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政府官员，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的年龄，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比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唐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后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对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求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成知进退的楷模，赏赐绢帛千段、御马两匹，所有待遇不变，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中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了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另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由于朝廷需要，致仕官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重新任命他为侍中。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些钱米。禄米，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所在地支付。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员待遇提高，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出席朝廷的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重视的规制。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的一环。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摘编自孟宪实《唐朝的退休制度》）

【注】①悬车：古人一般至七十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悬车之年”指七十岁。②牒：中国古代官府往来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

翻译奇人许渊冲

邓郁

    “杨振宁1957年获诺贝尔奖，王希季是70年代长征一号火箭首射成功。我是2014年才得奖，比振宁晚了五十(多)年啊！”93岁的许渊冲鹤发白眉，声如洪钟，中气十足，讲到畅快处，还会把袖口往上撸。8月22日，中国翻译协会在外文局礼堂为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的他举行了盛大的授奖仪式。作为和傅雷、钱钟书同时代的资深翻译家，许渊冲已出版了120多本译作，翻译了《楚辞》《诗经》《西厢记》《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经典，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典籍翻译历史上的丰碑”。

    与他相伴了半个世纪的夫人照君则对我说：“许先生，是一个奇人啊。”

    许渊冲是翻译界的“少数派”。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忠实原文。他的翻译却不拘泥于原作，讲求再创造。他认为翻译“要发挥译语优势”。这种“优势论”也成为了他在翻译界备受质疑和诟病的一点。陆谷孙、王佐良、许钧等翻译家都曾公开和他唱反调。

    率性、张扬的个性，让他在崇尚低调的翻译圈子里“独树一帜”。不少人读许渊冲的回忆录《逝水年华》，既觉得痛快，又感叹此人毫不自谦。他重视感情，又难说谙熟“人情”。可谓“狂作文章信手书，一章一句真性情”。虽然在学术界备受争议，但在中国诗词的翻译成就上，许渊冲早已得到国内外公认。自1980年起，他开始致力于把唐诗、宋词、元曲译为英法韵文。已故宾州大学教授顾毓琇赞誉许译：“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但他的成功，却是从挨批斗开始的。1958年，许渊冲被打成右派。一次在烈日下挨斗，又热又累。他忽然想起毛泽东《沁园春·雪》，就默默在心里试着将其译成英文。“说来也怪，我一译诗，什么热、累、批、斗全都没了，眼里看到的仿佛只有‘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心里想到的只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等我把词译完，批斗会也结束了。”在回忆录中，许渊冲更是不吝笔墨地描述母校西南联大。那时候的联大可谓大师云集。闻一多讲《诗经》，刘文典讲《史通》，罗庸讲唐诗，蒲江青讲宋词，萧乾谈“创作与译诗”，卞之琳谈“写诗与译诗”……这些都奠定了许渊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根基。而他毕生追求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准则，则来自朱光潜和钱钟书的影响，受朱光潜的熏陶，他奠定了诗译的理论基础：不但要写景，还要传情；不仅存义，而且存音。他屡次写信向钱钟书请教诗词翻译中的问题，后者都不吝回信点拨，给了许渊冲无穷的动力。

    北大畅春园的许家，一套70平米的简陋居室。其中最惹眼的陈设，莫过于满满当当的书架。那座透明的“北极光”奖杯即被搁在书架的最上层，不踮着脚，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比起奖杯，许渊冲更亲近的是书桌上的绿格白底稿纸、放大镜，和一台看不出年代的长城台式电脑。“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如今他的作息如钟表一样规律：早9点到阳台做操，早饭后翻译《莎士比亚集》，午睡后看看报纸，晚7点收看《新闻联播》，饭后接着翻译，直到深夜。有时他会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

    晚年的许渊冲爱读《参考消息》，常看《海峡两岸》。早年在西南联大受到的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现在被包裹在一颗浓烈的爱国心里。他心里时刻怀揣着让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主流的愿望。他引用杨振宁的话：“‘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许渊冲已年过九旬，但精神矍铄，正如朱自清的旧诗所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荣获国际译联最高荣誉“北极光奖”，系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②杨振宁、王希季都是许渊冲西南联大时期的同窗。

    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空间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层次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要在促进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入融合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我们就必须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并充分应用好大数据资源。

