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大体上说来，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变动大的社会，也就不易成为血缘社会。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的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受着生命的限制。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人口繁殖的血缘社群，若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

    如果分出去的社群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看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我已说过乡土社会是个亲密的社会，这些人却是“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

    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寄籍在血缘性地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自汉唐始，中医海外传播的历史，曾毫无争议地彰显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对外辐射能力。但明清以来，中医成了“一个被动的开放体系”。当中医的“被动”遭遇西医的强势，直接结果就是中医在海外的弱势。这种弱势日前还没有根本改观，但情况正在悄然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健康理念上追求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疗法，中医倡导的“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的观点，正在启发人们对中医中药的再认识。

    中医的对外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当时中原政权与北方匈奴和西域有了许多交流和互动，中医作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开始对外传播。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直至两宋，中医对外传播逐渐达到鼎盛时期，中医在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得到较为系统的传播。明朝郑和下西洋，可谓中医对外辐射能力的历史绝响。但自那以后，中医对外传播开始呈现“被动”的特点。也是从那时起，中医海外传播足迹抵达欧洲，不过推动者不再是中原政权，而是欧洲来华的传教士。当时中医被介绍到欧洲，更多的是以“文化他者”的身份，传播者甚至带有猎奇的心态。与欧洲相比，美国是中医海外传播的后来者。虽然中医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随着华人赴美淘金潮传入美国，但中医在美国主流社会“能见度”的提高，最大的推动力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媒体有关中医针刺麻醉在医学上神奇功效的报道，甚至成了美国向中国伸出和解的橄榄枝这一政治行为合理性的注脚，客观上成为了中医在美国乃至西方世界传播进入新阶段的前奏。

    虽然近年来中医在海外的传播以及地位的提升，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但现实状况远比数据呈现的要复杂、微妙得多。韩日是中医最早的输入国，也是对中医消化吸收最彻底的国家。日本在中医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本土的汉方医学。韩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大力发掘中药古方，以西医标准阐释药剂的功效，提升“韩药”现代化水平。有数据显示，在天然药物领域，日韩以及欧洲占国际市场的90%，中药占比不足10%。也就是说，与中医同宗同源的汉方、韩医，正以中医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医疗领域。

    与隋唐、两宋时期中医作为整体对外传播不一样，如今中医作为医疗手段在海外的存在，扛起大梁的仅仅是针灸。在很多西方人眼里，针灸几乎是中医的代名词。以现代西医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理论属于“前科学”体系，这也是中医相对于西医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际上，中医通行的表述是“传统中国医学”，这似乎无形中给中医贴上了与现代科学“对立”的标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医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被视为主流医学对中医的认可也显得不那么有底气。因为她所使用的化学合成手段完全是现代科学，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中医理论作为“文化他者”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选自《走向海外，孤独的“文化他者”》，有删改）

    今年是话剧进入中国110周年。话剧初入中国之时，启发民智，旁不可挡。之后的几十年，话剧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百余年来，话剧界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艺术家、演出团体以及《雷雨》《北京人》《茶馆》等大批优秀的本土原创作品。随着政府大力发展文化艺术，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扶持政策，对于当代本土戏剧的发展助力很大，形貌多样的演出剧目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各种鼓励原创的政策和措施激发了戏剧从业者的创作热情，盘活了演出市场。同时，难免有各种力量争相加入戏剧的运作，只为资助和奖励，而置艺术于不顾。这也是全国上演的剧目数量虽多，但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能够引人思考的佳作依然稀少，在舞台技术和表演、导演技艺大幅提升的同时，很多戏剧作品的精神品质反而下滑的原因之一。

    戏剧常常是社会的缩影，折射出世态人情。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娱乐化的浪潮，近年来，戏剧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变化，戏剧乃至艺术的生存环境、审美情趣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放任票房、收视率成为作品效果唯一的衡量标准，功利主义对于制作方、创作者乃至观众的引导作用不可小觑。一些原创剧目舍本逐末，追求外在呈现形式的新奇，却忽视作品的内涵和本质；一些剧目明知文本基础差、有硬伤，却由于种种原因仓促上马；盲目投资、拔苗助长等问题也陆续出现。精美的舞台呈现配上严重缺失舞台剧特质的电视剧化、空洞、平庸的剧本，都阻碍着戏剧的进一步发展。戏剧作品若是缺失了精神世界、丧失了思想的光芒，任何所谓的新技术、新方法甚至薪形式都难逃被迅速遗忘和淘汰的命运。在舞台技术性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戏剧返璞归真，加强剧作和演出的精神内涵越发显得迫切。

