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传统之功过说

    两千余年来，“学而优则仕”作为以学致仕的信条被读书人奉行不渝。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与科举制度融为一体，互为里表，成了士子生活的金科玉律。

    “学而优则仕”传统在历史演化中对中国社会产生过积极影响。它确立了学问作为政府取吏的标准。以学取士将大部分饱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吸引到官员队伍中，保证了政府运作始终处于接受过儒家道德教训的文吏手中。历代草莽英雄出身的开国皇帝不得不接受叔孙通的名言“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并视之为治国要诀，对书生保有相当的尊重。文吏统治造就了“士”作为无冕之王的优越地位，也促成了“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三国演义》塑造了名士祢衡裸体痛骂曹操而为曹操所宽宥的形象，近代文化名人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门前大诟袁氏包藏祸心，而被袁氏所容忍，个中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士子对世道民心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治世英雄，还是乱世奸雄，都不能不有所忌惮。另一方面，读书人坚守位卑不忘忧国的信条，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将平生所学贡献于国家民族，都与学优而仕传统有关。

    中国历史上，所谓“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不是全由血统决定。对社会各等级的人而言，通过以科举制度为体现的“学优而仕”途径跻身于士大夫阶级之后，可以加入孟子所说的“劳心者”之列，由“治于人”而变为“治人”，从而由“贱”入“贵”，成为“贵族”。正是由于学优而仕传统为读书人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整个中国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划分才不像印度种姓制度那般僵死。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平等”观念，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众以信教为自己争得了平等地成为上帝仆人的权利，而中国的士子们则由学优而仕获得了参与政治的平等权。

    “学而优则仕”传统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是源于以“仕”为“学”之鹄的这个既定前提。在“家”“国”一体的宗法专制时代，以“学”而至仕途，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学问服务于帝王的“家天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士子们的必然归宿。在帝王“家天下”附庸关系的等级网中，主仆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对主子的物质和精神的依附，于是，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成为越两千余年不变的通例。被“学而优则仕”信念和科举功名诱入帝王彀中的天下的士子们，在主子面前只能“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在“食君俸禄，为君分忧”的附庸伦理支配下，为帝王的“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耗尽心力，以便在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青史上留取功名，博取“忠”、“贤”、“能”的赞辞。

论散文

梁实秋

    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种翻译。把我们脑子里的思想情绪想象译成语言文字。古人说，言为心声，其实文也是心声。头脑笨的人，说出来是蠢，写成散文也是拙劣；富于感情的人，说话固然沉挚，写成散文必定情致缠绵；思路清晰的人，说话自然有条不紊，写成散文更能澄清澈底。由此可以类推。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的，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示出来。

    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喀赖尔翻译莱辛的作品的时候说：“每人有他自己的文调，就如同他自己的鼻子一般。”布丰说：“文调就是那个人。”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的性格的流露，所以有一种不可形容的妙处：或如奔涛澎湃，能令人惊心动魄；或是委婉流利，有飘逸之致；或是简练雅洁，如斩钉截铁……总之，散文的妙处真可说是气象万千，变化无穷。

    散文的文调虽是作者内心的流露，其美妙虽是不可捉摸，而散文的艺术仍是所不可少的。散文的艺术便是作者的自觉的选择。福楼拜是散文的大家，他选择字句的时候是何其的用心！他认为只有一个名词能够代表他心中的一件事物，只有一个形容词能够描写他心中的一种特色，只有一个动词能够表示他心中的一个动作。在万千的辞字之中他要去寻求那一个——只有那一个——合适的字，绝无一字的敷衍将就。他的一篇文字是经过这样的苦痛的步骤写成的，所以才能有纯洁无疵的功效。平常人的语言文字只求其能达，艺术的散文要求其能真实——对于作者心中的意念的真实。福楼拜致力于字句的推敲，也不过是要求把自己的意念确切地表示出来罢了。

