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平淡中自有丘壑

    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关学著作。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分析、鉴定，恰切地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很多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歌的思想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爽朗刚健的风貌。

    王运熙服膺《札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治学的座右铭。王运熙的治学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解。

    “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杨明对王运熙的治学品行推崇有加。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节选自2014年2月22日《中国教育报》）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我记得他开头讲一首古诗，《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背景，有人物，有情感。我在听先生这篇讲演后二十余年，偶然获得机缘在茅津渡候船渡河。但见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不禁哀从中来，顿时忆起先生讲的这首古诗。

    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地背诵下去了。他敲头的时候，我们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欢喜。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

白纸上作戏，世故里写真

——记连环画家贺友直

舒靓芫

    2016年3月16日晚20时30分，连环画泰斗贺友直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4岁。

    说起“泰斗”一词，先生生前特地翻过《辞海》：“哪里是泰山北斗啊，看了心就慌了，哪能敢当啊？画画的，够得上‘画家’已经蛮吃力了，更勿要讲是‘大师’来。”他认为自己只是画家，而且不敢是“专家”，只是在连环画方面的“内行”。

    有人曾形容，写老上海没人写得过张爱玲，拍老上海没人拍得过王家卫，画老上海没人画得过贺友直。先生说：“我不敢当。我是从社会底层出来的人，有直接的感受，所以大家觉得，贺友直画老上海有味道。”

    1938年先生初到上海，他先在亲戚开的小工厂做工，后在印刷厂学徒，各行各色人等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那个年代的生活艰辛，工作乏味，他的乐趣是“一个月发一次零用钱，除去剃头洗澡，佘下的钱逛一趟游乐场”。对身边人群、事态的观察，成就了他记录民生万象最原始的积累。

    先生说过：“我来自民间，所以我懂得斗升小民关心啥。”所以，他把老上海平民百姓的悲欢离合变成了连环画——《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展示了20世纪上海各行业人物的典型形态和表情，这“三百六十行”的连环画也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华君武先生称先生“目光如炬，观察人间万物”，冯其庸先生则称先生的“画笔实亦史笔”。

    抗战时期，先生印象中的上海是一席“畸形的”盛宴：穷人、富人、外国人，混在一起避难；戏院、餐馆、舞厅、妓院，各种纸醉金迷的行当争先恐后地兴起。

    如今再没了那畸形的繁华，先生感慨道：“大环境不一样了，我们那时画连环画是当做饭碗的。1996年我的一个连环画展名字叫《谈情说爱》，情就是我对连环画的感情，爱就是我爱上了这碗饭。当时真的非常投入，画什么像什么，现在画什么都不像了，因为没有了那个生活底子。”他坦言：“现在艺术浮躁得很，不少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如果说画里的作戏，是老先生独立于大众而创造，那么画外，先生则过着属于自己的真实人生，从不作戏给任何人看。

    任职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时，先生原来住于一个“容纳了108将的大办公室”。他不爱去那种划成一小格一小格的新式办公室，他比喻说“把人放进冰箱格子”一样，还为此画了一张《最没有人性的格局》。

    1955年，先生一家搬进巨鹿路一间30平米的一居室。画画、见客、饮食、起居都在这里，真是“一室四厅”。屋子不大，打扫起来也不麻烦，家里不用保姆，先生吃的是老伴为他烧的饭，两老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总也花不完。先生拍拍胸口，笑称虽然“买不起房”，但生活上“不差钱”，“天地之大，全在心中”。

    先生的生活中，自有一件顽皮可爱的事——爱喝老酒。每天中午和傍晚两个时段，他定会“呡几口老酒”。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老酒，是先生艺术创作的“生命口服液”。每每有熟络的学生去家中做客，总能看到这个老人惬意地呡酒，就像《乘风凉画》里的那位老爷们儿一样，“快活赛过神仙”。

