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存辍学走上写作之路

    时代的列车轰隆隆地前行着，拥挤的人群，熙熙攘攘。有的人是只负责观看风景的普通乘客，命运的方向不由他过问；有的人扮演的是列车员的角色，在时代的大环境下，作为先锋，引领着这辆列车的前进。

    爱玲，便是后者。

    1942年，爱玲和炎樱回到了上海，仿佛在上海，也只有上海，才是她上演人生大戏和好戏的舞台。对于在港大没有毕业，爱玲一直耿耿于怀，只能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为的是“至少拿张毕业文凭”。弟弟张子静很高兴，因为他也准备报考，姐弟俩终于可以在同一所学校碰面了。可是，由于经济上的窘迫，学费无从着落，子静记得姐姐“叹了一口气”。

    回到上海，爱玲投奔了姑姑，住在郝德路192号的爱丁顿公寓。姑姑虽然继承了不少遗产，一度生活阔绰，可是因为投资股票，恰逢时局动荡，一下破产了。即便是在洋行、电台里打几份工，也只能解决自己的温饱，无力再顾及爱玲的学费和生活费。于是，便告诉爱玲，当时她的父母协议离婚的时候，约定她以后的教育费用由父亲承担，而爱玲港大三年的学费全部由母亲出，现在应该由父亲承担了。可是，爱玲始终觉得拉不下面子，那个父亲，以及他的家，自己曾经发誓是不打算再理会了的，4年期间，父女情分已然了断，如今放下自尊突然管父亲拿钱，仿佛是在一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出口那么艰难。张子静回到家后，趁后母不在家的机会，向父亲简要介绍了姐姐的窘境，张廷重听罢，立刻陷入了沉思，可能不是心疼钱，只是在犹疑和女儿见面是不是觉得很尴尬，毕竟对于女儿离家出走之事他始终耿耿于怀。不过，考虑片刻，他还是对儿子说：“你叫她来吧。”过了几日，爱玲终于见到了阔别4年之久的父亲，不过不再是那幢逃走的别墅，而是在另外一幢小洋房。爱玲后来在小说《怨女》中对于衰落的父亲，做了更为生动的描绘：“到底清朝亡了国了，说得上家仇国恨，托庇在外国租界上，二十年来内地老不太平，亲戚见了面就抱怨田上的钱来不了，做生意外行，蚀不起，又不像做官一本万利，总觉得不值得。政界当然不行，成了投降资本，败坏家声……守着两个死钱过日子，只有出没有进。”

    爱玲与父亲在相隔4年后重新见面了，双方有些物是人非的沧桑之感，彼此都有些陌生，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的学习计划向父亲说了说，便无二话。父亲也没多说什么。“学费我叫你弟弟送去。”十分钟的短短会面，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以至于横亘在父女心中的那份心结，始终没有机会打开。张子静回忆说：“那是姐姐最后一次走进家门。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不过，学费总算拿到手了，爱玲转学进入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学习，子静也进入了经济系一年级。不久，炎樱也转学到了这里，两人继续着港大时期的友谊，形影不离。然而，这份简单的快乐，没有延续多长时日，便宣告结束了。虽然学费已经解决了，可是母亲自1939年去新加坡后，杳无音讯。倔强的爱玲，又不想成为姑姑的负担，哪怕她算是自己最亲的人，也不想让姑姑的生活雪上加霜。实际上，从父亲家里逃出的那一天开始，爱玲就放弃了继承张家的财产，或者嫁入豪门依靠一个自己或许根本不爱的男人过着体面光鲜生活的机会，似乎受到母亲、姑姑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也决计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用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用自己的脚，丈量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么阔远。

    于是，坚持了两个月不到，爱玲又辍学了。子静跑去劝说姐姐去当老师或者编辑，都被爱玲否决了，她觉得自己性格内向，孤傲不群，不善于表达，反正，她早有自己的安排，宽慰弟弟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

    1942年，窘迫的境遇并没有把爱玲推向生活的地狱，反而为她打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新世纪，前途无限光明的大门。两年之后，上海最璀璨的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了。（摘自《永远的张爱玲》）

【相关链接】①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其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搜狗百科》）②张爱玲的教育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虽然她日后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凭的是自己的勤奋努力，但她的家除了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外，还可以说是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祖父是科举出身，她的父亲有旧式的文化教养，她母亲则是“知识女性”。（摘自余斌《张爱玲传》）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

    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国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先生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2014年9月10日）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 彭燕韩）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王守常） ③“汤一介先生是用生命做事的人，他的贡献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旗帜。”（《儒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魏常海）④“汤先生是一位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学者，不但对中国思想研究深入，更对西方文化有着包容和理解之心，是个现代的开放的有思想的谦虚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奥地利籍教授、汤一介奥地利籍学生 雷立柏）