    艺在于技，更在于心，如果创作者没有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戏剧人物的心灵碰撞与选择必然显得虚假。创作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敬业和操守是一切成长和发展的前提与保证。创作者若果仍处于就事论事或者堆积材料的阶段，作品就会在整体上缺少创意和思想的火花，更多的是以戏剧的形式来讲述一段生活、故事，侧重展示现象而忽略对本质的抓取，这就没有深入到塑造独特角色，探索人物心灵轨迹以及体现独特情感色彩的创作轨道上来。

    戏剧水平的提升不是一日之功，只有精益求精，才能破除创作上的僵硬化、同质化和模式化，从而让戏剧作品透过外在形式，深入人物的内心，找到直抵人类心灵之路，焕发出戏剧创作内在的精神力量。当戏剧创作者自觉抵御外部环境的各种诱惑，更多关注作品的内涵及其内在精神提炼的时候，中国话剧的潜力和活力才能真正迸发。

（摘编自2017年6月28日《光明日报》）

    日前，酝酿了十余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首日票房即冲破7000 万元人民币。从上古神话中取材或改编其故事创作国产影视作品，这不是第一次：此前有电视剧《远古的传说》《女娲传说之灵珠》，也有最近票房大卖的电影《捉妖记》。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先秦两汉作家的记录和再创作，主要保存在《诗经》《楚辞》《庄子》等传世典籍中，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上古神话如何在今天的电影改编中重生？

    首先，主创者需找到上古神话与当代相呼应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既符合神话精神又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象。这就需要创作者做好充足的功课，深入了解上古神话的文化内涵，借鉴当前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二度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避免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而导致创作时一叶障目、捡了芝麻丢西瓜。《大鱼海棠》的形象设计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纹章：鲲鹏、大椿、凤凰、祝融、貔貅、嫘祖等神话形象汇聚一堂，其姿态动作抓住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气质，其法术神力抓住了东方美学中的自然灵韵。影片的人物矛盾设置意在凸显家族伦理、敬畏生死、天道有常等传统伦理价值与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并最终在人（片中的神即人）与大自然的博弈中获得新的价值平衡。遗憾的是，创作者想塑造的形象过多，每一个都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模糊和弱化了角色的艺术力量。电影《捉妖记》对上古神话的化用则较为浅层次，其人物塑造虽取法《山海经》中的异人异兽，但角色的行动则带着好莱坞电影的喜剧色彩，没有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

    其次，上古神话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而讲好一个故事并对人性有深刻的挖掘与表现，则是影视改编的核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捉妖记》对妖与人类、妖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不够充分，《大鱼海棠》对主角椿、湫和鲲之间的情感线索铺展不足，人物动机不合理，故事主题也不够凝练，比如灵魂交易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角为理想不断反抗乃至自我牺牲的崇高感。英国的魔幻电影《指环王》情节虽有拖沓之处，但做到了叙事上的合情合理，并始终紧扣人性对抗恶欲，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这种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改编自上古神话的大银幕作品，离不开一个具有代入感的奇观世界。伴随电影特效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实现虚构形象的写实已不是问题，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从细节着手，凸显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确保影片整体风格的统一。

    上古神话承载了华夏祖先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奇谲瑰丽的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地。让上古神话在当代电影中重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摘编自林炜圣《上古神话如何“重生”》）

    巴蜀文学的发展历经两千余年，在中华文学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间的发展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多个阶段，呈现出多姿多样的发展面貌。