    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简单就是经过选择删芟以后的完美的状态。普通一般的散文，在艺术上的毛病，大概全是与这个简单的理想相反的现象。散文的艺术之中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割爱”。一句有趣的俏皮话，若与题旨无关，只得割爱；一段题外的枝节，与全文不生密切关系，也只得割爱；一个美丽的典故，一个漂亮的字眼，凡是与原意不甚洽合者，都要割爱。散文的美，不在乎你能写出多少旁征博引的故事穿插，亦不在多少典丽的辞句，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散文的美，美在适当。不肯割爱的人，在文章的大体上是要失败的。

    散文的文调应该是活泼的，而不是堆砌的——应该是像一泓流水那样的活泼流动。要免除堆砌的毛病，相当的自然是必须保持的。用字用典要求其美，但是要忌其僻。文字若能保持相当的自然，同时也必须显示作者个人的心情，散文要写得亲切，即是要写得自然。

（有删改）

    “市”的本义为市场，与“城”不同。早期的“市”多在野外或井边，故有“市井”之称。而我国的“城”约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最早只是政治性质的城堡，与“市”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由于城市人口的集中，居民生活的需要，城内便有“市”的设立。“城”的存在，为“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市”的发展，又促进了“城的发达。“市”在我国“城”中出现，长期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实行的是“坊市制”。

    在先秦文献中并无“坊”名，当时城市居民聚居组织的基本单位为“里”。“里”原是农村的一种聚居组织的基本单位。当时为了防止盗贼的攻击，采用这种四面筑院墙的封闭聚居形式。从先秦起，这种称“里”的组织形式在城市中长期存在，有时称作“闾里”或“闾”，秦汉仍因之。从晋代开始，城市居民住区正称仍为“里”，但有时又称作“坊”。《元河南志》卷二《晋城阙宫殿古迹》所引《晋宫阙名》中，有“诸里”和“诸坊”的名称。到北魏时的洛阳，全城有二百二十“里”，也作二百二十“坊”。这“坊”字，即源于“防”的别体。从隋开始，“里”改称为“坊”。

    所谓“坊市制”，即城中之“市”集中在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市”与“坊里”一样，都是方形，四面筑有围墙，并开有市门。如唐长安皇城前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平面近正方形，每面各开二门，有道路相通，形成“井”字形相交。唐代的市场交易限定在市内进行，并限定交易时间。

    在“坊市制”下，一般居民出入坊里，必须经由里门，不许直接临街开门。如汉代规定只有“甲第”——统治阶级中显要人员的宅第，才能“当道直启”。唐代则明确规定：“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辕向街开门。”当时街上设有“街鼓”，天明和落日，坊门随街鼓声而开闭。

    在市民居住的坊中，一般是不允许开设商业店铺和手工作坊的。但在“市”周围的坊里，往往由于有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所以有例外。如东市南面的宣平坊中有卖油者，升平坊北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西市东面的延寿坊中有鬻金银珠玉者。

    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发展的需要，古典的坊市制逐渐被破坏，在一些城市内开始出现商贸活动，有的甚至破坏城墙而临街设店。到肃宗至德年间，人们纷纷穿破坊墙而临街设铺。这样，旧有的古典坊市制开始瓦解，新的“坊巷制”逐渐形成。

    约在宋仁宗末年，“坊巷制”完全取代了过去的“坊市制”，即“街巷”成为城市居民实际聚居组织的基本单位，而“坊”仅作为名称被保留下来，其本意已完全丧失。直到近代，城市中一些弄堂、胡同仍称“某某坊”。这是因为人们依然习惯以“坊”作为雅称，而一般市民则以“街”“巷”相称。

（摘编自杜瑜《由坊市到坊巷》）

    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不过文明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工程，大型聚落和城市只是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结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聚落和城市可以理解成文明体的表层结构，是文明的结果与呈现。支持表层结构进步与改变的，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导致集约化生产出现的关键性技术因素的突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因此，技术因素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提供了原生动力，是文明起源的内因。技术因素、基础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可以理解成驱动文明这辆马车前行的两轮，相互支持，互为表里。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视野看，决定不同区域文明特质的常常是那些文明体的表层结构，而驱动文明马车前行的技术因素在不同文明体中通过交流存在明显互动性，存在着趋同现象。

