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眼泪

余杰

    ①年轻的艺术家夏里亚宾跟友人、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一起去看望托尔斯泰。夏里亚宾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要知道，这是我有生以来初次面对这样一位以其语言和思想令世人激奋的巨匠。以前我只是从画像上见过列夫·托尔斯泰，现在是活生生的本人。”以前，他从照片上得出的印象，托尔斯泰不仅是精神的巨人，而且身材魁梧：高大、健壮、宽肩阔背。但是，此时此刻的托尔斯泰却是中等偏矮的个子。托翁亲切随和地向他伸出手来，小伙子感到非常害羞。即使是比夏里亚宾年长的拉赫玛尼诺夫，也感到很紧张，双手冰凉，小声说：“如果让我演奏，真不知怎么办——我的手都冻僵了。”

    ②果然，托尔斯泰请拉赫玛尼诺夫弹一曲。夏里亚宾忐忑不安，看来自己也要被点将唱歌了。不出所料，托翁让两人一起表演歌曲《老伍士》。托翁恰好坐在他的对面，两手插在短衫的皮腰带里。夏里亚宾有时无意中把目光投向托翁，发现托翁兴致勃勃地盯着自己，注视着自己的眼睛和嘴巴。当夏里亚宾含着泪水唱出将被枪毙的士兵最后一句话：愿上帝保佑你们回到家乡吧。托翁抽出手来擦去了流下的两滴眼泪。

    ③许多人把写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托尔斯泰看作是遥不可及的巨人，当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真正的伟大却是平凡。托尔斯泰的那一串眼泪让我们窥见了他作为普通人的脆弱。在听演唱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托尔斯泰”来看待，他完完全全地投入到演唱者所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这时，他成了一个普通的听众。正是在这种平常的心境下，他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这个时候的托尔斯泰才是最自由的，也是最美的。流泪的托尔斯泰比海伦还要美丽，我觉得。

④ 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与他最亲近的人物之一是年轻的秘书费·布尔加科夫。布尔加科夫是托尔斯泰热情的崇拜者，当时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在《列夫 ·托尔斯泰一生的最后一年》中回忆到第一次到托翁家的情形。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穿着西伯利亚式的毡靴，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地走进来。“我真高兴，非常高兴，”他说，“你来了，我需要您的帮助……”片刻之后，托翁关切地问：“您的嘴唇怎么这么干哪？您不舒服吗？”布尔加科夫回答说，可能是累了，因为晚上在车厢里没有睡好。“那你就躺着吧，”托翁指着沙发对布尔加科夫说，“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休息！”当我读到这个片段时，久久不想翻过去。这是一座怎样的大山啊，你已经感受不到它的高度。有的半高的山，很有些凌人的气质，做出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来。

    ⑤看看真正的大山吧——这位代表着一个时代精神的最高成就的老人是怎样待人接物的：一见面，托翁就把年轻人当作家里人。托翁面对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时，就像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一样。托翁真不愧是大作家，一个照面就发现了年轻人干裂的嘴唇。那句问候，真是让人如坐春风。一切繁文缛节都显得多余了。

    ⑥那些汗牛充栋的颂歌，在这样一些细节面前轻如鸿毛。流着眼泪的托尔斯泰，是不需要任何颂歌的。

（选自余杰《托尔斯泰的眼泪》，有删节）

穆旦：忠魂耿热满玉壶

夏生荷

    1949年穆旦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1952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本可留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任教，即便是靠着写诗也可能有很好的生活，但他却坚持要回国，要将一些优秀的国外文学翻译给新中国的读者。可当时正值朝鲜战争，美国政府不允许在美的中国籍高级知识分子离开，穆旦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冲破重重阻挠，最终回到了祖国，在南开大学任外语系副教授。

    一回来，穆旦就开始紧张的翻译工作，为了给这个民族增添文学滋养，他甚至停止了写诗，以便专心于译作。5年内，他便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好几部代表作，以及《拜伦抒情诗选》《济慈诗选》等等。他的译作发行量很大，以至于没人知道他是诗人穆旦，只知道他是翻译家查良铮。然而，穆旦不会逢场作戏，更不会说假话，遇事总是喜欢仗义执言，因此很不得一些人的喜欢，这也为他后来的连连厄运埋下了隐患。

