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选秀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困局。这既是近年来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问题所致，也是由于歌手的形象风格接近，观众的印象模糊，难以脱颖而出，通过选秀的梦想舞台选出青春偶像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而且，观众对于选秀的形式相当熟悉，各个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又都有重复之嫌，使得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造成了选秀节目的瓶颈。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赢得了诸多关注和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身份、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中国近年来选秀文化发展变化状况的折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新的变化的投影。

    《中国好声音》之所以一出现就引发轰动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不靠选手搞噱头，不靠评委博出位，也不靠庞大阵势的粉丝投票，而是着力于音乐的专业性，力图回到尽可能纯粹的音乐的本质，力图让“好声音”成为唯才是举最重要的砝码。让刘欢、那英这些当代流行歌坛最有声望的音乐人来指点新人，依据好声音来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进入音乐专业领域深造从而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既不同于让年轻人成为粉丝热捧的超级明星，也不同于让普通人在舞台上一展即毕的走过场。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成为好的歌唱家、艺术家，让选秀不再是一下子就实现梦想，也不是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和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长期的学习努力，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处在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而自身的适应和抗压能力相对较弱的矛盾之中，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却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对于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地磨练，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向上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所标举的脚踏实地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正面和积极的价值观。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也不是梦想瞬间实现的地方，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都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节目具有魅力的地方。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也值得反思。尤其是几位选手的经历描述引发了一些争议，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进发。年轻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经得住追问，节目才可能赢得更多的观众。只有真实的努力，梦想才有价值，这是对“纯粹”的另一意义指向，也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名士与名流

    名士与名流貌似相同相近，其实相距很远，他们虽然皆与名气有瓜葛，但实际上因所取人生姿态不同，而展现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

    “名流”是指正在流行着的社会各界的名人群，而“名士”专指那些已在社会上出名但隐而未仕者。

    名流往往以“名”为“实”，为本钱，常常抛头露面，混迹于社会各种官方的大众场合，参加种种社会活动，乐此不疲。目的是博取更大的名声和利益，其处世姿态媚俗又积极。

    名士则以名为“虚”，为“累”，淡泊名利，深居简出，尽量远离社会的各种热闹场所，避开种种抛头露面的机会，躲进小楼或大自然里，回归内心的宁静，或赋诗作文，或饮酒观鱼，或舞剑弹琴，将“小我”化入宇宙之无限中。

    名士一般都是实大于名，不仅才华超群，而且心高气傲，超凡脱俗，有一种远离权贵与名利，超然于尘世以外的狂士或隐士风范。名士们既能耐住寂寞与孤独，又是性情中人，喜欢自然山水，能够让自己的生命脉搏与大自然或自为的生活频率一起跳动。

    名流也有一定的才气与悟性，他们更喜欢社会，更喜欢人群，更喜欢在社会进取中博取自己的一席之地，捞个一官半职，或挂满各种社会头衔，以赢得人们的特殊尊重。但不少人在进击社会中，慢慢忘却了人之本性，成为公众世俗文化的代表。这种人一旦得到权势，便想领导潮流，左右社会经济或文化局势。但大多数的下场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只有学问和历史功绩都较大，或历史罪过很大的“名流”被定格了下来，成了名流的历史代表，如孔子、曹操等。

    “替天行道，兴周灭纣”的姜子牙、“死谏”的魏征、有“卧龙”之称的诸葛亮三人既是名流又是名士，位居宰相，却道人自守，身在“朝”，心在“野”，以一颗遁世无我之心入世救世，创造了集名流与名士于一身的完美典范。

    名士中做到了才情与品性的完美结合之人，屈指可数，而且随着人类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社会大融合的不断深入，名士将会越来越少，乃至慢慢消失。而名流则不仅在每个朝代都成群结队，蜂拥过来，蜂拥过去，社会越交会名流也会越多。时代一变，时尚一变，许多名流就会过时，被新的名流取代，尤其是政界和经济界名流，流变更迅速，旗帜改易更快。但也有一些带有“名士”质地的文化名流，也会与名士一样留下很好的名声，如韩愈、苏东坡、丘处机等，虽入世旺名但却最终依然保持了“士”的洁身自好这份独立人格。

    名流虽有令人敬佩的地方，但大多数情况下其言行都令名士不齿。因为名流们常常在人群里表现自我，在这种不能节制的自我表现中丧失了知识人（即“士”）的内在品性，成了偶像“稻草人”，或一种空洞的文化符号。而名士则往往四处躲避权名，人在深山僻壤，却名冠中华，真正应验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句古话。

    中国古代钱币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最初的分工。当产品有了剩余，就出现了交易。《诗经》所记载的“抱布贸丝”“握粟出卜”，就反映了早期的交易情况。有了交易，就会产生货币。从商代中晚期出现铜贝开始，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布币、秦半两、汉五铢、唐开元，直至延续到清末的制钱。钱币贯穿于中国古代的悠久历史长河，并体现出在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连续性、阶段性及承继性，全方位地承载和涵盖了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信息。。