    和其他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一样，夏文明体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开始以来，西方文明因素向中原地区汇集的步伐加快，使这里演变成文化的接触与交融的漩涡地带。整个公元前3千纪的下半叶数百年间，中原文明已经孕育了深层的变革，至2千纪初前后，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因素向中原频繁汇集，更多学者不断举出南方以水稻种植文化的北传和对黄河流域农业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来进行说明：源于中国境外更多的文化因素这一时期传至中原，对中原文明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引起中原地区的社会变化更为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所以近来有学者立足于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的史实，用“青铜革命”来概括这一时期社会的变化。

    青铜技术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因为每一件青铜器都需要找矿、开矿、选矿、熔炼、设计、锻造和铸造等系列工序，如果是合金，一件铜器的产生就需要更复杂的程序，这无疑需要严密有效的基础社会组织才能实现。其次是小麦，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夏代或略早突然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国际学术界曾站在水利资源分配的角度，探究过西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现的动因。可以推测相应的水利灌溉与水源管理知识体系的应用，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必然存在内在关系。牛羊类动物牲畜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原早期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牛羊人工畜养传入中原内地后，大大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以猪肉为主的肉食结构，丰富了人类的营养，增强了人类体质。

（摘编自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

    自然作为环境与自然作为其自身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作为其自身以自身为本位，与人无关。而自然作为环境，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性，成为人的价值物。一方面，它是人的对象，相对于实在的人，它外在于人。但另一方面，当它参与人的价值创造时，就不是人的对象，而是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的另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与人不可分。自然当其作为人的价值物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资源，二是作为环境。资源主要分为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向自然获取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但是必须有个限度，超出限度就可能造成整个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或某些资源的枯竭。一般来说，环境比资源外延要大，但更重要的是，资源是人掠夺的对象，而环境是人的家园。从自然界掠夺资源，不管手段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将自然界看成环境，不管这里的自然条件如何，人总是力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当今人类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自然看成我们的家。家，不只是物质性的概念，还是精神性的概念。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家园感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的亲和性、生活性和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宜居、利居、乐居。当前各地都在创建人类的宜居环境，提出建设花园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主张，但“宜居”在城市功能的各层次中，只是基础，重在环境保护。而“利居”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情感性，说明环境与人的内在心理的关系。文化性，说明乐居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真正体现了家园感。

    家园感的实现离不开对环境进行建设。环境建设有两种指导理念：一是功利的原则，二是审美的原则。两个原则必须是统一的，且应以审美原则为主导，也就是说可以将工程建设转为景观建设，让工程既有利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又有利于人类的审美。此外，家园感的实现也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一是需要科学技术，二是需要理念。在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中，“审美的环境保护”理念有积极意义。这里“美”的构成是丰富的，既有来自生态方面自然方面的美，也有文明方面的人工的美。这样，“审美的环境保护”不仅包含了以生态平衡为最高原则的科学的“真”的保护，而且高于“真”的保护。比如，城市中的湖水被污染了，按“真”的保护，主要在治理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生态平衡；而按审美的保护原则，不仅要治理污染，还要进一步做一些美化，如湖岸栽花、湖中养鱼建亭等。

    环境作为人的家园，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我们应该适度开发自然资源，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并努力建造乐居的环境。（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谴责受害者是什么毛病

马薇薇

    ①安全是人类仅次于生理需求的基本要求。但是，为了获得安全感，我们却往往会以“谴责受害者”和“寻找替罪羊”的心态，使自己离真正的安全越来越远。

    ②什么叫“谴责受害者”？当不幸的事发生时，受害者本应得到我们无条件的同情。然而事实是，在礼貌地表示同情之后，我们往往会对他们产生一种复杂的负面情绪，觉得他们之所以受到伤害，应该也有罪有应得的一面。这种现象就叫做“谴责受害者”。

