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梦不醒，红楼解味人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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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

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我在父亲赵望云的笔墨中度过自己不知事的童年和充满理想又经历过迷茫的青年时期，这两个时期，父亲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客人络绎不绝，几乎都是为着父亲的画而来。父亲善良随和，从不忍心让来访者空手而归。更有黄胄哥、济众哥、庶之哥（三位均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索性吃住在我家，随父亲习画。这是一个热闹的充溢着温馨和生机的大家庭。许多人以为我会随父亲学画，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未强迫我一定得走他的路。

    父亲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旅行写生画画，即使受迫害最深的日子也没有歇脚。他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面向大西北，沿着古丝绸之路，深入祁连山的崇山峻岭、八百里秦川的乡间地头、秦巴山区的林场民居体验生活，创作出大量反映人民生活的传世之作。张大千曾这样说过：“我画马不及悲鸿与望云，悲鸿的马是奔跑的马，望云的马是劳作的马。”老舍先生这样说：“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工夫，可是他不喜欢山水里那些古装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地观察，深深地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的确是这样，父亲的画作与劳动人民息息相关，构图中既有理性的审美观，又有豪放自由的笔墨，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以自己独创的画风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

    我敬重父亲，每次站在他的身边，专注地看他作画，我的心里都会产生隐约的音乐线条，这是一种神奇而美妙的感觉，这感觉随着父亲笔墨的变化和线条的流动而强烈着，强烈着。在父亲画案旁的我，鬼使神差地坚定了当作曲家的决心。父亲一直钟爱中国戏曲音乐，拉得一手好 京胡，他早就发现我在音乐上的天赋和超常的爱好。但那个年月，出身于我们这样家庭背景的孩子是很难进入高等学府的。在我考试结束后，得知考试成绩很好，我兴奋不已。但如父亲所料，我还是落榜了。我酷爱音乐，哪里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一下蔫了。父亲搂过我说：“你既然热爱音乐，就应该认认真真地爱，切不可屈服于眼前的小挫折，时间长着呢。”父亲温暖的怀抱和亲切的鼓励让我轻松了许多，我更加坚定了学习音乐的决心。

    在音乐学院学习的过程中，父亲似乎离得很远，又似乎站得很近，我觉得自己是父亲手中的风筝，他掌握着我的方向，引领我飞向蔚蓝的天空。

    大学毕业分配时，我留在了西安，工作单位是陕西戏曲剧院秦腔团，这和我做真正意义上的作曲家的理想有相当的落差。父亲却认为：“到秦腔团工作是一个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绝好机会，中国戏曲音乐是民族民间音乐的根，不论你学了多少西洋作曲法，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是你今后音乐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要你安下心来把它弄明白，将会终身受益。”幸亏父亲及时点拨。在秦腔团的工作中，我开始用大量时间了解秦腔、碗碗腔、眉户，了解它们的板路曲牌形式、唱腔结构、锣鼓特点等等，并与其他剧种如京剧、豫剧、晋剧、川剧等作比较，寻找它们不同的特点。父亲期许的目光告诉我：“美术是凝固的音乐，希望有一天，你用自己的音乐为爹的画注入活力。”我在心中对父亲郑重承诺。从此我的努力有了更明确的动力。

    我崇拜父亲，虽说父亲对我的生活的关照并非事无巨细，但父亲的艺术才华和他坚韧不拔的内心情愫是我一生的榜样。在压力最大的年月，父亲很少说话，只是在精神稍好的情况下不停地作画，累了，便靠着床头，搭着小棉被，微闭着双眼，手中的香烟忽明忽暗，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打扰父亲，我们知道父亲虽然停下手中的画笔，可他心中的笔却没有停住。一家人共同守护着父亲心灵的创作净土，在那片净土上，父亲拖着病残的身躯耕耘出他的晚年百幅系列作品。这一组作品是父亲灵魂深处对美好生活的追忆与呐喊，他如交响诗一般冲撞着我的心，激励着我的音乐创作。我热爱父亲，是他的给予让我收获了多彩的人生。如今，我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父亲依然是一座巍巍高山矗立在我的心中。