    形制上，承继了礼器玉琮的观念，表现为圆形方孔。其中蕴含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是古代阴阳八卦学说的具体体现。这种“外圆内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元素，对中国古人的处事原则、行为规范，乃至中国古代的建筑结构、风水习俗等都有深远的影响。

    图饰上，不用人物或动物图案而专为文字。钱币上的文字，秦以前是所谓大篆，秦以后是小篆。六朝以后多用隶楷，蜀汉直百五铢的直百两字是隶书，这是中国钱币上最早出现的隶书。唐代开元通宝钱使用的也是隶书，即所谓八分书，相传是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宋代文学艺术空前繁荣，表现在钱文书法上，更是丰富多彩，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各种书体全有；每种钱币至少有两种书体，甚至有三种，称为对钱；钱文书法中有苏东坡的“东坡体”、宋徽宗的御书“瘦金体”。一部钱币史所呈现的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书法史。

    技术上，先秦使用范铸，早期为泥范，基本是一钱一范。从汉代五铢钱开始，加铸外郭，此项技术的采用，便于保护钱文，减少磨损，明显较同时期欧洲的铸钱技术先进。纸币的使用则促进了造纸技术和雕版印刷术的改进和发展。无论是铸造铜钱还是印刷纸币，因为要满足社会流通的需要，使用的一定是当时最成熟的技术；而从防私铸及防伪造考虑，所采用的又必定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可以说一部钱币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史、造纸史和印刷史的发展历程。

    无论是从形制、图饰、还是铸造或印刷技术上，乃至对外文化交流上，钱币都集中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钱币不同于一般物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社会产生重大变革或发生重要事件的产物和象征。任何一枚钱币的铸造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产生重要的影响。每一种钱币总是在继承原有钱币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某种角度也可以说，一部钱币史所串联的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史。

（选自王永生《中国古代钱币的文化内涵》，有删减）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和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这种语言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式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课标全国卷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作文的泛角度与阐释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审议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种选择；命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料，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物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在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谈起法律工具主义，还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左右，管仲提出依法治国。此后，法律就被公认为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谓治世之具，也可以叫治国之具，法律的工具主义从这儿就开始了。到唐朝，魏征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国家好像是一匹奔马，骑在马上的骑手就是皇帝，皇帝手中拿的鞭子就是法律，这样就把法律工具主义更加形象化。既然古代的法律是君主手中的鞭子，这个法律必然受到君主的影响。遇到开明的君主就能够发挥法律治世的作用，遇到昏君那就没有办法发挥法律的治世功能。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唐太宗时期就是个讲究法制的时代。当时，针对官吏假冒伪造履历，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以后再遇到假冒履历的官员必死不赦。不久，又发现了假冒履历的事情，大理寺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没有断死刑，唐太宗就非常不高兴，说我说过以后再有一定要处死。这时戴胄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法，法是“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不能因为皇帝一时喜怒的意见，使法丧失了大信，这样说服了唐太宗。唐太宗说了一句话：法乃天下之法，非朕一人之法。所以皇帝也遵法了，这就发挥了法律的工具主义的作用，这是遇到了明主。

    遇到了昏君的时候，就是法制的败坏。隋文帝本来是很重视法律的，但是到晚年任意为法。比如说六月天要判处犯人死刑，大家就劝解他从汉以来都秋冬行刑，六月天不能判死刑。他说六月天为什么不能判死刑呢？六月天还有雷霆震怒，雷还会击人呢，我是皇帝我也可以杀人。所以法律工具主义是人治下的法制，遇到明主确实起到了治世的功能，但是遇到昏君的时候便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法律工具主义不仅影响了整个古代社会，也包括近代社会。想起用法就把法拿出来，不想用法就把法收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法律权威主义的观念，就必须肃清法律工具主义的残余影响。

    法与改革的关系就是古人所说的改制与更法。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联在一起的。到汉以后，专制制度牢固建立起来，谈改革多半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先秦的也好，以后的也好，体制改革总是和法制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成功的改制，成功的改革都是和法制相向而行。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建立一家一户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改革是废除世卿制度，建立军功爵制。这次改革借助于法律，颁布了许多新法。开阡陌，封疆令，废除了过去的土地国有制。颁布二十等军功爵令，奖励首功，废除世卿世禄。这些法律明确地提出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对改革起了引导作用。其次，商鞅也利用法律扫除或者是减除阻碍改革的旧势力。把反对改革的旧贵族，甚至太子的师傅处以肉刑，借以推动改革。最后是运用法律来巩固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秦国百姓的拥护，所谓秦民大悦。尽管商鞅被处以死刑，但其法未败。所以改制与更法密切相关，成功的例子都是改制与更法相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