社会治理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对象、主体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当前社会治理所服务的对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老演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群体日益扩大，家庭结构呈现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特征，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或中心城镇集聚。特别是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多样的新兴社会阶层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从政府单一主体过渡到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个体等构成的行动者系统。这些变化迫切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也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智能化意味着精准分析、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精准反馈。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通过获取、存储、管理、分析等手段，将具有海量规模、快速流转等特征的大数据变成活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将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实施智能治理的重要法宝。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性和难以预见性。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复杂交织的图景之中，与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相叠加，使现代社会治理呈现出新特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表现为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叠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较为薄弱等等。以往，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源于抽样调查数据、局部碎片数据、片面单一数据，有时甚至纯粹基于理论和经验假设，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交叉复现、质量互换、模糊推演等手段有效提升整合各方面数据资源的能力，使政府决策的基础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的“全体数据”，为有效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摘编自杨雅厦《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城市是多样异质文明空间化聚集、结构化整合的结果，城市与文明共生。文明多样性主要指以城市为场域为核心的社会领域与社会功能的专业化分划及其空间共在，即专门化、专业化的管理、宗教、谋利、交易等功能在城市中或者以城市为中心的多样共存。

    城市的重要功能是满足人的多样需要，一个成功的城市，首先是能够全面满足人的安全、发展、宗教等需要的所在。在科特金看来，考察成功的城市，“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抛弃”。一方面，人的多样需要会催生多样的城市、多样的文明；另一方面，多样的文明、多样的城市又会进一步生成人的多样需要。

    文明多样性对城市的生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市是对已有多样文明的聚集，多样文明在城市中会发生碰撞、竞争、融合、整合，并可能进一步多样化。韦伯认为，多样性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他看来，以不断发展的分工为特点的经济多样性，是推动城市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社会从道德社会、礼俗社会向理性社会、法理社会转换的重要力量。在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看来，以多样性为特点的城市在为人们带来机会、为人们提供更多自由空间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分离，并放大了人性的善良与丑恶。

    从文明多样性这个维度揭示城市性离不开对文明本身的历史反思、哲学批评。这种以多样性为目标的研究，对推翻当代帝国霸权以及影响仍然深远的帝国思维、霸权思维当然意义重大。但问题在于，人类历史、世界文明史、世界城市史，是否仅仅是一部文明多样性的历史？把不同文明的平等性单纯地等同于文明的多样性，是否符合历史本身？是否会导致新的问题？我们认为，城市性研究、文明性研究应该深层化。对城市社会研究而言，一方面，需要对文明多样性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揭示多样性本身的结构、本质、转换；另一方面，在揭示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的同时，也需要从城市哲学与文明批评史的角度，具体揭示城市社会的文明共同性，揭示城市社会作为地方共同体、区域共同体、全球共同体的特点、趋势和走向。

                     ——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成长于“五四”前后的郁达夫，视个性为现代散文的生命。强烈地表现作家的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郁达夫指出，“个性”是现代散文与古代散文的根本区别。他说，“中国古代的国体组织、社会因袭，以及宗族思想等等，都是先我们之生而存在的一层固定的硬壳……这一层硬壳上的三大厚柱，叫作尊君、卫道与孝亲；经书所教的是如此，社会所重的亦如此，这些就是从秦汉以来中国散文的内容，就是我所说的从前‘散文的心’”。将目光由古代转入现代，他强调：“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他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的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个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综观郁达夫的散文创作，自始至终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建的。他不加掩饰地向世人展示自己美好的、不可告人的，甚至是相当阴暗的一面，如《悲剧的出生》《我的梦，我的青春》《水样的春愁》《远一程，再远一程》《孤独者》《海上》《大风圈外》等篇章，无不透露出自己彼时的生活状况、 思想及行为，是其个性化记录自己的真实的文字，这些文字又比刻意为自己立传显得更率性而为，韵味十足。

    看一个作家是否是进步的，是否与国家、民族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应仅仅从道德层面考量，而应看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关注，以及对普罗大众的爱。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忧患意识，而“五四”以来，这种蛰伏在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显得更加强烈，“启蒙”与“救亡”这两个命题在“五四”时期被视为文化人最高的追求目标。而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且深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的郁达夫，“启蒙”与“救亡”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形影不离且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有人认为“从早期的‘零余者’之作到后期颇具文人意识的游记， 个性与社会性的同一始终是郁式散文立意的一贯特色。郁达夫早期的散文虽有明显的日本‘私 小说’印迹，以自我表现为鲜明特色，但不是其他日本作家那种放弃了政治的‘自我’，而是社会性的‘自我’。祖国的现状与传统的儒家教育，使他的作品在表现个性的同时，也倾诉着时代重压下青年的苦闷和反抗。”因此，阅读郁氏早期散文我们才会感到_：“他的苦闷、彷徨、自哀、自惭都来自这种对个性的关注和社会对‘自我’的弃绝，以及现实对理想的嘲弄。‘自我’，是他个性的充分展露，悲剧意识就是他在社会和自我、理想和现实不断冲突的两难中那抉心自食的哀寞。 这份悲苦表现了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的孤寂、苦闷、渴求和彷徨。”

