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建筑美

    唐诗不仅在语言上具有音乐美，而且在结构上具有建筑美。所谓建筑美，不是说唐诗与建筑具有同样的美学特点，而是说唐诗像建筑一样，善于通过具体意象的描写和组合，把本来是按照时间顺序流逝的时间艺术，转化为具有空间的立体感。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是化动为静，把生生不已的宇宙壮观，转化为像建筑一样巍然屹立的立体形象。然而，静中又有动，实中又有虚。建筑看起来，完全是静的、实的，建筑所用的材料，如砖、瓦、木料等，无一不实，无一不静。然而，建筑师通过对门、窗、房间、走廊等结构的安排，却不仅使建筑内部具有广阔的活动天地，而且外部也与整个宇宙相联系，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感。这样，建筑本身也成了一个小宇宙，它把上下四方与古往今来，融合汇通在一起。唐诗也有这样的特点。它所描写的多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意象，但它所表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诗思和感情。例如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李白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雨中黄叶树”与“灯下白头人”，这是两组看似各不相关的具体意象；“浮云”与“游子”，“落日”与“故人”，更是看似毫不相关的各自独立的意象；诗人只是并列地把它们罗列在一起，不加任何分析性的说明，可是我们一读，却好象蒙太奇一样，不同的镜头组合在一道，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某种深永的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就来自这种具体意象的罗列与组合。

    这样的建筑美，还和汉字的结构形式有关。汉字是从象形字产生出来的，象形字的特点是摹拟具体的物象。唐诗充分利用汉字摹拟具体物象的特点，去塑造富有建筑立体感的诗歌形象。例如李白的“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里写了凤凰、凤凰台、长江三个具体的物象，然后用三个动词描述它们各自的状态，然后再把它们组合在一道，成为凤去—台空—江自流，这难道不像建筑的门、窗与墙壁，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融贯，从而产生出建筑的美吗？凤去、台空、江自流，我们读着，我们的眼前不仅浮现了它们作为物的形象，像建筑一样竖立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从它们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空间的并列关系转化成了前后流逝的时间关系，江山长在而人事沧桑的感慨，不禁油然而生。唐诗的建筑美那以具体的物象的描绘来打动我们的感染力，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建筑善于以小见大，在极小的空间中展示出广阔的人生。唐诗在结构上，也具有建筑的这种特点，在短短的绝句或律诗中，包孕着广阔的生活内容。例如王维的《息夫人》，短短二十个字，不仅写了历史，而且写了现实。在写历史和现实的时候，更重要的，它描写了深厚的令人难以言说的内心的悲哀与感情。唐诗的建筑美，在绝句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我们说，绝句的结构，有如中国亭子的四根柱子。就是这么四根柱子，它一方面塑造了一个完整的空间形象，自成一个天地，另一方面却又吞吐着整个宇宙，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选自《唐诗十二讲》，有改动）

唐朝的官员致仕，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也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年龄即七十岁，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比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方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付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立成一个知所进退的楷模，所有待遇不变，还赏赐绢帛千段，皇帝的御马两匹，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中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于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还有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727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因为朝廷需要，致仕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757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任命他为侍中(门下省长官)。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些钱米。禄米，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所在地支付。到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待遇有提高，即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参加朝廷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加重视的规则。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一环，健康与稳定的制度设计是重要的。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半禄半料是制度，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摘编自孟宪实《唐朝的退休制度》）

【注】①[悬车]古代人一般至七十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悬车之年”指七十岁。  ②[牒]中国古代官府来往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

    唐朝的政府官员，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的年龄，所谓“悬车①”之年，委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加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唐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后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对多教，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求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成知进退的楷模，赏赐绢帛千段，御马两匹，所有待遇不变，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中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了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另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御史大大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貶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由于朝廷需要，致任官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任，至德二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重新任命他为侍中。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线，禄是禄永。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

    放这些钱米。禄来，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处牒②，所在地支付。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员待遇提高，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经是给现任官父租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出席朝延的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委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任官们更重视的规制。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的一环。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任官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摘编自孟宪实《唐朝的退休制度》）

