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南方居民而言，竹子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以竹子为主要原料的工厂、作坊星罗棋布。有的地方以竹林、竹楼和系列竹产品开展旅游业，游客云集。其实，在远离竹林的北方，也是须臾离不开竹子的。吃饭的竹筷，铺的竹席，织衣、烤肉串的竹针，剔牙的牙签，居室的竹帘，真是俯拾皆是。至于工程用的脚手架、跳板，打鱼用的桅杆、网竿、撑竿，竹篙，葡萄、豆角、黄瓜、西红柿等作物用的架竿，大多是竹子。就连我国最北部边境的黑龙江里，也有上下漂流的竹排。所以，从竹子的使用范围之广来说，把竹子叫作“中华竹”是再恰当不过的。

    把竹子称为“中华竹”，还因为竹子是我国悠久灿烂文化的载体，包括礼、乐、书、数、兵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第一场《灿烂文明》中最精彩的一段当属竹简操了。演员们手持竹简表演，精彩绝伦。这竹简便是用竹片穿成的书——中国最早的书。“韦编三绝”里的“编”，就是孔子读的《周易》，是用牛皮绳把竹简编在一起的。后来的“四书”、“五经”，都是竹简书。再说乐，古代的音乐被称为“丝竹”或“管弦”，这里的“竹”和“管”指的正是竹乐器，包括笙、管、笛、箫等。书法更离不开竹，用竹管插上兽毫就是笔，“用笔”又叫“握管”，字当然要写在竹子上，成语“罄竹难书”由此而来。算术用的筹是竹子做的，由“筹”发展到“筹划”，再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足见“筹”的重要。兵指的是战争。战争的主要武器——“箭”，就是竹子做的，字义从竹而来。最早的盾、云梯、陷阱都离不开竹。现代的竞技体育有好多项目来自竹，如跳高、撑杆跳、射箭、漂流、竹竿操等。在古代建筑中，把竹跟石灰、砂浆混合使用，创造了比钢筋混凝土还坚固耐久的建筑奇迹，举世闻名的赵州桥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成语词典里，带“竹”字的词语非常多，诸如“胸有成竹”、“竹报平安”、“势如破竹”、“竹节松贞”、“青梅竹马”等。文人墨客的诗文书画，好多以竹为题材。刘禹锡的“竹含天籁清商乐，水绕庭台碧玉环”，白居易的“露荷散清香，风竹含疏韵”都是咏竹的佳句。郑板桥则终其一生以画竹为乐趣，他的《竹石图》中“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的诗和画堪称“双绝”。如今，以竹为题材、背景的文学作品、绘画、工艺品、编织品、装饰物比比皆是。带“竹”、“筠”、“汉卿（汗青）”等字眼的人名更是无法统计，关汉卿用戏剧为民请命而千古流芳，张汉卿以兵谏救国而青史留名。陶渊明笔下的“良田美池桑竹”，是世外桃源的自然特征。“竹林七贤”竹林中饮酒赋诗吹管潇洒一生。儒、释、道的布经传道场所大多选址于竹林，他们都以竹的精神品格而自省、自悟、自喻。难怪观世音菩萨的对联也用了“碧莲台上主，紫竹林中仙”。

（选自郑德忱《中华竹》）

过度在意健康反而不利于健康

    西班牙《趣味》月刊载文说，为了预防疾病的侵袭，药品和营养品产业推出了一系列产品、生活准则和应摒弃的不良习惯清单，为的是能让人们延年益寿。在药片综合症流行的今天，人们过度在意健康反而不利于健康，在抢占市场的战略引导下，大型医药企业甚至开始觊觎健康人群的医药市场。

    文章说，英国《医学旅行》杂志曾在其读者中做过一项民意调查，旨在确定那些最常见的“非疾病”。调查结果显示200多种状态属于“非疾病”，名列首位的是老年人的一些怪癖，然后是倦怠厌烦的情绪、黑眼圈、秃顶、雀斑、招风耳、灰头发或白头发、分娩和时差反应等等。

    商业公司试图说服人们相信那些正常的生理过程属于病症，促使人们相信一些社会生活中遇到的个人困扰也属于健康问题。性格腼腆被称为社交焦虑紊乱；工作中缺乏恒心和自制力则变成注意力不足；失去至亲或是一段感情破裂带来的痛苦成了创伤后抑郁症；月经前的情绪波动成了月经前营养不良或机能障碍。为此，在美国调整血清素含量的药物已经被普遍使用，如最为人所知的氟西汀。

