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入邻家私塾，拜在蒲松龄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集到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他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蒲松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有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自痴，何顾后人之讪笑也！”一九三六年，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四册）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1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路大荒南下杭州学习航空技术，后又返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书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背起手稿躲进了深山。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1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聚古斋书肆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毅力，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了，先生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点滴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聊斋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聊斋学的基石，在聊斋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聊斋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由于他艰苦卓绝地收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得以捧卷饱赏，学者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其后又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选》等著作，在《东岳论坛》上发表了“聊斋遗文”12篇，实现了他的“聊斋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聊斋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聊斋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摘编自徐忠志《大荒见葱茏》、陈明超《“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等）

【相关链接】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瑾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

（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

宗璞：且将秃笔长相守

李冰

    何谓“南东西北”？宗璞四卷本《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是也。宗璞本名冯钟璞。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冯友兰是众所周知的大哲学家。宗璞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60年代后长期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中外文化的滋养使得她“腹有诗书气自华”。宗璞的作品有小说和散文，还有童话和译著。她算不得“多产作家”，却是“多奖作家”，曾获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等。

    宗璞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冯友兰先生的老屋内。这是一座青砖黛瓦的小院，号“三松堂”。如今，房舍虽旧，仍能看出当年的格局：院中三棵松，室内万卷书。宗璞生活在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中，接触了众多的文化名家、巨匠，因此，知识精英是她创作的独特对象。抗战时期，她随父南迁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八年。这便是反映中国知识界抗日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丰厚生活基础。她在书中生动塑造了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深刻细腻刻画了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

    说起创作，宗璞着实不易。写《东藏记》时，她已病痛在身，写了七年，与疾患抗争了七年。她曾有感而发，作了一首散曲：“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亦正亦谐的散曲正是她心境的写照，反映了作家的生命价值、灵魂皈依和坚强意志。

    一天，宗璞住院了，她穿着病号服倚在床头，因高血压脸色潮红。她忙着赶写《北归记》，累着了，血压高，头晕。朋友劝她不要太拼了。她说：“放不下，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在脑海里翻腾，挥之不去，不写完睡不着觉。”

    去年春夏时分，宗璞突然脑出血，这次病得危急，在重症监护室里熬了两周，又住了三个月院。当时，宗璞曾悲观地认为自己无法再继续写作了。可是当身体稍有好转，她又重操旧业，开始像蜗牛一样缓缓地爬在格子里，恢复了每天早晨的写作。写一会儿歇一会儿，头晕就去吸氧。有人问她，抱病苦耕的动力何来？她回答：我有责任把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想、所为记录下来，呈现给现在的读者。

宗璞不止一次视网膜脱落，几经手术右眼保留了0.3的视力，左眼几乎失明。她戏称自己是“半盲人”，“用放大镜也只能看清拳头大的字，写得很苦，进度很慢”。她说：“现在每天只能写一二百字。不是手写，是口述，别人帮助记下来，然后念给我听，我再修改。”也就是说《北归记》的写作全由宗璞口述，记录后由助手反复念，她反复改，这样一段一段、一章一章磨出来。她这是用生命在苦吟炼句啊，每天百余字在腹中推敲，用写诗的功夫写小说。宗璞曾说过：“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差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她还表示：“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要干这一行。”

    创作出传世精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都是从小就刻在我们心里的最受尊敬的人。中国作家群中也不乏这样“身有疾、志弥坚”值得我们敬佩并为之骄傲的作家，宗璞是一个。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宗璞曾说，她走上文学之路，得益于父亲冯友兰。冯老虽是哲学家，于文学却颇有造诣，能写旧诗，很有文采，常常对文艺有独特见解。宗璞自小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南渡记》出版后，冯老曾勉励道：“百岁继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徐小斌《清静淡泊的宗璞》）②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读《东藏记》和《紫藤萝瀑布》这样隽永而精致的作品，真是受益又享受。（百度百科）

牟宗三的桑梓情结

杨潜

    牟宗三是1949年夏秋之间离开大陆去台湾的。此时，国民党大陆政权行将崩溃。牟宗三临行前，来到广东番禹乡下的黄氏观海楼，探望隐居于此的恩师熊十力。熊先生曾认真地建议牟宗三等几位门生留在大陆。牟宗三回答说，地球是圆的，怎么会回不来？世事终究难料，这成了他们师生之间的最后晤面。

