿拉伯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古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不论是丝绸、玉器、香料、陶瓷、珍禽等物质层面的物品，还是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等思想层面的结晶，都是通过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双方交流的。

    在丝绸之路汇聚的多种宗教文化既相互碰撞，又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汉唐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思想观念以佛教的影响力最为巨大。中华王朝不论迎佛也好，辟佛也罢，都展现了佛教对代表中国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新塑造。西域的于阗王国是丝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是商人驻足之处，也是西行东来的僧侣歇脚所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佛寺，宝殿主尊是佛像，佛像两边上方都是千佛，而下方则往往描绘地方神祇，其外部特征有似祆教神祇。由此可以看出，丝路上的诸神之间并没有战争，而是安然地保佑着各自的信徒。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化由于自我认知身份的差异而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在冲突之外，文明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交流和竞争。公元751年，唐王朝与大食爆发战争，史称“怛罗斯之役”。这件小小的战事插曲迅速被和平交流取代，唐朝大量被俘工匠随大食军队西归，直接导致了以中国造纸术为代表的科技西传。随后，中亚撒马尔罕形成了一个造纸中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将造纸术从西亚传入欧洲，埃及人的纸草和羊皮纸开始退出舞台。可以说，怛罗斯之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具象征性。抛开军事上的胜败不论，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在怛罗斯之外的广阔空间里竞争并共生，对双方文化的发展都极具积极意义。文化多元、文明交往、和谐共存，这正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财富。

（节选自《丝绸之路与中西文明交流》,有删改）

    《诗经》《楚辞》都是不朽的作品，说它们不朽，无非是说它们比一般文学作品享有更长的寿命，而并不真具有哲学上“永恒存在”的意思。拿屈原的作品来说，汉朝初年的贾谊被感动得痛哭流涕，今天，试找一位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来读一下，他们的感受总难达到贾谊的程度，即使这位青年也有深沉的苦闷，满腹牢骚。《红楼梦》也是一部名著，和《诗经》《楚辞》-样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五四”前后青年男女知识分子没有读过《红楼梦》的占少数，现在青年读《红楼梦》的比例显然要少得多。

    以上现象，借用电讯通讯的概念，可以称作“文化影响衰减”现象。远距离的通讯联络，讯号逐渐衰减，距离越远衰减越明显。为了防止衰减，中间设有接力站，使讯号得到增益。衰减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古人的处境与今人不同，古人的思想感受有与今人相同之处，也有与今人不同之处。世代相去越远，古今人感受的差别越大。

    中国哲学有极丰富的文化遗产，孔子、老子等思想流派到今天还有影响。我们常听人说孔子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首先要发扬孔子的哲学。也有人认为孔子的思想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关系不大，倒是有些保守思想是孔子哲学造成的。这两种看法都有根据，现在从文化影响衰减现象来看，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文化现象两千多年永远长寿而不衰减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影响长久不衰，完全是凭借了两次接力站的补充，得到增益的结果。第一次增益，西汉的董仲舒抬出孔子为号召，增加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建立了宗教神学，在他的带动下，中国哲学史上出现了全国性的第一个高潮。思想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而变革的，当董仲舒的哲学不能应付佛教、道教的冲击，孔子独尊的地位保不住了，宋朝的朱熹起了第二次接力作用，把魏晋隋唐时期已经趋于衰减的儒家振兴起来。朱熹把儒家学说变成儒教，形成了儒教经学。为了壮大自己，儒教吸取 了佛教、道教的心性修养内容，从而丰富了儒家经学。

    经典文句是凝固的。他的影响会随着时易世变而衰减，但对经典的解释却可以随时改变、充实，使他免于衰减，记载孔子言行的可靠经典是《论语》，这部书不过一万多字，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来自各家的解释、阐发。朱熹的《四书集注》就经常用注释的形式来崇高、阐发自己的思想，为了取得权威性的理论根据，不得不抬出孔子作为招牌，以述为作，是古代学者通用的办法。辨明这个事实，就不难看清董仲舒的孔子是汉代的孔子，朱熹的孔子是宋代的孔子。“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要打倒的不是鲁国的孔丘，而是经过朱熹改造的巩固封建社会的儒教。长久不衰的不只是孔子一家，道家老子也活了两千多年。道家老子也是一个招牌。

（摘编自任继愈《文化遗产的寿命》）

    “诗骚”传统，又称“风骚传统”，即《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所形成的文学精神的传统。《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

    随着全球化引发的本土文化的深刻变化，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内“我（们）是谁”的认同问题被推上了理论前沿，逼迫我们作出回应和解释。“诗骚传统”所特有的道德承担和哲学品格在当代社会正可以成为医治当下文学疾患的良药，成为正在重建中的具有当代性和民族性的“新文学”的重要基础。