（赵季平《心语——怀念父亲赵望云》）

湖畔的梭罗

汪家明

    梭罗这样的人，是人类的异端，唯其异端，才展示出奇才，就像梵高，其极端的行事他人难能仿效，但却会被后人奉为至尊。

    在美国，梭罗（1817-1862）算是古典的作家，是美国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梭罗就得以亲近爱默生，经常参加爱默生家的文人聚会，受其超验主义观点的影响，反对权威，提倡个性的绝对自由；崇尚直觉，认为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爱默生也喜欢这个年轻人，曾致信哈佛总裁推荐梭罗，使梭罗获得奖学金。

    1845年春，他决心进行向往已久的生活实验。在征得爱默生同意后，他在离村镇不远的瓦尔登湖畔属于爱默生的林地上，着手自建木屋，并于 7月4日搬进新居，独自在此居住26个月之久，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自己垦荒种植，自己伐木劈柴烧壁炉，自己做饭，用自己生产的豆子换取必需的日用品，还给人帮工。他追求“一周里只有一天工作，而有六天自由支配”的生活。这些自由支配的时间，他用来会友交谈，用来参加文人聚会，更以绝大多数时间用来观察自然、沉思冥想、读书写作。

    在湖畔小屋居住期间，他因多年拒付不合理的人头税而被捕，虽然第二天就由姑姑代缴被释放，但对他刺激极深，几年后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政府的抵抗的文章》。这篇文章被编入论文集时，改名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托尔斯泰的“勿抗恶主义”等，其精神实质都源于这篇文章。这倒是梭罗生前难以想象的。

    离开湖畔小屋后，除了偶尔做一点勘测工作，他基本过着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旅行、读书、记笔记、写作是其主要内容。他喜欢数学，有测量的特长。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测量有兴趣的物件的大小与距离，如树的大小，池塘与河流的深度和宽度，山的高度等。

    从1855年起，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双腿发软，虽经积极治疗，一直没有痊愈，于1862年因肺结核发作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对他的作为和个性，朋友们有许多记录。他一生放弃了太多东西：没有学着从事任何职业；没有结过婚；独自一人居住；不去教堂；不参加选举；拒绝向政府纳税；不吃肉，不喝酒，也从来没吸过烟。在生活中他用不着抵抗什么诱惑。

    但在其他方面，他却细如毫发。据说，他在池塘边找到一种花，仔细观察后，断定它已经开了五天。他胸前的口袋里有一本日记簿，上面记录了树林里应当在这一天开花的所有植物的名字；他知道某一个夜晚在河面上纷飞着地蝇，鱼们抢着吞食，吃得太饱，有些鱼竟胀死了。他有种倾向：要放大这一刹那。即便只是一个极小的物件，他也要从中看出自然界的定律。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在1849年自费出版的《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内容是记录他和约翰在两条河上的旅行，其中穿插着大段大段文史哲和宗教方面的议论，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另一本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一百五十年来风行天下，不知出版了多少个版本。

    “写作下面这些文字，或者说其中大部分文字时，我只身一人生活在树林里的一所房子里，距离周围的邻居都在一英里左右。房子是我自己一手建造的，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湖畔。我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维持我的生计。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是文明生活的匆匆过客了。”……

    《瓦尔登湖》全书就是这样开始的。在书中，梭罗记录自己亲近自然、学习自然的过程，追求“简单些，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希望短暂人生因思想丰盈而臻于完美。其中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描写，因此有人将此书看作一本关于自然的文献，而忽略了其中关于哲学的内容。其实这不仅是一部抒情散文著作，也是一部罕见的哲学著作。

    爱默生在梭罗的葬礼后离开墓地时自言自语道：“美国还不知道——至少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位国民。”他的预言很对。1985年《美国遗产》评选“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瓦尔登湖》名列第一。如今梭罗早已成为美国文化的偶像，美国人认为，是梭罗最先启蒙了国人感恩大地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此书已有两百多个版本，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选自《难忘的书与人》，有删改）

