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时的城镇化：最早的“城里人”是什么人？

倪方六

    “城镇化”近年来似乎成了一个热词。所谓“城镇化”，亦即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说白了就是“农村人”转为“城里人”的一个历史进程。中国作为世界上传统的农业大国，城镇化其实一直在进行之中。

    中国最早的“城里人”出现在何时？

    上查三代，现代的“城里人”大多是农村人。中国最早一批“城里人”出现于何时？学术界较主流的观点为，城里人的诞生时间与人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时间基本一致。由于商品交易形成，出现了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商人，“城”“乡”首现分离，由此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原始城镇化运动，即学术界所说的“城市革命”。

    中国最早的一批“城里人”是商人。早期商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只有贵族才有用剩余物品参与交易的可能。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第一批“城里人”的出现，不会晚于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夏代，距今至少4000年。根据对《史记》等史料记载的分析，当时应该有过多轮原始城镇化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一场城镇化运动，应该是由夏禹主导的。他把全国划分为徐、冀、兖、青、扬、荆、豫、梁、雍等九个“州”级行政区。“九州”中的每一州都应该建有一个地区性中心城市。

    商朝因祖上分封于“商”这个地方而得名，商朝的人善于交易，其灭夏前在财富上的原始积累，就是通过用“绣”这种纺织品与夏做粮食贸易完成的。商建立后，做生意已成为商朝人的社会职业，“商人”概念因此而来。

    古代第一轮城镇化高潮是在哪个时期？

    进入东周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国民生产和经济都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变化剧烈，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由于周王室衰微，诸侯各自为政，大兴土木，构筑城池，“都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城镇数量剧增，古代中国的城镇化运动，因此迎来了第一个高峰。

    这期间，城镇化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应该是齐国。齐国都城临淄规模很大，有几十万常住人口。当时的临淄十分富有殷实，“GDP”应该远高于其他诸侯国城市。临淄城里文体活动丰富多彩。更为有趣的是，那时齐国已有球迷一族，临淄因此被国际足联认定为人类足球发源地。

    据《史记》《战国策》诸史书记载，齐国至少有大小城镇81个，以每城万户、每户5口人来算，平均每座城镇有5万常住人口，并不逊于现代县城规模，可见齐国城镇化程度之高。

    中国古人如何“农转非”？

    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对城镇化进程同样有很大的影响。古代原则上是限制“农转非”的，这与人头税的收取和提倡农耕的“重农抑商”思想有直接关系。

    然而，古代的户籍制度同样浇不灭古代农村人进城的热情，特别是在饥荒年间，由于城里赈济及时，农民纷纷背井离乡，跑到城里谋生，于是形成“流民”云集的情况。

    怎么处置这些没有户口的“流民”？各朝采取的措施并不一样。南宋朝廷一般是分别对待，积极救助，疏堵并用。一方面为“流民”建立临时户籍档案，发给其相当于现代的“暂住证”一样的“收执”，作为领取福利(钱、米等)的凭证，“流民”离开时销毁“收执”。另一方面接收“投资移民”，有钱有条件的“流民”可转为“坊郭户”。

    因宋代户籍划分和变更登记三年进行一次，当时一般三年办一次“农转非”。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绍兴十二年(1142)，户部曾上奏：“西北流寓之人候合当造簿年分推排施行。”一批“西北流寓之人”遂被划分户口等级，“农转非”成为“坊郭户”。

    孔子谈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之言，不仅对个人自然生命的健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个人道德生命的提升尤其是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君子三戒”涉及人性中最常见的方面：人性好色、好斗、贪得。何谓色？含义一，“色”主要指面部表情，怒色、和颜悦色都属此类，也可引申为表面上；含义二；“色”指美色，尤其是女性美色。也可理解为专指夫妇一伦，为夫者能敬妻之贤德而略其色貌。“斗”指争斗，战斗。孔子所说的斗，主要是指人壮年时血气方刚，好胜心正盛，容易好勇斗狠，人们的意气之争也包括其中。“得”指取得，获得，此处意指贪得。贪，泛指无节制的爱好，贪得无厌。财货、金钱、宝物、田产、房屋、女色等都是贪得的对象。表现为对既得的唯恐丧失，也表现为对未得贪取。