    ③最常见的就是每当爆出女生被侵犯的社会新闻，总会有人说：“唉，所以女生穿着打扮，真的要保守一点儿，不然太危险啦。”这些话，貌似苦口婆心，但是言外之意其实很明显——如果不是你穿着太暴露、晚上不回家、交友太随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④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拿放大镜对着受害者，非要从他们身上挑出点儿毛病才心安呢？其实，这不是因为冷血，而是因为恐惧。剑桥大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家法恩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自我剖析。本来，她的研究主题恰好就是人们对受害者的谴责心态，按理说她本人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但是这种尴尬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当时，法恩刚生完小孩不久，推着婴儿车在家周围散步。在公园的长椅上，她遇到了一位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女性，看自己孩子的眼神很是感伤。聊起来才知道，后者刚经历丧子之痛。然而，在这位女士诉说伤心往事的时候，法恩坦承，她没有感同身受的悲伤，反而心里涌现出无数恐怖的指责——你这位妈妈，当时肯定哪里疏忽了，才导致孩子夭折。

    ⑤所以，同样是母亲，本来应该感同身受，但是法恩却不可遏制地表现出一种攻击心态，这是面对恐惧时自保的本能在作祟。这种恐惧感强烈到，即使一辈子都在研究这种心理现象的专家，也会在轮到自己的时候，表现出“谴责受害者”的态度。原因很简单，这是他们唯一能感到心安的方式，因为不能允许自己想到这是自己，或者家人和朋友也可能遇到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在受害者身上找出跟自己以及关心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⑥“谴责受害者”思维再上一个台阶，就会演变成“寻找替罪羊”，这在心理学上叫“替代性攻击”，也就是为了宣泄怒火，让无辜者受伤害。最常见的替代性攻击就是无缘无故乱发火，比如员工上班被老板骂，于是回家跟老婆吵架，老婆憋了火就打孩子，孩子去学校欺负比他弱小的同学，同学家长一生气就在办公室里骂自己的员工……负能量的传递，就是这样循环往复，无人幸免。

    ⑦当然，直接发火，还只是替代性攻击最低阶的表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也知道自己是鸡蛋里挑骨头，是因为在别的地方受了气，才会看什么都不顺眼。而更高级的替代性攻击，表面上更温和理性，实质上则更为可怕——因为它是通过貌似理性的方式彻底把无辜者妖魔化了。比如说，每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美国右翼政客总喜欢在外国人身上找理由——为什么美国失业率那么高？一定是外国人把就业机会给抢走了。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外国人非法跑到我们这里来。只要稍有常识就能知道，一个国家出现经济和社会问题，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原因。归咎于外国人，这个判断本身就很幼稚。但是，很多投票的美国公民就是愿意为这种说辞买账。因为只要找到凶手，只要知道该向谁生气，他们的痛苦就会下降。

    ⑧总之，人是一种需要找理由的生物。小孩在刚开始懂事时，不是总爱问“为什么”吗？他们可不接受“我不知道”这种严谨的说法。即使给他们一个非常胡扯的答案，也总比没有答案要好。事实上，大多数人问“为什么”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安心。而在面对不幸和痛苦的时候，我们对原因的渴求就会更加强烈，特别需要有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不幸的人会是自己。

    ⑨所以，心理辅导师在为患者解除心理痛苦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坦然接受这个不幸运的事实。如果不能放下“寻找凶手”的心态，你的脑子里就会一直开启替代性攻击的雷达，就算找到一个可以宣泄情绪的对象，看似出了气，其实这个心结还是没解开。

    ⑩总之，人们需要安全感，远胜于需要事实。悲剧越严重，越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越是容易去谴责受害者，寻找替罪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这种倾向，才能公平地对待受害者，并且不受情绪干扰地去思考——究竟怎么做，才会使我们更安全。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