（摘编自周明全《郁达夫散文的情怀》）

中国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河段，全长3200多公里，有2500多年的历史。作为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大运河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创造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成就。

古代中国如何大规模地运送人员和物资？在较长时间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之下，最经济、最高效、最便捷的方式一直都是水运。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的扬州附近开通邗沟，沟通了淮河和长江，这被视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开凿了一条郑州和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极大方便了魏国农业的灌溉和商品贸易的往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运河整体变化不大。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组织人力开凿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运河，即隋唐大运河。

继起的唐朝享受了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红利，盛唐气象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于这条大运河，大运河对于唐朝统治安危有重要意义。

北宋王朝定都开封，运输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漕运非常高效，是中国漕运史上的巅峰时刻，也促成了北宋开封的极度繁华。后来南宋偏安江南，首都临安即今天的杭州，这一时期浙东运河得到了更大的利用，它连接杭州和宁波，南宋的物资通过这条运河直达海上，顺利开启海上丝绸之路。

元朝为保证北京的物资供应，在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的领导下，以隋唐大运河为基础，逢弯取曲，开凿京杭大运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

明成祖朱棣为修建北京城，从全国各地征调人力物力，运力大都依靠运河。为保证大运河的通畅，还启动了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南旺枢纽，成功地解决了大运河的水源，为明清大运河500多年的漕运通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让北京城愈发繁荣。南旺枢纽是整个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也是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技术成就。

大运河修建好之后，为明清王朝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为维护政权稳定，清朝的两位皇帝康熙和乾隆都曾分别六下江南。在这十二次南巡中，两位皇帝都在做类似的几件事：一是巡视河工，指导修治运河和黄河；二是体察民间疾苦，免除了沿途经过地方老百姓的地丁钱粮；三是整顿吏治，检阅军队，提拔和罢免一批官员；四是增加江南举子的应试名额，笼络江南士大夫。通过这些方法，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固。

大运河不仅是维护王朝大一统的政治之河，也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大动脉。经过大运河的连接，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商品交流彻底活跃起来，形成了著名的运河经济带。

大运河的存在，极大地改变了古代中国的生活，方便了人员的往来，也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现在的我们，能够在唐诗宋词、古典小说、昆曲京剧、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感受到大运河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苏州；“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经过历代诗人的妙笔生花，这些运河沿线的城市历史瞬间变得鲜活起来。

运河沿线的每一座城市，可以说都刻上了大运河的历史基因。比如山东济宁，唐朝大诗人李白和太守贺知章在这里相聚相识，贺知章邀请李白畅饮，以官印金龟换美酒，成为美谈。杜甫与李白也是在济宁相识相会。

唐诗宋词如此，元曲明清小说也不例外。关汉卿《窦娥冤》是他在淮安采风所得，《金瓶梅》的发生地是大运河上的山东临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多带有运河的痕迹。

戏曲艺术的发扬光大也依托于大运河。昆曲取名于苏州昆山腔，明代中叶以来独领风骚，以苏州为中心沿运河和长江四处扩散，成为明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剧种。

与大运河直接相关的书画作品也非常多，尤其著名的是两幅国宝级名画，一为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5米多长的画卷展现了开封的繁华；一为清代徐扬的《姑苏繁华图》，12米多长的画卷描写了清代苏州的富丽。

大运河还是民族交融之河。住在苏州阊门大运河边上的唐伯虎说，“四远方言总不同”，证明当时苏州居民的民族、语言、风俗都不相同。大运河沿岸的聊城、德州、济宁、淮安等地，是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地方。

大运河的存在，为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大运河逐步得到治理，借助南水北调，大运河重新恢复了全程通水。

2500多年来，大运河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大运河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性。这条大运河不会只留存于史料记载中，它是流动的、鲜活的，是奔腾不息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

（摘编自倪玉平《大运河，流动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