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一齐”与“物之不齐”

                                                                                                     李智福

        ①庄子与孟子同是战国中期人，同为思想巨擘，他们对“物之齐否”持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庄子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的观点，孟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命题。形式上，“万物一齐”与“物之不齐”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二者歧见之大，归本于哲人对世道人生不同的关怀方式和迥异的观照态度。

        ②庄子不是将万物强定为一尊，而是以承认“万物之不齐”为前提的，这种“齐”意味着承认一切存在皆有合法性、合理性。章太炎说：“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正是此意。庄子因“不齐”而走向的“齐”，是一种平等的眼光和宽容的胸怀，对差异的包容，对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独异个体的尊重，这与《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近似。同时，当他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天地万物时，齐万物，一生死，生命也从高下区分的利益焦灼中悬解了出来。另外，庄子认为“齐物”的初始图景是人类未开化时的“至德之世”，那个时候，“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对“至德之世”的呼唤渗透着浓浓的诗人之乡愁意识和哲人之批判精神，警醒着人类不可妄自尊大，时时需要反省。

        ③孟子没有像庄子那样悉心去论证“物之齐否”，而是用一句平实的常识之语即“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对提倡“君臣并耕”的农家学派展开批评。当时农学学派之许行从楚国到滕国传道，宋国的陈相、陈辛兄弟闻风而来，尽弃前学，从师许行。陈相将许行之学转告孟子，孟子深不以为然，乃从社会分化、商品交换、劳心与劳力分工等角度论证了这种“君民同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甚至是荒唐的。孟子云：“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④孟子强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恰恰是反对对天下万物整齐划一，比而同之。天下之物的价值本应有大小多少之分，因此不可以“同价”贾之，如若以“同价”来买不同之物，必然会造成良莠不齐，以次充好。若这种“比而同之”的思想上升至社会政治领域就必然会造成天下大乱。在孟子看来，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由“劳心者”与“劳力者”两个阶层组成的社会。“劳心者”从事治理、组织和教化之事，是“食税者”，古代圣贤如后稷、尧、禹等都属于这类人；“劳力者”从事生产劳动，包括耕作、做工和经商，他们要“上税”，为“劳心者”提供衣食之资。可见，孟子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一常识之语目的在于证明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⑤庄子持“万物一齐”，孟子持“物之不齐”，二者不可同，不能同，不必同，亦无高下之分。在那个战乱频仍、世道窳败的战国之世，他们发现的是不同的症结，因此对“君臣佐使”的调配，亦大不同。唯其不同，才证明了思想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二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实现了互诤互补。以孟子对人性之善的信念补庄子的自然天性论，以免人性的沉沦、堕落和虚无；以庄子“万物一齐”之自在的、诗意的、艺术的觉悟精神补孟子哲学所许诺人生之过于沉重的负担、责任和义务，以避免人生的异化、僵化、道学化。

（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07月27日第16版，有删改）

    “儒”本来是亡国遗民宗教，所以富有亡国遗民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所以“儒”的古义为柔懦。到了孔子，他对自己有绝大信心，对他领导的文化教育运动也有绝大信心，他又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同化的历史实在是东部古文化同化了西周新民族的历史—一西周民族的新建设也都建立在“周因于殷礼”的基础之上——所以他自己没有那种亡国遗民的柔逊取容的心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这个新运动的新精神，这不再是那个“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柔道所能包涵的了。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_我颇疑心孔子受了那几百年来封建社会中的武士风气的影响，所以他把柔顺的儒和杀身成仁的武士合并在一块，造成了一种新的“儒行”。孔子曾说：“刚毅木讷，近仁。”可见，孔子提倡的儒道是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这是一个新的理想境界，绝不是那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

    《论语》记载了一次对话——于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又记着一条有趣的故事——“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这便是当时人们对于孔子的观察。“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的新精神，是古来柔道的儒所不曾梦见的新境界。

    但柔道的人生观，在孔门也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那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孔子从来不曾抹煞这一套，他只是不承认这一套是最后的境界，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境界罢了。