    首先，弘扬“诗骚”传统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使当代文学重新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由周代礼乐文化孕育而成的《诗》，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不仅内涵着儒家的礼教、乐教思想，也体现着儒家所提倡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与贤人政治观念。先秦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力求符合实际的、辨证理论观点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自强不息”、永不衰竭的主要原因。

    其次，提倡“诗骚传统”中兼济与独善相结合的人格，使当代文学成为重塑国民灵魂的一个重要途径。“诗骚传统”形象地展示和诠解了先秦哲人的人生智慧，倡导勤学好问、刚毅自省等优秀品质。历代对《诗》的阐释发挥构成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人生诸观念，比如苦乐观、生死观、穷达观、处世原则等多方面的内在意义。忠信诚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系统，成为历代文人在面临重大人生抉择时的重要思想支撑点。

    再次，发扬“诗骚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使当代文学成为价值的引领者。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精神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借助抽象的概念建构而成的，而是通过诗、骚加以形象的表述，又以“诗骚传统”的延续而代代相传。《诗》《骚》在被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中，其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倾向被逐步地发掘出来。随着历代文人的讽诵，儒家的思想也代代相传。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展示了人在现实中进与退的矛盾冲突和精神层面的取舍与延宕。历代文人在对屈骚的解读中反观自我，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找到自己。

    由此可见，“诗骚传统”实际上就是古典人文精神和中华民族文脉的载体，历代能得此传统之真义的文人，才是中国文脉与人文精神的承担者。立足当下文学时代性、民族性缺乏的现状，借助于对诗骚传统形成历史的梳理及再阐释和再承续，我们便可以找回我们民族精神的源头，找回那使人的信念清澈明晰的真理。

（摘编自《论“诗骚传统”》）

    中国书法不仅具有外形美，更深刻反映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审美标准和价值追求，承载着教化一方和正民化俗的使命。历史上的优秀书家往往不仅有入木三分的字内功夫，更有纵贯历史、折服众人的“字外功夫”。涵养字外功夫是通达本源、升华精神境界的关键。历史上的著名书法家大多一生在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熏陶、磨炼，涵养了深厚的字外功夫。

    “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虞世南不仅书名显著，而且被唐太宗赞为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五善俱全；颜真卿作为盛唐书坛领军人物，其人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其书则大气磅礴、雄浑刚健，尽显大丈夫浩然之气。

    书者的字外功夫是字内功夫的根本，字内功夫不仅是苦练的结果，更是身心修养功夫的外化。那么，当代书家又该如何增进字外功夫呢？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风波跌宕的人生道路中需要先立本固基，才能行稳致远。如果一个人的根本方向错了，即使他得到再多的名利都将有百害而无一利，“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因此，真正的习书者不只要在纸上磨，还要“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习书者可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身方法，时刻端正自己的方向，实现“心正”而后“笔正”。此外，君子修行还应敬畏天地万物，整肃自律，慎独于己；与人交往之时应敬人为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一个人德行兼备时，其书法也会因修养提升而精进。

    其次，要多读传统经典，提升人文素养。当今时代，人们并不缺少工具和知识，缺少的是对工具和知识的驾驭能力，即人文素养的承扬。中华传统经典是承载人文精神的巨大宝库。阅读经典不仅可以洗涤心灵，提升德行，还可将其中的道理应用于社会实践。当心中汇聚了百家思想，通达了古今之理，我们的行为举止便会增加厚重感和历史感，做到不迷于古，不惑于今。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阅读经典作品有助于人们找准自己在大时代中的位置，从而不浮不躁，安于当下，收获一份静气。

    最后，由艺臻道，提升生活品位和审美情操。“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掌握一门艺术是提升学习兴趣和修身境界的重要方法。以练习书法为例，临摹名帖时，法帖的轮廓和神韵会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当下的心境。不断临帖的过程，其实就是与古人神交的过程。在笔、纸、手、心长时间的磨合中，以前粗糙的书写方式逐渐被破除，同时性情中焦躁、杂乱的习气也会被削弱，静谧的书香墨海能渐渐陶冶出精神之光。“旧我”不断褪色后，温文尔雅的君子形象将卓然而立。

    人生如宣纸，人生实践就如同一个书者在洁白宣纸上的创作实践，只有在人事修为中固牢根基，才能真正驾驭住书艺之魂。

（摘编自王树平《涵养字外功夫》，《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6日12版）

一场雾霾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已构成名副其实的灾害，与此事实相背离的是，迄今为止，它所受到的关注与其灾害性无疑不相匹配。延续早先对北京PM2.5话题的讨论，尽管其严重性一再被强调，舆论的批评，对空气质量的诉求彰显某种刻不容缓的态势，然而，无论是民众日常生活的调整，还是政府的响应，在此期间都存在重视不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 民众生活秩序依旧，尽管有的地方环保部门持续提供最新污染数据，并发布各种健康提醒， 然而，是否真正遵从这种提醒并采取相应措施，有待每一位遭受此次灾害的民众作答。