    人世间到处都是歌哭与悲欢的交替。在先生真性情的生活中，除了乐得自在，也有另一面。

    先生的画传《贺友直自说自画》，就说到过一些关于特殊期间的事情。两年都待在牛棚中，先生始终惦记着家人和孩子们。一次，妻子给他带来一罐辣酱，怕别人看出里面放了肉，就把肉丁切成了肉末。先生看着这些为他精心准备的食物，想着自己无法见到日夜思念的亲人们，他忍不住地嚎啕大哭。

    从牛棚出来以后，先生回家头一桩事就是坐在家中餐桌上，喝老伴为他温的酒。三个幼小的女儿就围在桌边看他吮酒。画到这幅画面，先生忍不住泪如雨下。家庭圆满，儿孙绕膝，有如此的温情，只怕每一个尝过人情冷暖，看过事态炎凉的人都会情难自禁。

    饶是到了作戏之外的地方，至于世故已淡的时刻，先生依然有牵挂的事情——连环画。他是谦和的，会非常认真地说自己“思维枯竭了，最近画不出了”。在说这话时，他已经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但他依然走在“让自己的艺术水平更为精进”的道路上。

    20世纪80年代后期，连环画由盛转衰，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热度。随着国画、油画等画种的价格节节攀升，甚至有“画面以尺定价”的，不少连环画家纷纷转向那些领域。先生却始终坚持自己，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我们知道，他的傲气不那么锋芒毕露了，但风骨犹存。

    他一生为人正直，率真而达观，冷眼给了是是非非，豁达给了坎坎坷坷，固执给了画画描描。对大众他从来都说自己只是“一个画匠”——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的顶峰。

（摘编自《传记文学》2016年5月，有删改）

走不出那片田野

邱苑婷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里，曹文轩恐怕是最不买孩子账的一个。如果说以杨红樱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是蹲下来与孩子平视，要和孩子做最知心的朋友，曹文轩就是那个站着的精神偶像——他要让孩子踮踮脚才够得着，甚至踮脚也不行，只能远远仰望。他声明自己不太是一个自觉为儿童创作的作家，只是采用儿童视角写作。他是带着纯文学的野心在书写的，写起来便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根本管不上儿童不儿童。

    这恰恰成就了他。透过他的文字，你会看到沈从文，看到汪曾祺。有评论者说，风景才是他作品里真正的主角。这话不假：他写作之前，常常要在楼下院子里走上几个小时，把自己重新扔回自然。1997年的夏天，他写得烦闷，干脆直接逛到卖机票处，人家问，去哪儿？他说，去哪儿都可以。

    “海拉尔”，对方看看当天有票航班，随便扔出一个地名。

    “行！”海拉尔？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就这样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以后，他又自驾去过张北一带的草原许多次，俨然把它当成了第二故乡。北方大草原，并不是他熟悉的风景。他生长在江苏盐城，那是一个江南水乡，水的干净细腻融进了他骨子里，以至于读他任何一部早期作品，你仿佛都能触到水乡潮湿的、氤氲的雾气。可他也自认，他的短处也在这水，“缺少足够的冷峻与悲壮气质”。陌生的北方大草原，成就了他的自我更新——第一次，他写出了以北方草原为背景的《火印》。

    场景在变，基因却没变。那些意境的背后，每每藏着曹文轩自己。他不讳言，说《草房子》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传，主人公桑桑就是年少的他。从调皮捣蛋，到情窦初开，到直面苦难甚至死亡，总有一个时刻，落寞会降临到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身上，于是在天地旷野间，朦胧地察觉一丝生命的寂寥本质。

    他曾回忆自己儿时独自在田野上的玩耍，与作品里的孤独经验如出一辙：本是一派捣乱与热闹，但是，“忽地就有孤独攻上心头，于是我慌张四顾，那时田野空大无边，自己成了蚂蚁大小，而田野还在一个劲儿地长着，不断地往四下里铺展……”这许多年，他走不出那片田野。