    《中庸》中有子路问“强”一节，这里说的话，无论是不是孔子的话，至少可以表示孔门学者认清了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又可以表示他们并不菲薄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他们看准了这种柔道也正是一种“强”道。一个人自信甚强，自然可以不计较外来的侮辱；或者他有很强的宗教信心，深信“鬼神害盈而福谦”，他也可以不计较偶然的横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但柔道也有流弊，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只能柔而不能刚；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阉然媚于世”，而不能有踽踽凉凉的特立独行。

    孔子从柔道的儒风里出来，要人“柔而能刚”，“恭而有礼”，要“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中庸》说的“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这才是孔子要提倡的那种弘毅的新儒行。（选自胡适<说儒》，有删改）

    一位新锐设计师受梵高名画《星空》的启发，设计出一条“夜光自行车道”，路面上镶嵌着成千上万颗发着蓝绿色微光的小石头，如同银河洒落人间，令人叫绝。设计师认为，技术不应是坚硬麻木的存在，而应“以一种更具交互性和诗意的方式强化我们的感受能力”。

    的确，技术并不只具有实用价值，亦可以是审美价值的摇篮。中国的陶瓷闻名遐迩，丝绸远销世界，古代建筑令人陶醉，皆因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相得益彰。技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艺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技术与诗意融合，更能熏染出高品质的生活。当我们向科技的诗意一面投去更多关注，就不难发现，技术也可以充满温度和情怀，饱含灵性和魅力。

    国内外一些城市，涌现出一种叫做“垂直森林”的新式建筑，层层种下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让绿植充满建筑空间。传统观念里，城市的钢筋水泥风格同绿色自然格格不入，“垂直森林”的建筑设计却成功地让人与自然超越空间局限融合在一起，为“诗意的栖居”创造了无限可能。在南方医科大学人体标本陈列馆，我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钟世镇院士创新标本制作方法，让各类人体铸型标本如珊瑚、水晶般精美，令参观者心情放松，不仅摆脱了对“解剖”的莫名恐惧，更对探索人体奥秘充满了兴趣。

    科学同样要有美感，技术创新也能很诗意。如果把科技比作繁茂的大树，效率和性能是其树干，人文要素则近乎于树枝和树叶。没有树干，枝叶无所依存；剥掉树皮，去除叶子，树干不过是根木头。科技不能只有理性思维而缺少“诗性思维”，否则就难免枯燥无趣。以城市规划来说，许多城市的新城区道路宽度、公共广场都唯宽大是从，不仅不讲科学，实际上也诗意无存，既浪费也没有特色。

   “技术的诗意”，其实不是铺陈、夸张、搞怪，而是“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如同庖丁解牛，始终按照其结构特征用刀，在顺应自然求至善中尽显智慧和技艺。其中凝聚着“真”——尊重规律、以道驭术；凝聚着“善”——简约利物、惠而不费；凝聚着“美”——巧夺天工、出神入化。多些“技术的诗意”，实质正是遵守技术伦理，把创意和人文有机融合，用“人的尺度”统摄技术，给人更多便利感受和美的体验。

    为什么有些技术成果缺乏良好用户体验？不是技术创新能力达不到，而是在贪多求快的浮躁心理驱使下主动放弃了对诗意的探求。这提醒我们，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科学研究都极具专业性，决策者有必要多咨询专业人士意见，防止“政绩冲动”和“商业驱使”误导决策。一切技术创新的目的都在于提升生活品质，理应多从人文领域寻求灵感启发和精神支柱，在实用和审美并重中释放智慧和技艺。

    美是愉悦源泉，美也是巨大竞争力。科技之美，立足于“人的尺度”，内蕴着“技术为体、文化为魂”的规律。让科技的真、善、美可观可触可感，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兑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望。

（摘编自刘根生《技术也可以“诗意盎然”》）

    目前，我国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日趋增强。然而，通过对其发展趋势的研判，特别是基于城市文化竞争力核心要素及其指数表现的分析，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提升依然面临着诸多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基础设施不健全和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不完善。这是长期困扰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一大难题。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突飞猛进，大量新兴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大多数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及其服务机制却还停留在传统的单向供给模式。既不能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又无法有效承载新兴业态的发展需求。以文化竞争力综合指数得分最高的北京为例，其文化设施要素得分仍旧偏低，恰好说明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与庞大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相比仍显不足。