    孔子将人生大体分为少、壮、老三个阶段，所谈“君子三戒”是从血气出发，但并未止于自然生命层面。孔子之后的注疏透显出“君子三戒”从养生到养志、以理胜气的理论发展路向。孔子从血气出发所谈的“君子三戒”，指向了从人的自然生命向道德生命的提升，关注人对色、斗、得的节制及对礼法、习俗等社会规范的遵守和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正因为人性好色、好斗、贪得，所以孔子提醒人们要有所戒惧，为此，人们需具有拘束性道德，在诱惑面前克制自身，不能悖理违法，丧失人格，失落道德，失去本心。由此，人们才有可能超越血气的役使走向道德修养的提升，进而挺立道德主体、扩充道德生命。

    “君子三戒”为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智慧，当代中国官员如何戒“色”?第一，修身养性，涵养拘束性道德。第二，修身齐家，弘扬夫妻忠贞美德。如何戒“斗”?第一，弘扬“掣矩之道”，处理好上下级、平级、同级行政官员之间的关系。第二，“正名” ，官员明确自己的职权职责，在其位谋其政，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有助于避免争权夺利。第三，提倡君子之争。在竞争、竞岗、竞职时，尊重社会规范、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以礼来化解恶性竞争或争斗，营造和谐良性的竞争氛围。如何戒“得”?第一，不受不义之货财。第二，理解义利关系的三重境界，有助于官员拒贪自主性的提高。最低的一重境界是“以利为利”，就是说为官的目的是唯利是图。第二重境界是“以义为利”，就是说为官者确实有为己谋福的目的，但他是通过行善举，为百姓服务而达到自己利益。第三重境界是“以义为义”，即纯粹为行善而行善的境界，纯粹为百姓服务而为官，惟其如此才能心安。

    “好色、嗜斗、贪得”的最终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官员唯有涵养自己的拘束性道德，提高面对色、斗、得的道德持守能力，方能获得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忧不惧的幸福。尤其是在今天，官员内心对制度的敬畏，对色、斗、得的戒惧，应该成为反腐制度建设的内在动力，也正因此，“君子三戒”及与此相关的道德修养应该成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三戒”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的启示》节选）

    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书法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下产生的特殊艺术，是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三代夏商周秦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非常重视天和人的关系，把天和人紧密的联系起来。当时产生的几种学说非常显著的具有这个特点，比如阴阳五行说、灾异说、分野说。这些学说成为了早期中国学术的基本指导思想，深刻的影响着当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也对后来的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观念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当时这种注重天人关系的实际表现，比如孔子作《春秋》，其中很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天命和人事之间关系的，他用很隐晦而曲折的写法劝诫人们行人事时要知天命、重天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鼓吹天命观，就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把政权的合法性也和天的受命联系起来，后来两千多年来的皇帝在这一点上就几乎没有改动的加以继承了；而司马迁写《史记》，也说他的写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寓人事于天命的天命观，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迷信色彩。但是无可否认，它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尤其是此后知识分子文化观念的培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就是建立在这种初期发展得非常完备的天人感应论的基础上的。