中国航空之父——冯如

    1909年9月21日，美国奥克兰市郊匹满高地的伍·吉·典梓农场。一架升降舵装设在飞机前部的鸭式布局轻型飞机在农场崎岖不平的地面上由慢而快地滑行着升上天空。那个驾驶着简陋的飞机在10～15英尺之间的低空飞行了约半英里航程的年轻、挺拔的身影，犹如一道永恒的闪电，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天空上--冯如。

    中国航空之父，首位驾驶自制飞机上天的中国人。

    旧金山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美国西部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这座城市人口众多，工业发达，冯如终其一生的对于机器和工业的迷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白天在工厂劳动，晚上回家学习，研读各类科技书籍。经过十年的工作实践和学习，冯如精通了机械和电机的专业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特别是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不但运输、移动方便，而且发电效率优良。他设计制造的抽水机、打椿机、发电机、无线电报机等轻便耐用，深得社会赞誉。

    1906年前后，有两件事情给冯如内心带来了强烈震撼。一是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自制载人动力飞机试飞成功，揭开了世界载人动力飞行史的第一页。冯如萌生了效仿莱特兄弟试制飞机的念头。二是1904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特权，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狗咬狗的战争。1905年9月两国在美国的调停下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和约竟规定将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口、大连及附近海域转让给日本；从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也交给日本所有。这件事情更使他坚定了研制飞机的决心。冯如为祖国的不幸痛苦不已，他的"机器梦"破灭了："是(指制造机器) 岂足以救国者。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

    从此，他立下了"航空救国"的思想，发誓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祖国。

    冯如勤奋学习、研究，先后从《美国科学》、《航空学》《航空器》和《昆虫式飞机》等当时著名的航空科学书刊上，搜集了大量制造飞机的技术资料。为了探索飞机的制造和驾驶技术，冯如通过观察飞鸟的飞行情况，领会到要制造一架能够在空中飞行的飞机，不但要有合理的外形，良好、稳定的操纵系统，而且要达到最大功率和最小重量的完满结合。

    经过充分观察研究之后，冯如选定以莱特式飞机为设计飞机的主要蓝本，同时参考花曼、寇蒂斯、伯里利奥等当时著名飞行家的飞机图形绘制成飞机结构施工图。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资金不足，无法购置足够的生产工具，飞机的大小零部件都只能用简单的工具和手工操作完成，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制成一个合规格的零部件。冯如的家人也屡屡催促他回国团聚，冯如复信婉言劝慰，并毅然宣布，"飞机不成，决不归国。"

    1909年9月21日傍晚，冯如驾驶着经过检验和更换了新车轮的飞机，冒着强风，在伍·吉·典梓农场崎岖不平的地面上起飞。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机作椭圆形航线的绕空飞行，高度保持在10～15英尺之间。在未经试飞证实确属安全之前，冯如不打算冒太大的风险，进行更高的飞行。飞机飞行了一圈，航程约半英里。这表明这架飞机具有良好的飞行性能，能够如意地进行操纵。冯如首次试飞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史的开端。

    1909年9月23日，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旧金山呼声报》等英文日报，分别以《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中国人驾驶自制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为题，报导了冯如制造飞机及试飞成功的经过，大大地鼓舞了旅美华侨投资支持冯如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信心和兴趣。

相关链接：①冯如制造飞机和试飞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当时国内发生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岐想利用冯如为其建立航空部队，电召冯如归国，许以破格录用。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用他掌握的航空科学技术知识，在美国经营航空事业，赚取大量金钱，但冯如毅然回国。②1912年8月5日，经民国临时政府批准，冯如在广州郊区做第二次飞行表演。冯如意欲使飞机飞得更高，将两手所持之机关一抽，不意用力过猛，该机直上，头高尾低，冯如两足浮松，全身下坠，飞机亦即坠落。冯如头、胸、股各部均受重伤。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撒手人寰。一代英豪，就此长眠，时年29岁。