    熊十力之于青年时代的牟宗三，犹如伯乐之于千里马。抗战期间，牟宗三颠沛流离于西南边陲各地，一度生活困窘。为此，熊十力曾写信向西南联大的汤用彤推荐他。梁漱溟曾问熊十力，何以对牟宗三如此器重？熊俨然作答：“能悟人之所不能悟，见人之所不能见。北大有此可造之才，而不能容之用之，岂不可惜可憾？”

    在台湾最初的岁月，牟宗三不忘记恩师厚望，潜心于学术，著述甚丰。他既继承熊十力所开创的形上思辩的新途径，又不墨守师说，创造性地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用他的学术成就回报了师恩和故乡的亲人。牟宗三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晚年曾自道：“从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即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这项宏阔的伟业却是在海外完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有过漫长的阻隔，对于前去台湾的大陆人来说，亲人难见，故土难回。萦绕了牟宗三心头的同样是挥之不去的桑梓情结。桑梓之情，大而言之是家国情怀，小而言之是怀乡之念。

    最能集中反映牟宗三桑梓情结的是他的《五十自述》。他在文中追忆了少年时的生活世界，故乡栖霞乡村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家庭温馨种种，在他的回忆里，温情而美好：“村前是一道宽阔的干河------两岸平沙细软，杨柳依依，绿桑成行，布谷声催。养蚕时节我常伴着兄弟姊妹去采桑，也在沙滩上翻筋斗，或横卧着。”

    牟宗三是从乡间走出的。虽然牟氏在栖霞为大族，但牟宗三这一支到他祖父执家时，已经衰微。牟宗三说他父亲虽是农家之人，却是“典型的中国文化陶养者。他常看《曾文正公家书》，晚上也常诵古文。”这样的家庭熏染，使他自幼形成了养志立身、择善而从的品性。1927年，牟宗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大学三年级时，牟宗三读到了熊十力所著的《新唯识论》，后经邓高镜的引荐得以见面，这引发了牟宗三思想的巨变，他后来感慨说：“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牟宗三遇到与之精神相契合的熊十力，使他的学术路径由逻辑学和西方哲学转向了中国哲学。

    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往越来越多 。1992年5月，牟宗三的《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在大陆首次出版。同年十月，山东大学主办了“牟宗三与新儒家”学术研讨会。此后，牟宗三更多的著作得以在内地出版，对大陆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对“新儒家”思想的关注与研究至今不衰。对牟宗三来说，桑梓之地，人虽不能至。但他的学术思想开始“还乡”，也是一件令他欣慰的事。牟宗三去世后的1998年，两岸又共同在济南举办了“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来自我国各地及其他国家的近百名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牟宗三的弟子们激动地说：齐鲁是儒学发源地，也是牟先生的桑梓之地，来山东参加这次盛会，意义非同寻常。

    牟宗三少小离乡，飘萍不定，但却是有“根”的，这个“根”便是中华文化。从传统儒学的“花果飘零”到现代儒学的返本开新，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们，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如孤臣孽子，为捍卫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国的文化而艰难苦斗，终至完成了自我救赎与革新，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又极富中国智慧的、能与西方任何学术流派相媲美的哲学体系。牟宗三作为其中健将，有这样的成就，缘于中国文化之深远根脉。

    牟宗三的怀乡情结还体现在牟宗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虽走遍南北，开口说话依旧是改良后的胶东腔调，一日三餐最爱的仍是山东口味，生葱大蒜一样不少。讲学著文，常常拿“山东”这个地理名称或举例或说事。

    晚年的牟宗三，对国家的统一问题，时刻挂怀于心。一生爱看京剧的牟先生，有一次看完戏，在与众人谈及两岸前景的话题时，用他特有的牟氏幽默冒出一句：“凭什么统一中国？倒不如用京剧统一中国算了，这是文化所在！”

陈干娘

范若干

    陈干娘是我的奶妈，据说我落地四天就吃她的奶。小时候，我叫她妈，对我的亲妈却不叫妈。

    除我之外，全家不论老少都叫她陈干娘，没有人叫她陈嫂的。连我那爱挑剔的目空一切的老祖母，虽在背后常笑话她的大手大脚大脸大嗓门，当面还是敬她一分，叫她“他干娘”。

    人们说她有功，是我家的有功之臣，她也认为自己是有功之臣，功在带大了我们弟兄三个。父母常年在外，我们这一房的事，全靠她张罗。似乎人们不把她当用人看待，陈干娘也不把自己当用人看待。她是大地方开封的人，她看不起穷山沟里的那些老土，但她同左邻右舍处得很好，没事她喜欢拿把芭蕉扇坐在大门口的石板上，同那些纳鞋合线的老婆家东拉西扯。她带我到过南京汉口，坐过火车轮船，开口就叫那些老婆家入神。