    巴蜀文化与巴蜀文学的发展并非同轨运行，直到西汉文翁入蜀兴学，巴蜀文学才逐渐发展起来。巴蜀文学刚刚起步时，就出现了以蜀中四贤为杰出代表的作家，掀起了文学高潮，中间没有酝酿期，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汉代巴蜀文学的代表是汉赋，这些辞赋辞采飞扬、体制宏伟，代表了汉帝国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魏晋有南北之分，南朝诗歌创作兴盛，而蜀中却无一知名作家。到了唐代，巴蜀文学重新又焕发出光彩，迎来了又一个文学高峰。陈子昂在唐诗发展史上的贡献如日月高悬，彪炳千秋。唐代两个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前者生长在蜀至二十四岁始离开四川，后者旅居巴蜀达九年，其绝大部分诗歌创作于四川，尤其是律诗名篇。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巴蜀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高峰。宋代对文官的优待以及崇文轻武政策，加上五代末期大批文人入蜀，使四川人才济济，导致宋代巴蜀文学繁荣昌盛。苏舜钦、三苏、文同、张孝祥等，都是宋代文坛上的名流。从元代到清代，四川遭受多次战争创伤，人口急剧减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均遭到重创难以复原。元明清时期巴蜀文坛难以如唐宋时期辉煌，但也出现了元代虞集、明代杨慎、清代张问陶、李调元、彭端淑等著名作家，成为巴蜀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抹余晖。

    巴蜀作家往往具有创新精神，站在当时文学创作的最前沿，作品代表了整个文坛的最高成就。汉赋是在司马相如手中定型的，他的辞赋创作完成了从骚体赋到散体大赋的转变，为汉代辞赋创作奠定了基础。唐诗中的杰出作家陈子昂、李白，在促进唐代诗风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最高，代表了盛唐诗创作成就。薛涛是唐代最为出名的女诗人，与宋代李清照一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女作家代表。五代时期西蜀成为词创作的中心，宋代巴蜀作家又一次引领风骚，苏轼的诗、文、词创作代表了宋诗、宋文、宋词的最高成就，成为宋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也有一些作家是入蜀后才声名渐显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自古诗人例到蜀”。“初唐四杰”诸人皆曾入蜀，高适和岑参也留下了许多吟咏蜀中山水风物的诗篇。杜甫为避安史之乱到四川定居，足迹踏遍蜀中各地，杜甫的七律是在蜀地定型的，同样也代表了唐诗中七律的最高成就。陆游曾表示自己“心未尝一日忘蜀”，而且还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巴蜀文学也不乏女诗人，甚至代有其人。如汉代的卓文君，唐代的薛涛，五代的李舜弦、花蕊夫人、黄崇嘏，宋代的蒲芝、谢慧卿，明代的黄峨，清代的王淑昭、林颀、梁清芬等。巴蜀多女作家的一个前提是家族文学的兴旺，从宋代眉山三苏起，直到清代绵州三李，中间出现数量众多的文学家族，这是巴蜀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此外，巴蜀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在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中，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学作品。

（摘编自王永波《从时空维度看巴蜀文学》）

    重教养、重德育、重家教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的家训文化最早产生于周代，之后陆续出现了班昭的《女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家范》等家训代表著作。家训文化在团结族人、凝聚家庭氛围、形成良好家族风气等方面作用十分突出。古人一方面强调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向贤德之人学习；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将家风形成文字，使之能够代代相承。

    家训文化绵延至今，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家风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当下，发掘家训文化的时代内涵、传承优秀家训的文化精神，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家训包含立德、修身、齐家、处世等方面的内容，兼及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传统家训文化的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家风重陶与个体自觉并举。传统家训一般流传于家族内部，是特定历史时期，某个家族的全体成员需要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家训代表着祖先对后人、族长对族人、长辈对幼辈在关于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方面的重要教诲和训示。全族成员都需要在学习和生活中自觉践行家训，维护良好家风。

    亲情感化与家规约束并用。“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思想，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古代家训强调礼法并重，既有劝导性教育，更要加之以强制性的惩罚，以训诫没有遵循家规之人，从而维护家训的尊严。

    榜样示范与言传身教并重。现代教育理念认为，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这与古人在教育方面讲求以身示范、身体力行来达到教育晚辈的目的是较为一致的。他们都是通过言传身教，营造正面而健康的家庭氛围，以期对晚辈的人格塑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家风熏陶深深融入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影响颇为深远。家训文化展现了道德的力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多内在一致性，弘扬家风对于引导人民群众接受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优秀的家风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深刻的价值追求。良好家风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亦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和丰富滋养，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传承优秀家训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进步则社会进步。要使精神文明建设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的需要，就要更注重家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形成施教导民、上下和合的良好局面。

（王西维《家训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