九旬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叶嘉莹还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丈夫因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给予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经劫难，但诗歌的灵魂未死。叶嘉莹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国。

    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学习古典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叶嘉莹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记着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对叶嘉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相关链接】①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②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诗词给叶嘉莹力量，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借它度过忧患，获得疗愈。在诗词这样一种古老而含蓄的文学形式中，叶嘉莹有所躲藏又有所释放。

魅力外交家  人生好榜样

    2008年4月底，外交学院院长，学校的师生自发送给他一本荣誉证书。上面写的是：魅力外交家，人生好榜样，我们的好院长。

    对于“魅力”一词，吴建民的通俗理解是：老百姓对你有好感。“我搞了一辈子外交，跟很多人打过交道，有的人长相并不怎么样，但讲出的话有意思，有思想，值得你思考，你就会对这样的人有好感。”

    吴建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总要跟人打交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跟人打交道是一门学问。在任外交学院院长期间，他开的一门课就是交流学。于右任说过两句话：“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吴建民非常欣赏，并以之为“交流”准则。

    “我们要讲真话，讲假话的人是不会有魅力的啊！”吴建民坐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对本刊记者说。他不喜欢外交官的“面纱”，他更愿意大家看到“真面目”。早在2003年7月，他在结束中国驻法国大使任职的报告上就提出一条建议：要揭开蒙在中国外交上的神秘面纱。在已经卸任的驻外大使中，很难找出像他这么活跃的人，在许多媒体和公共场合出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吴建民的外交经历让许多有外交官梦想的人羡慕。

    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后，从1965年到1971年，吴建民给周恩来总理做法语翻译，这给他的外交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总理给我的影响很大。在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很多做法，比如大小国一律平等，无论多小的国家，都很尊重，一丝不苟。这种尊重让别人感觉是真心的，不是做出来的。”1970年，周恩来总理会见刚果的外宾，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早上5点，吴建民连续翻译了6个小时，连厕所都没上。这让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年轻时就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的吴建民，深得周总理的言传身教。过去周总理常说“外交无小事”，每每在大节和细节上都尽善尽美，以君子之风、大国之风、政治家之风卓然立世，在国际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声望。吴建民以周总理为楷模，几十年如一日地锻造着自己，如今钢铁早已炼成，他早已跻身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家行列。通过儒雅的个人魅力，他在各国政要间交了许多朋友，利用这些优势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他最耀眼的外交经历是9年的驻外大使生涯。他做过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驻法国大使。“9年驻外大使的经历让我逐渐学会如何做一个高级外交官。”

    卸任驻法大使之后，他在外交学院做了5年院长。他对学生培养很重视，注重强化外交学院的教学质量，提高国际声誉。在担任院长期间，他亲自参与教学案例、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用书的制定，培养出了一代中国外交人，许多都已经进入外交部并担任了关键职位。

    吴建民还身兼两个政要级别的职务：连任两届的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2003年，刚卸任的国展局前主席诺盖斯说：吴建民是一位“有智慧、有远见、知识渊博的优秀外交官”，他接掌主席职位后，将会给国展事业带来新的推动力。吴建民当选国展局主席，创了国展局的三个第一，这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2007年年末，吴建民两届国际展览局主席任期已满，在国展局第148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国展局名誉主席。

    坐在记者面前的他一身运动打扮，比电视上的西装革履更让人觉得有亲和力。事实上，他温润如玉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直到68岁的时候，爱好运动的吴建民才停止了每天倒立3分钟的习惯。“年轻时觉得运动就是要打破一种常态，每天倒一倒，蛮有好处的，年龄大了，大夫反对，老婆也反对，只好听从他们的意见。”他笑着说。

    吴建民给人的印象是：脾气好得出奇。他说人是逐渐形成的。几十年过去了，每个时间段中的吴建民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自己也变了。”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外交学院的校训是由周恩来总理向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构成的。很多同学说，看到吴院长就想起了校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