    没有资源，就没有发展，只有合理开发利用城市既有的文化资源，才能让城市文化生生不息。然而目前我国城市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普遍存在观念雷同、模式粗放、效率低下等问题。首先，越来越多的城市注重“文化兴城”，大打“文化牌”，但也出现“千城一面”和将文化泛化的现象。“建筑文化”“名人文化”“服饰文化”“山水文化”等口号式、标语化的城市文化定位比比皆是。其次，文化发展战略相互模仿和跟风抄袭的情况也非常突出。第三，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存在“重建设轻人文”的弊病，盲目上马重大项目，过分依赖硬件升级，而忽视城市精神遗产的传承和整体文化氛围的营造。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大多数城市对待文化资源的开发局限于浅层次的旅游开发，缺乏对城市历史文化和现代精神的提炼，缺乏内容创意和技术创新，无法形成具有鲜明个性和比较优势的城市文化品牌。

    近几年，我国城市居民文化消费规模逐年扩大，文化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无论市对比国际通行规律还是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投入，我国城市文化消费总量仍然存在较大缺口。以北京为例，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全国首位，但是文化消费要素得分仍然偏低，这说明普通市民文化消费的潜力还需要地一步挖掘。

    城市文化建设离不开人的创意、技巧与才华。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比拼归根到底是文化人才素质的较量。然而目前，我国城市文化相关行业发展需求与人才储备之间存在着巨大缺口和明显错位，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跟不上城市文化日新月异的脚步。在偏远、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人才总量少、质量相对较差已经成为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主要瓶颈。东、中部城市在人才数量与质量上具有优势，但是依旧缺乏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特别是既懂得专业知识又善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摘编自范周、萧盈盈《城市文化消费的巨大缺口，从哪里填补？》）

材料一：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多谋打基础、利长远的善事，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事，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动员全社会都以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

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主张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摘自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材料二：

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是中国第七大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曾是京津冀地区三大风沙源之一。30年前，库布其风沙肆虐，缺水，无电，无路，缺乏基础设施。农牧民在沙漠里靠着一点沙生植物，艰辛游牧，生活极端贫困。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先后出台林权制度的改革政策，颁布了《防沙治沙法》。内蒙古坚持以社会化的方式推进沙漠治理，加强政策引导，实施奖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充分调动企业、群众等各方面力量参与荒漠化治理，实现了防沙治沙主体由国家和集体为主向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投资转变。

三峡能源集团通过开发本土化耐寒、耐旱、耐盐碱种质资源，挖掘沙漠植物经济价值，适度开发甘草、苁蓉、有机果蔬等种植加工业。同时，按照“宜草则草、草畜平衡、静态舍养、动态轮牧”的原则，在生态修复区适度发展牛、羊、地鷫等本土化畜禽养殖。充分利用沙漠每年3180小时日照的资源，大力发展沙漠光伏项目。通过“板上发电、板间养羊、板下种草”的方式，利用光伏板生产绿色能源，通过光伏板间草林种植防风治沙，通过光伏板下养殖羊及家禽形成的天然生物肥反哺种植，实现了良性互动。

治沙技术方面，创造了一系列世界领先的治沙技术，摸索出了系统化治沙的理念，建立了一系列世界先进的示范中心。

沙区农牧民成为库布其治沙事业最广泛的参与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大的受益者。一是通过出租土地，实现了从农牧民到“地主”的转变。二是通过积极参与治沙产业，实现了从农牧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变。三是通过参与沙漠旅游服务业，实现了从农牧民到小企业主的转变。十多万沙区农牧民实现脱贫。

如今，库布其成为世界上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不仅生态资源逐步增长，区域生态明显改善，沙区经济不断发展，而且成功创建了被联合国官方认可、写入联合国决议的沙漠治理库布其模式。

(摘编自新华社《解析世界防治荒漠化的“中国方案”——库布其模式》) 