    近年来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疾病类型，比如荷兰科学家宾格豪尔斯在对3%的荷兰人调查后提出的“空闲病”，表现为一些人对假日或空余时间无所适从。还有“思乡病”，通常是指那些移居他国的人们对家乡的思念。另外，还有蜘蛛恐惧症、天文恐惧症、恐雨症和恐海症等一系列精神病学上记录在案的恐惧症。

    目前医药产业经常使用的另一个策略是把一些轻微症状定性为严重疾病的征兆。比如说把疲倦定性为慢性疲乏症状，或是把周期性的腹泻和便秘定性为应激性结肠炎的症状。在美国和新西兰对处方药品直接进行广告宣传是合法的，这和医药产业夸大其词的策略也有很大关系。

    汉诺威达特茅斯医学院的莉萨·施瓦茨提醒人们注意避免把一些日常的小问题诊断为某种疾病的危险倾向，比如认为普通的鼻腔黏膜炎是过敏性鼻炎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提法，健康可以定义为“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的极好状态”，而如果完全按照该定义的字面意思，很少有人能达到健康的标准。人们对于健康的狂热追求没有限度。现在有些人已经不需要出现任何症状，只要了解患有某种疾病会有何危害，就会自动把自己归入病人行列。

    调查显示，越是富有的国家在医疗体制上的投入越多，饮食也越好，而人们感觉自己患有某种疾病的倾向也越明显。有什么办法能抑制这种倾向呢？解决方法可以是使用那些建立在确凿实验基础上的药物，并且只有在验证有效的情况下再采取进一步的治疗和预防措施。

    文章说，“患者”本人也可以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因为现在人们通常对健康的过度在意恰恰是不利于健康的。我们的需要是一致的：让健康人安静地生活吧。

    长期以来，文学创作被看作一种只有作家才能拥有的天赋，而这种天赋是不能或者不易被学校培养的。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我国大专院校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不培养作家”的传统，这导致“写作学”在大学学科体系内处于边缘化甚至不被承认的地位，一些大学的中文系一度取消写作学课程和教研室，更谈不上该学科的现代化转型及向“创意写作学”的深度发展。

    “创意写作”是一切创造性写作的统称，包含狭义虚构类创造性写作和非虚构类创造性写作等。创意写作不仅培养作家，还更多地着力于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人才。

    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产业化发展时代，中国当代文学至此已经不再仅仅是所谓“圣手”作家的天才事业，而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20世纪80年代所谓“纯文学”概念可以概括的范畴，文学写作逐渐成为文学编辑、广告人、编剧、书评人和影评人等的修养基础。此外，文学经过口头时代、纸面时代的发展，其创作规约和技巧已经无比丰富，超越了绝大多数人可以无师自通的能力范围，没有相对专业的训练，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而时代主流艺术形式的新变化，更要求我们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创意写作学，使得这种写作技能可以通过有效途径得以培养。

    首先，创意写作学的发展是繁荣当代文学创作的需要。创意写作学在美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科学有效的创意写作学训练可以培养作家、繁荣创作。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及成就，而这个成就与创意写作学科在美国高校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受过创意写作训练的“作家”，美国战后普利策奖获奖人多数出身于创意写作训练班。美国当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有创意写作学位，许多作家甚至受聘于大学，任教创意写作专业，我们所熟悉的白先勇、严歌苓、闾丘露薇等都曾系统学习过创意写作，著名作家哈金也在作家工作室教授创意写作。

    其次，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化发展格局呼唤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未来的国力竞争是文化创意产业的较量。谁在文化上占据了先机，谁就能真正在“观念”上影响世界，就可能在竞争中获胜，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落后最主要是由高校文学艺术教育落后所致，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强大的文学艺术教育学科，但我们缺乏这个学科引擎。2009年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首次确认了文化可以产业化发展的思路，此后各地各级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为我国走向文化资源大国、文化创造大国、文化消费大国、文化输出大国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和发展提出了要求。

（摘选自许道军、葛红兵《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

    中国现代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建立起来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问题”，但是“哲学”并没有从经学、子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由于西方哲学的传入而在20世纪逐渐建立的。因此，它就有面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两重任务。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哲学既可以“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也可以在消化西方哲学的情况下，“接着”西方某个哲学派别讲，而使之成为中国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由西方哲学传入，并经过众多学者利用和借鉴西方哲学而发展成的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而一旦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有了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它无疑是人类哲学理论中的宝贵精神财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哲学”作为其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因此，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应是建立中国现代哲学，使中国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路径。如果我们要掌握西方哲学的真精神，不仅要像南北朝诸高僧那样，系统地翻译介绍和借用西方各时代的经典和各种流派的学说，而且还要像隋唐时期的高僧那样，通过对西方经典的诠释和研究，把中国思想加入和融化其中，这样才能更好地消化西方哲学，丰富中国哲学，使中国现代哲学走向世界。