    他不停描绘那片田野：苦难，坚韧，悲悯，孤独，干净……

    这重复，形成了曹文轩儿童文学“纯美”的标签。北大老师邵燕君是曹文轩带的第一个硕士，她用“多年固执的美学坚持”来形容恩师。但当年他如果不这么固执的话，就不会变的如此强大，也不可能拥有如此独特的田野。在整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里，曹文轩其实是不吃香的，他坚持古典美，但现代主义的主潮却是强调深刻、批判、夸张、揭示。所以，他很难被纳入任何一个当代文学的主脉中，只能被归入儿童文学。

    曹文轩自己是这么说的：负隅顽抗，活路一条。写完《火印》初稿，他照例请亲近的朋友、学生看，得到最受用的评价是：“这是曹文轩写的。”在文法中自有不变，他觉得保守未必是件坏事。

    在北大课堂“小说的艺术”上，开宗明义第一讲，他要批评当今文化批评的泛滥，讲评价文学必须回归文学性，讲这个“恋思癖”的时代对“深刻”的错误执念。他将美与善放在最高位置上，极度反感现代主义作品几近变态地表现大便、肮脏、恶心、绝望——如果世界已经这么糟糕，为什么连文学都不能让人得到净化与慰藉？他对美有近乎执念的精神洁癖。他的故乡水道纵横，水构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大部分内涵——敏感、温润、细腻、干净、纯粹，而在他看来，文学也当和水一样，是净化之物。

    每每提到中国经验，曹文轩总会说起《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故事：一个巴西孩子为了寻找宝藏，历经波折来到遥远的埃及金字塔，最后却发现，宝藏就在自家教堂的无花果树下。“中国有中国的故事，这片土地上，有过那么多瑰丽的传说和民间故事，有过那么多深重的苦难，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开采挖掘的富矿。”

    他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故事，对孩子们说，对北大学生说，对阅读推广人说，对媒体说，对所有关心文学的人说。说了很久。最终，他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声音。

（《南方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那片独一无二的土地，也给了我无限的情趣和恩泽。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因为当我一睁开眼来时，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曹文轩《一个人永远也走不出他的童年》）②曹文轩对田园生活的价值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面对现代社会人的生活现代化但情感却趋向简单和生硬这一存在，他深感“文学应承担起调节的职能，当田园生活将要逐步变成历史时，它应当用温馨的、恬静的笔调去描绘田园生活”。描写田园生活与流淌在田园山水间的温馨人生，成了曹文轩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王泉根《曹文轩：“追随永恒”的意义》）

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从玉华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三回工资。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都曾坐过那个沙发。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进入晚年后，她创办了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规格还高的“中关村大讲坛”。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中有多少是她的学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

    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赶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在烧焦的尸体中有具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李佩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年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其中唯一的烈士。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把这枚奖章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钱、年龄对李佩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她在北大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经过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她曾代表中国，参加在巴黎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了美国的三层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文革”刚刚结束，人才匮乏。李佩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让他们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许孟雄，后来成为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

    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她进行英语教学改革，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文陈述。

    1987年，李佩退休了，可是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出——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在李佩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了《钱学生文集》中文版。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在演着别人的故事。

    “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还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那个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落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画的是她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好友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中国青年报》2016年1月13日，有删节）

“悲愤画家”廖冰兄

    著名漫画家廖冰兄一生作品达上万幅，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宽广的人文胸怀，被称作“浓缩的百年中国史”。其中，尤以“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的“悲愤漫画”最为出名。“悲愤漫画”成为廖冰兄代千万人发声的最好工具。