    1959年，在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中，有人翻出了穆旦的过去，举报了他，天津中院随即宣布穆旦为“历史反革命”，判处他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这是历史的悲剧，穆旦无力反抗。作为“历史反革命”的他，被发配到校图书馆，白天要从事打扫厕所、楼道等杂役，晚上则要写“思想汇报”“认罪反省”。亲朋们不再上门，穆旦也变得沉默寡言，当初他执意要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翻译文学，但现在却要放下手中的笔，“沉重的枷锁会被打断，牢狱会被颠覆，而门口的自由将微笑地把你们拥抱……”这是穆旦翻译的普希金的诗歌，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枷锁何时才能被打破。

    4年后，穆旦终于被解除“管制”，成为了图书馆的普通员工，虽然他仍然要定期写思想汇报，但毕竟能重新提笔了，此时的他决定完成一个宏大的计划，翻译美国作家拜伦的名篇——《唐璜》，他曾对妻子说：“《唐璜》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部诗体小说，我一定要让中国的读者读到它！”此后，每天下班后，穆旦便急匆匆地赶回家里伏案翻译，他常为一行诗、一个字而整夜不能寐，为一条注释、一个疑点而跑遍天津和北京的图书馆。穆旦用了整整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2万多行的《唐璜》初译稿。但就在此时，“文革”爆发了，因为“远征军的问题”，穆旦再次陷入困境，他被“红卫兵”抄家，没收和焚烧掉很多书籍和稿纸，好在他拼死保住了《唐璜》的手稿。

    1973年，穆旦修改好了《唐璜》，并试探着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询问能否出版，编辑回信说，寄来看看。穆旦兴奋不已，他用牛皮信封小心地将译稿包好，并在扉页上写上鲁迅的名句，用于激励自己：“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但译稿寄出去后便石沉大海。直到3年后，穆旦才托朋友打听到《唐璜》的下落，友人告诉他：“仍然在出版社，暂不能出版，但编辑有意保留。”穆旦欣喜不已，可遗憾的是，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知心血之作《唐璜》的消息。

    穆旦去世3年后的1980年，《唐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5年春，穆旦的骨灰落葬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里，陪伴他的是一部散发着油墨香的《唐璜》。

    1981年，穆旦被平反，友人为他送上了一副挽联：“坦荡荡玉壶冰心，血热热耿介忠魂！”这或许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吧。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穆旦曾这样写道：“我至今仍认为，人只能或为理想而活着，或是为物质享受而活着，享受到手的可能淡而无味，只有理想使生活兴致勃勃，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摘编自《思维与智慧》，有删节）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他更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人生也如跨栏

    人生也如跨栏。

    毫无疑问，曾经的“跨栏王”刘翔一路跑来可谓顺风顺水，意气风发。

    13岁时他获得上海市少年田径锦标赛乙组冠军，19岁打破男子110米栏亚洲纪录，并打破和刷新了保持长达24年之久的110米栏世界青年纪录；2004年雅典奥运会他以12秒91平了世界纪录，夺得了金牌，成为中国田径项目上的第一个男子奥运冠军；2006年7月12日，他以12秒88的成绩获得瑞士洛桑田径超级大奖赛金牌，并打破沉睡13年之久的世界纪录；2007年8月31日，在日本大阪的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110米栏决赛上，他又以12秒95获得冠军，从而成为首个集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的男子110米栏大满贯得主。

    然而，当古巴田径运动员戴伦·罗伯斯2008年6月13日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中跑出了12秒87．打破了刘翔创造的12秒88原世界纪录，人们满怀期望刘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罗伯斯一决雌雄卫冕冠军时，刘翔却因伤退出了比赛，冠军由罗伯斯夺得。

    雄鹰折翅，刘翔一下子从“神坛”跌落下来。懦夫！骗子！装病！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虽然大部分人满是宽容、同情和理解，但谩骂、质疑和轻视仍长期弥漫。

    其实，刘翔的脚伤已积重难返，北京奥运会前的一些比赛他是咬牙硬挺着的。北京奥运会在候场时他狠狠地用右脚踹墙壁，以痛止痛。在休息室里，师傅、指导和队医，三个人摁住他的脚，在他右脚跟腱处不停敲打，让疼痛处麻掉。当时他鬼哭狼嚎地叫，整个身体都在发抖，浑身直冒冷汗。

    这些外人怎能知道。期望愈高，失望愈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谁让你是英雄。

接下来是治疗脚伤，远赴美国。

    他躺在手术台上，主刀医生克兰顿惊呼：“你是怎么坚持的！？翔，你知道吗，跟腱处的伤势，就等于你的鞋底里藏着很多小沙子，你天天踩着他们训练、比赛，你，太不可思议了，你太幸运了，否则早就可能倒下了……”

