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历史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从构思到成文的距离

    构思从何而来 刘勰认为在文学创作中的构思主要运用想象，想象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又可以形成具有“珠玉之声”“风云之色”的具体艺术形象，这正是现代文艺理论中形象思维概念的特点。刘勰所说的“神思”，也就是我们现在创作中讲的灵感，主要从哪里而来呢？当然就是想象。

    然而想象并非凌空产生的，刘勰在论想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还提出了“神与物游”的构思理论。他认为在构思中想象不能凭空产生，也不是离开客观事物的主观空想，作家主观精神世界和客观的物质世界的一种互相渗透，物我交融。“神与物游”抓住了构思过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精神始终与外物一起活动。

    构思中的“神思”活动和作家情感的波澜起伏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当作家在“神思方运”之时，就会产生“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效果。

    不过，在有了构思之后，作家在进行的创作的时候，却往往会遇到一些问题，使得表达不能“言尽其意”甚至很多时候都是“词不达意”。刘勰也意识到了仅仅只有想象，亦即“神思”，在文学创作中是远远不够的，“意空翻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无论思绪在脑海中怎样翻飞，波涛汹涌，但是要付诸笔端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万途竞萌”之时，却“难归于一”，或者“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使心折”的现象。下笔之前踌躇满志，作品出来之后觉得和心中所思的大打折扣。更有甚者，还会出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文思如泉涌，下笔却无神的境况。刘勰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意”是处在观念里的形态，是虚的，所以容易出奇出新；但是语言表现而是将虚的东西变成实的，所以有相当大的难度。这是构思和传达之间的矛盾。这其中，意是由思产生的，言是由意产生的，但是他们之间是很有独立性的，这里的重点在于意和言之间的关系。疏密之间，大相径庭。密就是语言表现的自如贴切；疏则是言和意之间差之千里。刘勰强调了创作中语言表现功力的修养，而不在于临机的冥思苦想。范文澜先生注释《文心雕龙》时，说道“‘或理在方寸’，以下指‘疏则千里’而言，夫关键将塞，神有遁心，虽穷搜力索何益。若能秉心养术，含章司契，则机枢常通，万途竞萌，正将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又安见其不加经营运用之功耶。”就正是说的这种状况。

从构思到创作成文，作家们要经历不仅仅是一个思维层面的活动过程，还需要进行语言方面的历练。任何思维活动都要借助媒介来将自己表达出来，艺术构思完成后，作者要寻找合适的表现方式，把自己独特的艺术意象传达出来，没有不依赖与语言而独立存在的所谓的思想活动。作为艺术思维的想象活动本就是一种极复杂的心理现象，刘勰在列举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创作实例时指出：“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认为作家行文构思，或快或慢，一方面是基于个人才能禀赋和构思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作品的大小规模和体裁特点，对于这些情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不管作家的写作会出现怎样的分歧，上面描述的“词不达意”等状况却仍然是存在的。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有赖于作家平时的磨练和积累，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点悟；名师点悟，不如阅人无数”。最后还是要落脚到作家个人自身的积累上来。作家个人的阅历再经过艺术的加工，合理运用想象，才能在创作的时候游刃有余。刘勰也提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这四句，就是申明了这一要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刘勰所说的“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并不是要人无所用心，轻易落笔，把写作当成一种游戏。相反，作家只有积年累月的辛勤努力，才能在写作的时候从容不迫，直抒胸臆。

（有删改）

    春秋时代，战争是为了争夺霸权或政权，结盟聚会是为了消除冲突。冲突频繁，会盟燕享频繁，成了春秋最基本的特色。会盟要讲“礼”“赋诗”，从而造就了特殊的文化现象——“诗礼风流”。

    西周人重“礼”，是重其仪式性，如典礼仪式、揖让周旋等。而春秋则将礼认作了治国大法、人生准则。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230余年间，谈礼之风盛行。一部《左传》，“礼”为主要的价值标准：“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夫礼，所以整民也。”“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其每评一事之得失，辄曰：“礼也”、“非礼也”；似乎国之兴亡，皆系于“礼”。

    《左传》最早一次论礼是在桓公二年，最早一次引《诗》在桓公六年，可见赋《诗》引《诗》之风与礼治思潮乃同步而兴。事实上，会盟燕享的赋《诗》引《诗》，几乎也集中在春秋时期。在会盟燕享中，列国都想用既合于礼又合于愿而又不失为大雅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赋《诗》言志便成最佳选择。会盟燕享中的诗礼交锋，直接影响了士君子的价值判断与人格修养。列国名卿的外交才能，多半表现在熟谙《诗》礼、智能达变上。鲁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在温地宴会，各国大夫皆赋诗言志，而齐国的高厚歌诗与舞不配，结果惹怒晋国，高厚只好落荒而逃。鲁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庆封逃难到鲁，叔孙豹让乐工诵《茅鸱》骂他，他竟茫然不知。鲁昭公十二年，宋华定到鲁国出差，鲁人赋《寥萧》以示友好与祝福，他毫无反应。这些在当时都是“国际笑话”。因而这个时代要求士君子必须熟谙《诗》礼，出使四方而能专对。鲁昭公七年，鲁国孟僖子陪昭公到楚国参加会盟，因不能以礼应对而抱恨终身，临终前要儿子跟孔子学礼。熟谙《诗》礼，关乎文化修养与基本素质，即春秋时所谓的“文”。鲁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评论郑国的贤臣是：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为辞令”。