【注】①悬车：古人一般至七十岁辞言家居，废车不用。“悬车之年”指七十岁。②牒：中国古代官府往来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其内涵可以从精神、物质、制度和活动形式四个层面进行解读。汲取其合理成分，可为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古代书院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明道传道”“发扬学术”的办学宗旨和“德育为本，修身为要；心忧天下，忠勇报国”的教育理念。书院大儒朱熹曾言：“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朱熹《朱子全书》）简言之，书院的精神文化是知识追求与价值关怀的完美统一。因此，当前大学或可借鉴传统书院的精神文化，坚守德育为先的理念，从思想上将德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注重知识的同时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

    书院选址体现着体验感悟的治学精神，书院建筑布局体现着传道授业的理想追求，书院景观体现着修身济世的远大志向，而传统书院物质文化可弥补当前大学校园建设的不足。比如，大学的选址要兼顾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努力营造浓郁的建筑文化氛围；借鉴书院“中轴线”的设计原则，凸显图书馆和教学楼的中心地位，从而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学校的主要功能；校园景观设计中，多种植梅兰竹菊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尽量给学生创造环境幽雅和人文情怀兼具的场景等。

    书院由德行“足为多士模范”的“山长”主持教学、引领学术，参与管理者多从生徒中选择品行端正、学业优秀者。根据学生主体需要和内在潜能制定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般包括：揭示、学则、学约等。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规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内容涵盖阅读目的、进德立品、修身养性、阅读技法等方面。针对当代高校的制度文化困境，我们应注重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采用积极地“劝谕式”话语，制度设计应以师生发展为本，达成刚柔并济的管理。

    书院主要有三种活动形式。讲会指大家集中共同探讨，平等开展学术交流和争鸣，有问题可当面请教老师。而公元1167年，朱熹专程从福建崇安去访问湖南岳麓书院的张栻，则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书院山长还经常带领生徒离开课堂去游历，“绝其尘香，存其道气”，使生徒“聆清幽之胜，踵明贤之迹，兴尚友之思”，强化社会责任感。以此为鉴，高校教学应运用启发式、探究式、问题式等方法；在学术交流中应直面问题，客观公正地评价；师生关系要平等和谐，形成尊师重道、敬业爱生的氛围。

（摘编自《传统书院文化的基本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文化的进化是非线性的，是可以断裂和迅速消亡的。历史上一些伟大文明的消亡就是明证。所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抵御单极化和文化整合效应，也是我们应当积极支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文化整合效应，已经导致许多传统文化的消亡，导致许多文明形态的边缘化。以某些大国为代表的强势文化的统摄力和冲击力，引起了全球许多国家的高度警觉。这两年我们常常听到关于“文化安全”的讨论，就是一种防御策略和姿态。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有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倡导。

    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是这么表述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宣言》还说，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我国各民族在文化上呈现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主流社会和管理阶层所关注的。以前人们多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评判其高下雅俗，并分别予以对待，这有其历史的理由。现在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看，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各有自身的特色和存在的价值，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它们是守法的、文明的，其文化权利都是平等的。目前我国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不仅有深厚的文化价值，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树立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建立信仰之间的互相尊重，这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必要条件。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提倡对民族文化作同情的理解和增强文化包容精神，提倡民族理性，防止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抑制民族主义的狂热与偏激，以利于民族平等和团结和睦。社会主义社会绝不是一个在思想文化上清一色的社会，而应是文化领域多元和谐的社会。一方面，社会在政治原则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统一和尊严；另一方面，社会又能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给各族人民的特色文化提供自由健康发展的宽松环境，使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尊重差异”，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并不是遵循文化相对主义或倡导多元文化主义而固化、甚至扩大差异；“包容多样”，也不意味着容忍、放纵任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素。如果我们只看到表象差异的多样性和普遍性，就会陷入否定人类统一性的泥萍；如果我们只追求形式统一的同一化和普同化，就会落入否定人类多样性的陷阱。

（摘编自商文莉《从民族平等看文化相对观》）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呢？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那么“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传统。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人口流动很小，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像这一类的传统，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来是从示从豊。示是指一种仪式，豊是一种祭器。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去好象是人们的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师徒用“克”字、用“事”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中的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八：礼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