    廖冰兄1915年10月出生于广州，读中学时即开始作漫画，20世纪30年代初期，17岁的廖冰兄开始发表漫画。此时发表在上海《时代漫画》等刊物上的作品，虽然以趣味为主，但其中有些作品却是以幽默含蓄的笔调来批判人世的冷酷、虚伪和不公平，甚至试图穷究这些社会现象的根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廖冰兄画了一批宣传抗日的漫画，然后带到广州、武汉展出。1938年秋，廖冰兄又创作了《抗战必胜连环画》。这套连环画200多张作品立意新颖，题材广阔，刻画入木三分。这些作品“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犹如激励军民的号角，响彻云天；更如射向敌人的炮弹，威力强大。它们和千千万万的正规军和游击队融为一体，并肩作战，终于赢得了这场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在美国的扶持下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全国内战。惨遭八年战乱的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光明与黑暗的抉择。此时，廖冰兄用了半年时间，画了一百多幅漫画，以总题为《猫国春秋》，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展出，这组画抒发了人民对蒋介石独裁政权暴虐与腐败的积愤，以人形的猫鼠来隐喻反动派中的各种分子既狼狈为奸，又互相争夺的丑态，喷发着对蒋家王朝暴虐和腐败的积愤。其中《染血求知》为代表作，当时贪官污吏层层剥削经费，使在校学生的伙食质量急剧下降，即便如此，学生们仍然在蚊虫肆虐、夜无明灯的环境下读书学习。这是一幅20世纪40年代中国惊心动魄的“寒士图”。作品展出时人海如潮，不少学生、农民、工人竞相携带铺盖，披星戴月徒步赶到展区，露宿街头，通宵达旦排队购买入场券。作品对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响如此广泛的画展是前所未见的。

    1947年，内战已经打响。廖冰兄移居香港。到香港后，廖冰兄加入了中共香港文委领导下的“人间画会”。在廖冰兄的倡议下，“人间画会”举办了“风雨中华”大型漫画联展，反映了中国“遍地哀鸿，弥天战火；金风钞雨，动荡中华”的现状。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观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政治漫画展。

    建国初期，为配合形势，廖冰兄作了不少时政漫画，其中《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者诸公》为代表作。这组画对“花朵必须向上，太阳只需初升，画人定要笑盈盈，作画清规三订”的教条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今天看来仍具有借鉴意义。1957年，廖冰兄也因此画被打成右派，自此停笔长达22年。

    1979年，经过拨乱反正之后，廖冰兄的被“活埋了二十年”的漫画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在廖冰兄晚年的作品中，以对十年浩劫进行深刻反思的组画《噩梦录》(1979年)和《残梦纪奇篇》（1994年）的影响最大，令人警省。其中《蝇的株连》记录了“极左”路线制造的历次政治运动——“用重磅的炮弹对付一只小小的苍蝇”，而炸弹之下是无数无辜的良民。画面令人触目惊心。《自嘲》描绘了自己长期封闭在瓮中，身心扭曲，痛苦不堪；在瓮破之后，仍然不敢动弹的状态。表面上，这幅画描绘“文革”留下的精神创伤，反映的是个体的悲剧，实质上概括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代人的悲剧。作品于夸张之中满含辛酸，于感慨之中多有庆幸，成为那个特殊时代不可磨灭的符号。

    “漫画不是玩笑，不是点缀，漫画是一种责任。”这正是廖冰兄倾尽一生为之奋斗的座右铭。

【相关链接】①廖冰兄（1915～2006），我国著名漫画家，其漫画尖锐活泼，针砭时弊，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意义。融中国画、西洋画、儿童画、版画、水彩、水粉画于一身，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2003年9月，荣获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成就奖，出版有《冰兄漫画》（1932年至1982年作品选）。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9月22日去世，享年91岁。②中外古今的漫画大师大都偏于幽默以及所谓黑色幽默，而我的作品却偏于发泄悲愤，不是使人感到轻松，而是感到压抑、震撼。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故我所作多是悲愤漫画。（廖冰兄自语）③廖冰兄有火一样的性格。他生性刚烈，从来不怕得罪人，历经多个时代而尖刻批判的“硬汉”精神不改。画如其人。他的画中有蔑视王法僧规、锄强扶弱的鲁智深；有憨直、纯真、天不怕、地不怕的黑旋风李逵……（著名漫画家方唐评廖冰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