    在礼治思潮下，整个时代的士君子，无不以《诗》礼为立身之本，以求自我实现。因此，春秋大国曾兴起研究《诗》礼的热潮；一些小国，为了交往大国，也不得不研究诗礼；连当时的戎狄也加入此列。但这时不像汉唐那样研究《诗》的本意或寻求圣人的微言，而是将《诗》认作与“礼”有诸多联系的圣典。《左传》几乎是把《诗》作为“礼经”来用的，其所有的引《诗》段落似乎或多或少都与礼有些联系。“礼”成了《诗》的第一生命。所有引《诗》赋《诗》者，无一不是精通礼仪者。

    总之，会盟燕享，促成了赋《诗》引《诗》的热潮；礼治思潮，促成了以礼为核心的诗歌解释系统的形成。在春秋会盟燕享的外交大平台上，诗与礼绾结，为狼烟四起的春秋笼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诗经》在对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的萌芽，明确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诗言志”最早大约是出自《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这个时期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占主流的还是指思想、抱负和志向，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倾向。

    汉代，“诗言志”的内涵开始发生了变化，加入了情的内容。先秦的“志”到了两汉，主要指志向抱负和情感相融合，情理结合。孔颖达明确提出了“情志一也”：“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代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其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并且出现了诗歌创作上汉魏风骨的伟大成就，成为后世的典范；二来对后来“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汉魏之后，特别是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则朝向重情的方向发展。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些观念的提出，反映了诗歌创作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而六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而且“情”甚至反过来包含了“志”。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之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情造文”的“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包含了先秦的“志”。

    作为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和对儒学思想复兴的努力，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反对仅仅将诗歌看作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而是要尽力回溯到儒家“诗言志”的开端。唐代诗歌创作重新回到了“情志一也”，这一点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那里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前代“情志”的综合，正是唐代文学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迎来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到了宋代，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宋代诗歌表现出说理的特征，成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慢慢脱离了传统的志与情，中国诗歌的高峰和黄金时代也就此过去了。

（摘编自肖朗《“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

    走出校园后，公众大多从媒介渠道继续获取科学方面的知识，对于大量的读者、听众和观众来说，这些渠道是无所不在的，特别是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信息呈指数式增加。越是这样，越需要科学家积极地发声，澄清事实，破解谣言，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

    可以说，科学新闻出现在大众媒体中的历史和大众媒体渠道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只不过不同历史时期或者在不同文化情境下，撰写这些科学新闻的人会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在科学定制化和科学家职业化前后，很多科学家还十分愿意同媒体进行交流，他们或接受采访，或撰写文章，并且他们欣然地利用那个时代的媒体渠道和公众分享他们开展科学探索的故事。

    但是，随着科学研究发展出了自己的专业语言，人才培养机制、成果传播渠道和平台、同公众进行交流的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记者逐渐成为了衔接科学家与公众的纽带，因而科学家、记者和公众也被称为科学传播的铁三角，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我们常说：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发现者、生产者、创建者。因为科学家处于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在其所属的领域里游刃有余，所以同专门从事科学传播的机构和媒体相比，他们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差错，保证科学传播的正确性。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科学传播十分重要，但是他们与媒体交流的频率却不是很高，更不要说他们会主动联系媒体传播自己的科研成果了。那么为什么有些科学家在媒体面前会保持缄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和考察。

    和其他所有的新闻内容一样，科学新闻在本质上倾向于片段性叙述。记者们更愿意就某个议题的具体事件写一些短文，而不是长篇累牍的主题式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大多数媒体生产过程的快节奏，特别是在当前媒体内容生产实时更新的情况下，新闻生产周期无法等待长达数月之久的科学过程的完成。而且科学记者也不可能全景式报道科学新闻。首先是因为没多少普通读者关注和自己无关的内容。其次还要考虑传播分层的问题，记者在写文章时已经在心里描摹了一个读者群，所以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写出好的新闻报道。此外，记者们往往只针对科研过程的某一个环节或片段撰写稿件，并且希望读者们能够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勾勒出全景，并对该科学研究感兴趣。这样就难免会给很多科研成果的传播带来一些片面性，也会导致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有所偏差，进而让科学家对记者产生误解。比如我们开展的一项调查就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科学家认为媒体报道往往夸大其辞或者断章取义，许多复杂的科学研究结果被记者过度简化，使科学家不敢再发言，而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专业主义缺失。

    此外，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前我们处于一个流量社会中，在这种情况下，“标题党”成为了获取公众关注的敲门砖，而且“标题党”这个潮流似乎愈演愈烈，似乎不“标题党”无“爆款”俨然成为了准规则。那个有关“饿死癌细胞”的说法，即便当事人对这种做法也是哭笑不得，还有施一公《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转眼就变成了《施一公：我的认知再度崩场了，世界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可以说这种做法无意或有意地伤害了某些科学家，让他们对媒体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旦有不好的经历，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长此以往，科学或者说科普会被“玩坏了”，甚至是“搞丢魂了”，最终让公众越来越不理解科学，这无疑脱离了科普的本质和精神。

    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科学家其实不太了解媒体的工作机制，这可能也是造成科学家误解媒体的一个原因，毕竟科学新闻的生产有系统性的流程，从选题、采编、成文、编舞，到最终出现在读者面前，会有很多环节，科学家不可能全部了解。与此同时，科学记者的角色从宣传者转向批评和评论者，在如何看待科学研究和科研结果方面，科学家和记者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看法，因而有必要理顺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打通科学传播的链条。

（搞自《知识分子》2018.3.31，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