    其实，刘翔本来早就要“倒下”，“刘翔加油”、“刘翔哥哥加油”， 及至“刘翔叔叔加油”，

    让他很感动，他不想大家失望，所以他一直在勉强坚持。

    经过治疗和康复，2009年9月20日，黄金联赛上海站，刘翔以13秒15拿到亚军，但他心中的那口气还是顺不过来。他认为自己再也无法进一步突破了，“我脚不行了，我不想比赛了，我只想混到退役算了……”

    “我们也不要求你太多，你还年轻，要学会珍惜。你现在退役我们也没意见，但是这个结，只有你自己去解开。你要记住，人的一生要跨过无数的栏，你现在所经历的只是其中的一个……”

    那一夜，父子俩泪眼相对。父亲的这些话，刘翔牢牢地铭记在心间。

    2010年5月23日晚，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刘翔只跑出了13秒40．名列第三，甚至还排在史冬鹏之后。

    对此，刘翔并不沮丧。他深知，他最大的对手是自己，他现在不是在和别人比，是在和自己跑。于是，他与师傅孙海平开始了一段从零开始的真正复兴。他们又两次赴美进行康复治疗。20多天的美国训练，刘翔瘦了8斤。之后是科学的、系统的、大剂量的训练，刘翔也跑到过13秒以内。师傅说：“重夺世界冠军，这不是白日做梦。”

    2010年11月24日，经过27个月的沉寂和洗礼，在第16届亚运会上，刘翔有保留地以13秒09打破110米栏亚运会纪录实现三连冠，外界齐声高呼“王者归来”。刘翔说，这枚金牌，这个成绩，意义非凡，不亚于雅典奥运会的那枚金牌。刘翔豪气十足地向罗伯斯下战书，要把世界纪录抢回来。

    人生是在跨栏，只有鼓足勇气、豪情满怀地跨越挫折、失败和心灵障碍的栏架，才能跃上辉煌之巅。

选自《哲理》2011年第四期

我的父亲常书鸿与他的敦煌情缘

常嘉煌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某一天在塞纳河边的一场“邂逅”。那一天，父亲从卢浮宫出来，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顺便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

    在美术图片部，他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以前在卢浮宫，父亲总是对西方绘画中的人物惊叹不已，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来自故乡的艺术同样生动有力。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站在旧书摊前一直看到暮霭时分。

    并不是每一个偶然翻到伯希和《敦煌图录》的中国艺术家都会将自己的命运与敦煌联系在一起。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父亲走向敦煌。

    那时父亲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画廊向他发出的订单很多，他完全可以在异国过着一种舒服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战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

    1942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后分别包装偷运出国。全国舆论对于国宝的讨论沸沸扬扬，由此也提及了敦煌石窟历次所遭受的劫掠和破坏。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的提议下，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而父亲被推选为筹委会副主任。

    经过6年的漫长等待，而今就要实现去敦煌的理想，父亲十分兴奋，立即着手准备西行。1942年冬，他只身赶赴兰州，在那里招兵买马，聚集了5个人。1943年2月，他们一行6人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走了一个多月，总算到达了有“风城”之城的安西。他们这几个初次出塞的旅客，雇了十几头骆驼，又告别安西，走入真正的荒凉之地。经过三天两夜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

    到达敦煌的当天，父亲就顾不上休息，对敦煌做了初次巡礼。在名震世界的藏经洞前，他百感交集。1900年，这一洞中发现3万余件敦煌文物，但却被法国人伯希和等劫走了近万件。洞窟仅仅剩下了一尊塑像和一幅壁画，而40多年后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窟前还放牧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之地。他们就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砍伐树木。父亲晚年常对我说，那时，面对眼前的满目疮痍的敦煌，失望之余，他又从内心默默地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

    父亲的敦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第一个夜晚是一夜风沙。第二天，开始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接着，他们造了一条长达960米的围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此开始。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90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还强迫自己念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没有人力，缺乏经费，他们要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子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有一次，父亲和另两个同事到莫高窟最高层第196窟，梯子倒了，他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父亲本想从崖头爬上山顶，但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手中的记录卡片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像一大片上下翻飞的蝴蝶。幸好有同伴到山下拿了绳子来，从山顶吊下去，才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都拉到了山顶。