材料一：设想一下，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想从科学理论中得到什么?” 当然，进行准确预测的能力是其中一点。就像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这个理论得到认可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做出了准确的而别的理论没能做出的预测。1919年日全食的观测结果验证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理论的另一个特性是解释相关数据的能力。具体地说，如果你根据某个理论预测了某个数据或观察结果，那么你就可以说这个理论解释了这个数据或观察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是某种追溯预言。在20世纪早期，科学家发现水星的运行轨道有些奇怪。此时爱因斯坦还没有发表相对论。如果相对论在关于水星轨道的观察结果出现之前就出现，那么这个理论就可以用来预测水星轨道的奇特情况，因为相对论可以解释这些特殊的数据

实际上，我们希望从科学理论中得到准确的预测和解释，但是，只有这些特点是不是就足够了? 我们是否需要理论反映现实事物的情况? 正是这个命题把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区分开来。对于工具主义者来说，一个适当的理论可以给出预测和解释，至于这个理论是否反映或模拟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而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事情恰恰相反，一个合理的理论必须不仅可以给出预测和解释，而且要反映现实事物的真实情况。

在这里，让我们用托勒密天文学体系来理解工具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区别。托勒密体系由克罗狄斯·托勒密在公元150年左右提出。它是以地球为宇宙中心，太阳、其他行星和恒星都围绕地球运转的地心说理论。托勒密使用了周转圆这套数学算法来预测和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相关天体的位置。托勒密并非周转圆算法的发明者，但与前人相比，他拓展了这个算法的使用范围。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复杂的宇宙模型，如果没有周转圆 (或类似的东西)，就无法准确预测和解释行星的运行。

对于一个生活在公元150年左右的工具主义者来说，“其他行星是否真的沿周转圆运行”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重要。托勒密的理论准确地损言和解释‘丿相天数据，这丿定唯一的重点。但与之相反，对于一个现实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尽管托勒密的理论做出了准确预言和解释，但现实主义者仍然要求这个理论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m以，如果兵他行星没有沿周转圆巡行，也就是说，如果周转圆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托勒密的理论就不能被接受。

一个人对某个科学领域的理论秉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对其他领域的理论秉持工具主义态度，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举个例子，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对我们现在这个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模型秉持现实主义态度。然而，他们中有很多人则对现代量子理论秉持工具主义态度。

也有人可能分别用工具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态度来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举个例子，哥白尼体系 (一种日心说理论) 于16世纪50年代发布，到了16世纪末期，在欧洲的大学里，同时教授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的情况一点儿都不少见。在望远镜发明(大约在1600年) 之前，人们有很好的理由来相信地球确实是宇宙的中心。因此，人们通常对托勒密体系秉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哥白尼体系并没有被认为是反映了事物的真实情况，但却被当作一个便于预言和解释的理论而被接受和广泛应用。总之，在1550年到1600年间，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和平共存。然而，随着望远镜的发明，以及表明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是错误的证据被发现以后，这个相对和平的共存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

总结一下，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人们对待理论的怂恿。工具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一致认为，一个适当的理论必须能准确预测和解释相关数据。但是，现实主义者同时认力，一个适当的理论必须能描绘或塑造事物的真实情况。最后，混合了工具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态度的情况，或者对某个理论持现实主义态度而对其他理论持工具主义态度的情况，并不万盾，也并不少见。

(摘编自理查德·德威特《世界观：现代人必须要懂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孙天译)

材料二：我们今天以一种兴奋和感激的心情来纪念这样一个人，他比任何人对于西方摆脱教会和经院哲学统治的枷锁所做出的贡献都要大。

诚然，希腊古典时期就有一些学者确信地球不是世界的自然中心，但是这种对宇宙的认知不能在古代得到真正的承认。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天文学家依旧坚守地球中心的概念，当时很少有人提出质疑。

要想令人信服地阐述太阳中心概念的优越性，必须具有难得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直觉，也要掌握当时不易获得的天文事实。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为现代天文学铺平道路，也让人们的宇宙观产生了关键性的改变。一旦认识到地球并非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其中一颗较小的行星，那么以人类为中心的错觉也就如过眼云烟了。可以说，哥白尼以其工作和伟大的人格，教导人们要谦逊。

没有一个民族可为他们中出了这样一个人而骄傲。因为民族自豪感何其脆弱，面对哥白尼这样一个内心独立的人，难以用它来加以解释。

(摘编自爱因斯坦《在哥白尼逝世4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