    她最不待见我大娘。大娘小气，没材料，却仗着她是长房媳妇，处处想压别人一头。有一年冬天分炭，我们这一房人多，多分了一篓，大娘不依，硬把这一篓炭拿了去，陈干娘毫不客气，走上前一把夺了回来，还同大娘大吵了一场。吵后，她声言不干了，要歇工。

    陈干娘会洗衣服是出了名的。祖母常在背后贬低她，说她一副男人相，是个吃苦的命。不论是用皂角或者洋碱，她照样把衣服洗得干净、清爽。

    一次到渠上洗衣服，祖母一时高兴，特别吩咐备辆轿车给她坐。两大包衣服塞到车里边，陈干娘穿得齐齐整整，依窗而坐，像走亲戚似的。我同赶车的并排坐在车门口，观看车外的景致。初夏的田野，麦田像波涛起伏的大海，粼粼滚动，赶车的在空中甩着响鞭，大黑马平稳地跑着碎步，轿车简直像一只小船，在麦浪间轻轻滑行。

    “陈干娘，你可快熬成老太太啦。”赶车的调侃道。

    “咋？等我儿当了大官，敢情我不是老太太！”陈干娘抚抚我的肩头，大笑起来。

    “喂，将来你当啥官？”赶车的向我眨眨眼睛。

    “同你一样，磨倌。”我说。

    陈干娘笑得前仰后合，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

    “好好好，你当磨倌，妈有白面吃。”

    轿车到了渠上，渠上的五亲六故家的媳妇闺女们听说陈干娘洗衣服来了，都拿着棒槌出来帮忙。一时间河沿上坐了一长排女辈，捶衣声、说笑声洒满了河滩。陈干娘抡起粗壮的胳膊，一边捶衣，一边同媳妇闺女们搭话。

    白沫沫在清清的河水里漂起一层又一层，陈干娘说说笑笑，那张映在水波里的宽大的挂满汗珠的脸庞，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一群好奇的鱼儿，在稍远的地方静静地瞧着河沿，好像也想同陈干娘说点什么似的。

    一面洗，一面在河滩里晒，两包衣服很快打点完毕。收衣服的时候，我看不见陈干娘，就顺着河滩去找。转过一个河湾，我看到陈干娘正坐在一棵老槐树下，对着树下的深潭掉泪。我一惊，急忙跑上去抱住她的肩膀。

    “妈，你哭啦？”

    陈干娘擦擦泪，掏出一封信给我。“儿，你再给妈念念，妈找学校的张先生念过一遍……”

    信是陈干娘的大女儿写来的。发信日期差不多已是一年前了。信上说，她爹前年就病死了。她奶奶和她二妹，去年也死了。家里没东西吃，是饿死的。

    “接信前，我就听到过一些消息，可我不敢相信。”陈干娘又哭了，哭得很伤心。她哭着向我述说起她的家事。

    她的三女儿生下来七个月，家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她只好撇下三女儿，来我家当奶妈，那时我才四天。

    我也哭了，但我不敢相信陈干娘会哭，不敢相信整日乐乐哈哈的陈干娘心中会有这么多苦！

    “今日来洗衣服，我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哭一场，我不能在你们家哭呀，在你们家哭，你奶奶会不高兴的，我有泪只能往肚里咽，可是泪多了，肚子里装满了，就咽不下了呵！”

    听了陈干娘这一番诉说，我怔了。我第一次听到陈干娘把“我们家”说成“你们家”，第一次知道这位用乳汁和汗水帮人家带大三个孩子的陈干娘，在那个家里连哭都是不行的！凝望着一潭碧水，我感到这人世间的事太难理解，太难说清，一股浓重的悲哀，像冷冽的泉水一样，带着说不出的寒冷，浸透了我的稚嫩的心。

    回家的路上，陈干娘依旧同赶车的说笑，我却哑然不语。

    两年后，陈干娘同厨房的大师傅相好，生出许多闲言碎语。特别是大娘，总在人前人后阴阳怪气地贬责陈干娘。忽然，人们都感到陈干娘不干净了，连我都感到陈干娘不干净了。

    陈干娘走了。她走的那一年，我已经十一岁，用不着再吃她的奶了。

    后来，我会忽然问自己：谁干净呢？那些贬责陈干娘的人们干净吗？我这个吮吸陈干娘的乳汁长大的孩子干净吗？

（选自《旧京，旧京》，有删改）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