    “接着讲”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重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哲学家在建设中国现代哲学上所取得的成果，要考虑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要评论他们的得失。现在有一些新一代的哲学家正是这样的。例如陈来的《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就是在深化着冯友兰“新理学”的某些思想，评论“新理学”的得失，并提出了一些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哲学就是要不断追问，不断创新。

    有的学者提出，对哲学思想不仅可以“接着讲”，而且可以“对着讲”或“另外讲”。我们说，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只是“照着讲”，而要“接着讲”，只是说对于哲学，应该发展它，并没有只能“接着”某种哲学讲的意思。在历史上，对哲学思想有“接着讲”的，当然也有“对着讲”的，例如韩非的《五蠹》就是对着儒家和墨家讲的，道家的老庄也可说是在儒家之外的“另外讲”。但是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对着讲”和“另外讲”也是一种意义上的“接着讲”。例如韩非的《五蠹》，从一方面说，是“接着”早于他的法家思想家来讲的：从另一方面说，又是因已有儒墨思想，他从相对立的方面“接着讲”的。又如庄子的书，当然是另外一种不同于儒家的思想路径，他一方面是接着老于讲；另一方面，又与郭店的三种《老子》本不同，直接批坪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已有儒家思想，他才有批评对象，这从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接着讲”了。哲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提出新思想、新方法，开辟新的方向和新的研究领域。

（摘编自汤一介《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

    人与人之间要交往和相处，必须建立各种规则体系。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在道德规则体系中，道德基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凝聚和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道德共识。一个人认同社会共同体普遍信奉的道德基准，并习惯于遵守和践行这个道德基准，他就具备了在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生活的基本德行。道德基准至少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二是为社会成员所认同，并且简单、易知、易行，可以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践行；三是可以作为基本参照，用来审视和规定其他道德规则或标准，用来评判和确认一个人的基本德行。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相应的道德基准也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首先，工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方式成为历史记忆。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从家庭获得，而是从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家长主导制瓦解。其次，个人脱离家庭作为独立个体走向社会，并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人与人的横向关系成为现代社会关系的主导，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关系被取代。再次，国家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家或家族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个人以独立的身份与其他个人、社会、国家发生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耕自然经济是人们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方式，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从生到死生活在一起的熟人圈子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宗法等级制度下的风俗习惯制约着人们的绝大部分行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孝”被确立为社会的道德基准。我们的先人把这一道德基准贯彻到道德规范体系、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官吏的任免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的基本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道德基准也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

    确立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中国全体公民的社会价值共识。其中着眼于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我国公民的基本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要求，彰显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回答了人们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当遵循的道德基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确立的道德基准，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公民道德的新发展。当前，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道德基准融入现实社会生活，让现代社会的道德基准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行为规范力。

（节选自焦国成《确立现代社会道德基准》）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更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新时代对史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史学研究要有更大作为、发挥更大作用。

    史学何为?史学的重大使命是探索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真正的史学家都将认识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

    经世致用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述往事，思来者”，是中国当代老一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追求，也是当下和今后史学研究者应该追求的目标。20 世纪以来，我国涌现出一批宣传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服务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如郭沫若、胡绳、侯外庐、范文澜、夏鼐、白寿彝、刘大年等。郭沫若先生以求真、求是和经世为宗旨，怀着“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成为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白寿彝先生有感于中国缺少一部全面阐述中国历史的大规模历史著作，召集全国史学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用20余年时间完成了一套12卷、22分册、约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充分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称为“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这些重要史学成果的取得表明，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始终是当代中国史学最鲜明的特征。

    当前，我国史学研究主流积极健康，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出现了一些碎片化、片面化、表面化现象，漠视对历史规律的探索，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关怀。更有甚者，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这些错误思潮是对历史的扭曲，是对史学经世致用的滥用。我们要从历史中获得什么?我们所倚重的历史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历史研究者不能做时代潮流的冷眼旁观者，更不能逆流而动，而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近些年兴起的环境史、灾荒史、医疗史、乡村史、城市史等研究，有很多成果就是史学研究对社会关怀的体现，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表现。

    伟大的时代必然高度重视对历史的总结和传承。史学研究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观人类历史，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发挥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解决时代面临的历史问题，才能回答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才能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新局面。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要以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努力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成果，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史学智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史学研究不能缺席，也不会缺席，必将有更大作为。

(摘编自高翔《新时代史学研究要有更大作为》，201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