    在这种非常浓厚的重视天命的文化观念的长期作用下，很自然的，人们的视野就会投向广阔、神秘而深邃的自然。因为自然，就是天地和人最接近最现实的部分。从而天人关系，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转为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说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和现在流行的人与自然的提法有概念上的不同。它沿袭了天人感应的一贯精神，主要是在于人和自然精神交流这个意义上的，而现在的提法则更注重人和自然实际间相处的关系，还有物质使用方面的关系。）。而对这种人和自然精神交流的思考，也很早就开始了。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可见在方法论上，孔子已经把人的思想性情和自然界的山水联系在了一起，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把人的性情在自然界中找到了相应的意象象征，从人而为仁，想到这种仁就像山一样的宽厚；从人而有智，想到这种智就像水一样的灵动。这实在是孔子思想光芒里最闪耀的火花之一！类似的说法多见于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老子也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是人行事的精神必须和天保持一致，向天学习。虽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但是都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而强调一点，那就是人的精神追求甚至行为方式都应该和自然找到共通点和契合点。这种人和自然的思维方式是从天命论演变过来的，但又是对天命论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将对后来的中国文人，尤其是对本文的主题书法艺术产生多么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双刃剑”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当然，最吸引眼球的是几次著名的人机对弈。比如，1997年卡斯帕罗夫输于“深蓝”，2016年阿法狗4：1胜韩国的李世石。

    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进行深度学习，甚至极有可能超过人的智能。比如，尽管美国主流媒体没有想到特朗普会在美国大选中胜出，但是，孟买人工智能创业公司通过2000万个社交媒体数据点分析了社交媒体上的情绪，准确地预测了美国大选的结果。

    从诞生以来，人工智能的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著名的信息技术咨询公司加特纳预计，到2018年，全球最大的200家企业大多数都会利用智能应用，并使用大数据的完整工具包和分析工具，来优化自身的产品和改善客户体验。另一咨询公司弗罗斯特预测：2025年之前16%的美国工人将被人工智能系统取代，同时，人工智能可以创造相当于劳动力9%的新工作。艾瑞咨询预测，中国国内人工智能市场将从2015年的12亿元增至2020年的91亿元。

    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其有可能出现的场景是“机器排斥人工”。比如，目前，高盛三分之一的员工是计算机工程师，而1名计算机工程师可以取代4名交易员。高盛下一步将使首次公开发行过程中约146个步骤进行自动化。

    在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问题上，目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派是悲观看法，代表人包括：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特斯拉汽车的创始人伊隆·马斯克等。霍金曾在英国《卫报》的一个专栏中写道：“工厂自动化已经让众多传统制造业工人失业，人工智能的兴起很有可能会让失业潮波及到中产阶级，最后只给人类留下护理、创造和监督工作。”马斯克甚至提出：人类要与机器融合成为“半机械人”，否则将被人工智能淘汰。

    然而，另外一派则持有相对乐观的观点。如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AI和机器人肯定可以代替很多人类初级简单的、服务类的工作，但是，人类由此被吸纳到更多新的领域，人类不必担心大量失业！总的来看，大学以上水平受影响最小。李世石对弈一局，所消耗的机器运行成本达到了3000美元。而在此期间，人类对手可能只消耗了一碗石锅拌饭。

    最迫切的岗位是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随着人工智能日益融入人们的生活，对于人工智能人才的争夺战也日益白热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合格的研究人员数量仅为30万，缺口却为100万甚至更多。

    传统产业升级后会延伸出新的岗位需求。比如亚马逊已在全球各地的仓库中“雇用”了超过10万台Kiva机器人，大部分执行工作均由其完成。与此同时，又衍生出数千个新型高技术含量的工作机会，亚马逊的人员则更加集中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比如订单配对、货品挑选、消费者行为研究及新品研发。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从日常的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将更多地投入到与美好生活相关的新岗位上去。10年前，我们对形象设计师、比价员、健康顾问等感觉十分新鲜；今天，我们已经逐步接受了网络主播、红人掌柜、网约车司机；10年后，我们将迎来更多的陌生的职业名称。

    综上所述，人类必须端正态度，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然会推动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浪潮，增加新技术的投入，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促使全球经济逐步回暖。同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带来的总量与结构的影响，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悲观，人类应当更加积极面对，适应新的技术变革。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2日）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交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全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