    我们习惯以城市为单位来衡量天气的变化，当天气伴随着灾害时，它的后果势必以个体为作用对象，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遭遇极端天气的民众都成了灾民。北京持续多天的空气重污染给这座城市平添考验，去年年底北京出台《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被视为很大的进步。方案对各政府部门有着明确的职能分工，比如市教委负责在重污染日时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或停止体育课、课间操及户外活动等，市经信委协调落实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措施。如此细致分工意在发挥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优势，为天气恢复提供条件，这些规定的背后显然彰显这样一个事实，即极端天气应对不只是一两个政府部门的责任。与之相对的，去年多地颁布法规，禁止擅自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行为，其用意显而易见，即要排除不实信息带来社会恐慌，将信息发布的权力纳入政府一元，并重视政府的协调指挥。如果要让民众信任来自政府的信息，并习惯在灾害性天气应对过程求助于政府，这势必要以政府部门的应对能力和意愿作为支撑。此次雾霾天气对官方的应对体系是一次考验，据媒体报道，在此期间，北京市环保局担当重任，表现出较高的动员能力， 其持续提供的天气数据，回应了民间对环境数据的渴求。然而亦有批评指出，多数政府部门在此期间表现迟缓甚至冷漠，尽管迄今为止未造成直接后果，但就整个应对体系而言，无疑是一种缺憾。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波及全国的雾霾天气，不同地区相互影响，大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势，鉴于此，今后的环境保护或应从中得到启示，需要明确一个基本的理念，即环境保护应该成为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共同的事业，因为它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彼此保护。

早先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数据表明，煤炭污染是北京PM2.5的第二大污染源。石化能源造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揭示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借用《技术与文明》一书作者芒福德的话说便是：“一个地区一旦晴空万里，很可能就意味该地区工业不景气。”今天的中国，发展工业仍是头等重任，在环境保护日趋窘迫的今天，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是国情所向，理应成为各方共识。

李白终身是一个布衣，这说明一件什么事呢?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一个政治斗争的具体体现。

布衣的原意就是古代的平民。司马迁在《史记》里所强调要写的许多“布衣之侠”，正是那些出于民间的侠客们。《盐铁论》：“古者庶人髦老而后衣丝，其余则仅麻枲，故曰布衣。”杜甫《赴奉先县咏怀》：“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短褐”也即布衣的意思，它乃是与权贵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王维《寓言》因此说：“奈何轩冕贵，不与布衣言。”布衣也就是寒士，属于当时社会的中下层，他们的出身和利益，使他们要向统治阶级要求开放政权，要求从那些豪门世族、皇亲国戚、权贵势力的手中夺到一部分政治地位，这就是实现封建时代中开明政治的条件，也就是那时代的民主成分。统治阶级接受这样的政治要求，也就得到人民的支持，也就有力量，而表现为一个盛世；统治阶级不接受这样的政治要求，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就没有力量，而表现为一个衰世：这都是历史上的事实。

应当说，开明政治并不是统治阶级好心的赐予，而是人民斗争的胜利果实，而当时要参与政治，就不得不通过知识分子，所以布衣传统上又是指中下层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说的。他们的政治资本就是对于权贵阶级保持着对抗性的身份，因而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布衣不但在野时以布衣为骄傲，一旦在朝也还是以布衣为骄傲，这一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中人民所称誉的骨气和品格，也就是布衣可以与王侯分庭抗礼的凭借。所以岑参诗中说：“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杜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当然在政治斗争之外，还有军事斗争力量的存在，隋末的农民起义，正是使唐代与隋代的政治面貌区分开来的因素。这军事斗争乃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但却并不经常出现；而当其还并不到改变这制度的时候，其现实的意义也还是为了要求开明政治，在这里，布衣的自豪感也就自然有了根据。

布衣的斗争因此乃是于农民直接进行的斗争之外，经常地代表着封建社会中主要矛盾集中的表现。这一个矛盾发展得好，封建社会就表现为向前推进；这一个矛盾发展得不好，封建社会就要显得停滞。所谓发展得好，就是矛盾中进步的方面得到抬头，也就是表现为布衣在这个矛盾上走向胜利。唐代正是布衣在又一次农民起义后，继续着建安以来的民主斗争，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当时在经济上是“均田制”的出现，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政治上表现为“贞观之治”的任用诤谏之臣，“终南捷径”之重视草泽布衣。《唐书•卢藏用传》：“司马承桢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佳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司马承祯的话，一方面是讽刺那些冒牌的布衣，说他们不过想借此往上爬而已：另一方面也就说明了当时布衣的在野政治地位：若不是布衣声誉日高，牌子响亮，社会上也就不会有谁来冒牌了。当然对于真正的布衣与冒牌的布衣之间是应当批评和判明的。李白所以每提到从政，就多半同时提到准备还山，正是为了表明一个真正布衣的态度，乃是并不恋栈于仕途的。

(摘编自林庚《唐诗综论•李白的布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