    1943年，来敦煌临摹作品的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父亲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的确如此，眼前是沙，远处是荒漠、戈壁，莫高窟离最近的村舍有30多里，自然条件的苦也许还好克服，但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都成了最“致命”的病毒。有一年夏天，父亲的一位同事发高烧，大家准备了一辆牛车要送他进城医治，但要走6小时才能到城里。临行前，这个年轻人哭着对父亲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们好好把我葬在泥土里……”病愈后，他就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而父亲却一呆就是四十年！

    1948年在南京、上海举行敦煌艺术品展览时，父亲将所有的临摹品寄到南京展出。之后，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手谕令父亲把东西运到台湾，并让父亲跟他一起走。而父亲毫不犹豫地立即返回敦煌，他早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离开敦煌，便等于放弃他的生命。

    1968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研究所离中蒙边境线只有几百公里，于是不断疏散人员。有一天他问我：“看过《冰海沉船》吗？”我说看过。他又说：“如果有一天敌军打了过来，我就要像那位船长一样，和敦煌一起毁灭。”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心里，让我意识到，敦煌对父亲如同生命般重要。

    1982年，父亲被调到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但他的心一直在敦煌。此后，他一直想找机会再为敦煌工作，但始终没能实现。父亲内心十分苦闷，给别人写信都称自己“客寓京华”。父亲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他就感觉自己又像是回到了敦煌，在莫高窟聆听大佛殿的风铃声。他无数次写过这样的话：“夜夜敦煌入梦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按照他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将他一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旧居院内父亲亲手种植的两棵梨树中间，墓碑正对着莫高窟大佛殿。墓碑上，刻着赵朴初送他的5个字“敦煌守护神”。

（有删改）

艾青评传(节选)

杨匡汉

    年近古稀的艾青，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创作生涯时，常常不无感慨地对人说：“想想我这一辈子，也只是写了几首人们还记得的诗。人民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写了点东西，人民总会记得他的。我也是想也不敢想到有今天……”

    是的，人民会记得艾青的贡献，承认艾青的成就。他是我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之一。

    艾青的诗，较多地将个人的悲欢融入到时代的悲欢里，反映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与命运，反映着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并由此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在早年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诗人以真挚虔诚的赤子之心，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为她受尽黑暗年代人世间凌辱的凄苦命运抒发着悲愤、哀恸与不平；它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广大农民的遭际的同情与关切。诗人在另一首名篇《我爱这土地》中发出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倾诉，更是把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赋予时代、人民、祖国和土地的明证。

    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艾青诗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现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太阳、火把、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在他许多作品中，更是他不少篇章集中讴歌的主题，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新意竞放异彩。在《太阳》《春》《黎明》《煤的对话》等早期作品中，诗人“在东方深黑的夜里”，朦胧又强烈地发出了对光明、对春天、对火焰的热切呼唤。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后，诗人从浴血奋战的人民中找到光明之所在，创作了充满热情、乐观和希望的长诗《向太阳》及其姊妹篇《火把》。这两首喷射着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曾鼓舞过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

    艾青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在他的诗歌中，尽管不乏某些或过于切近时事或过于凌虚的篇什，但作为代表他主要成就的诗篇，往往不拘泥于直接地如实地反映生活，那种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总是伴着新奇的联想、想象而来，组成鲜明的形象并给读者一定的暗示与启迪。他在抗战前夜作的《太阳》一诗中写道：“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这融进了诗人深刻的感受和想象，使形象充满血肉，更深刻地显示着光明来自黑暗，需通过流血死亡的代价去换取的生活真谛。此外，艾青还善于从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以及中外诸多艺术流派中吸取有益的养料，转化为自己诗篇中的艺术细胞。

    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在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扎了根，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美国的学者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他对中国新诗艺术的贡献在于：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加强了新诗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以来自生活又经提炼而成的丰富、变化、新鲜的语言，增强了新诗的表现力；以在一定规律里奔放的、具有“散文美”的内在韵律的自由诗形式的创造，和众多的新诗人们一起，巩固了自由诗在我国现代诗歌中的地位。艾青还是在艺术上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之一，他的诗能面对世界发言，他被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诗歌难于翻译的情况下最易译介的中国现代诗人。

    艾青说：“我的一生都在探索。”在漫长的道路上坚持探索、吹号行进的诗人与作品，尽管常常会几经斫丧，但终将显示其旺盛的活力——因为对于艾青来说，太阳、火把、诗和他同在！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