九十高龄汉学家叶嘉莹：我的一生，“根”在中国

    2014年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在致答谢词时，叶嘉莹如此坦露心声：“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而实际上，自1979年起，叶嘉莹先生就每年回祖国大陆讲学，为当时百废待兴的古老的“诗的国度”注入诗意。在南开大学，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用于奖励师生。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他们原本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那拉，又称叶赫纳兰，与著名的饮水词人纳兰性德源出一家，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字。在这个早已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中，一直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这对叶嘉莹的影响十分之大。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地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按时间计算，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步，同样，她也经历了这个大时代所有的幸与不幸，甚至曾经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而始终贴身携带的便是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在诗词大师顾随的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在叶嘉莹的生活中，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过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似自问又似自答，伴以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叶嘉莹认为最美好的时光也与做研究有关。上个世纪60年代，她来到哈佛与一位教授合作做研究，在那段时间中，最让叶嘉莹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的总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丰富，少有比肩。“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于是，叶嘉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又是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其实很早之前，叶嘉莹便在台湾的三所大学、两个电台讲学，当时外国汉学家前来“取经”，都能听到她的名字。久而久之，国外大学都请她去讲学。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能以流利英文授课的学者起先并不懂得多少英语。叶嘉莹坦率地说，那是被“逼”出来的。初到温哥华，叶嘉莹每天查英文生词到两点，然后第二天去教书。也曾有人担心，叶嘉莹会不会因为英文不通，被学生赶下台，但奇妙的是，不只学生喜欢听，连听过叶嘉莹讲演的教授都说她是教书的天才。

    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叶嘉莹的成就之高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而台湾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指出，某种程度上，叶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典诗词“再生”。她不但写出了重要的学院派论文，还像一位传教士，在东西方普及中国的古典诗词，连对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精心去讲。她做了很多“清高”的诗人或学者不愿去做的事情。她把投身诗词教育当成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她最多时曾同时在三所大学教书。她说，自己现在的身体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没有年轻时的精力，可是只要有人希望她教下去，她仍愿意尽力。我现在已经归来啦。”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叶嘉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中国。”（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相关链接】①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摘自《南方人物周刊》）②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七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深受学生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七十年来，先生一边孕育桃李，一边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温家宝贺叶嘉莹九十华诞）

书生大使

岳南

    早在1935年12月27日夜，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一封长信中就表达了对时局的认识与战略构想，并精辟地预言中国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杭战过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信中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成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这一奇崛的战略构想，无疑在他的，‘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成为面对未来的希望所在。

    1938年10月5日，胡适正式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开始了外交活动生涯。当此之时，虽然罗斯福出于对世界大局的考虑有援助中国遏制日本之心，但美国国会中仍有一部分议员，一如既往地坚持孤立主义，而唯利是图的财团也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罗斯福授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暗中研究可能的援华方案。

    胡适与中方代表陈光甫共同选定桐油作为抵钾品。桐油是美国紧缺的军需物资，如果得以出口，那些反对援华的孤立派就失去了反对的理由。在新任大使胡适的紧密配合下，中方很快与美方财政部就桐油货款事宜达成了秘密协议。10月25日，中国重镇武汉失陷，国民政府几乎弹尽粮绝，已没有一个完整正规师可以应战，情势万分危急。当晚，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专门邀请胡适与陈光甫到家中做客_宣布贷款批准一事。

    10月31日，胡适将一张照片送给陈光甫，照片旁侧有自己的题诗：

偶有几茎白发，沙睛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正是这个“过河卒子”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真诚的情感和高超的外交手段争取到了货款，给中国的杭战输送了维持生命的血液。这是书生大使胡适走出书斋为国家荣立的第一次大功。

    在胡适的活动与中国政府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美国社会典论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东京《日本时报》对胡适在北美各地巡回演讲极表愤怒，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很可能将美、日带进战争之中。

    据美国新近解密的资料透露；1941年9月，美日两国政府开始秘密谈判，日方谈判代表是野村和来栖大使。胡适闻讯，立即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国务卿赫尔两位决策者之间展开攻势。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还是决定和日本妥协。此时中国与日本血战已达四年之久，“苦撑待变”几乎达到胡适所说的极限，若无外力介入，很有可能真的在大流血中走向死亡。

    9月24日，由于胡适的坚决请求，赫尔约见了胡适等中、英大使，极不情愿地出示了临时妥协草案的美方定稿。胡适看罢，极为震怒，当场提出严正杭议，并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同时请求英国方面共同对于这一决策提出杭议。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采纳了胡适的建议，致电罗斯福总统，指出：“中国如果崩溃，英、美必处于危机之中。”

    1941年12月7日，罗斯福紧急约见胡适。胡适匆匆来到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指日本特使野村、来栖）刚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决定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胡适离开白宫刚到使馆，就接到罗斯福打来的电话，对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军正在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相关链接】①胡适（1891.12.17﹣1962.2.24），原名嗣糜，安徽绩溪上庄村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百度•胡适简介）②美、日之战本可以避免，可是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当，才导致日军偷袭珍珠港，最终将美国施入了可怕的二战。（参见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理•比尔的《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沙林

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复旦大学教授，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几年前说：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般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

巴金对中国青年的意义，是他影响了整整三四代中国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和自由，进而反叛封建社会和家庭。在这个基础上引领他们走向革命。

1958年，姚文元等人对巴老发起“拔白旗”运动，指责巴老的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王义，说“觉慧出走以后肯定是无政府主义，不可能是革命者”。围攻了半年多后，有意思的是，《文学知识》登出了批判中的来稿统计，全部肯定巴老作品的有74篇，又批判又肯定的有35篇，全部否定的仅有4篇。以后又来了1000多篇来稿，还是这种比例。这说明一直到了1958年，巴老在中国青年心目中还是受欢迎的，青年们还是不避风险地为他说话。一直到了文革”前夕的1963年，巴金的作品还是文艺类中出借率最高之一。

巴金晚年留给了中华民族另一座令人仰目的高峰，那就是他在中国思想史或者文艺史上说也说不尽的《随想录》。这是他引起争论最多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老谈“文革”，没有多少艺术性，没有上升到哲理高度。还有人认为这是右的代表…… 巴金知道这是种种来自上面和下面的非议。他一辈子劝人爱和非暴力，但他的爱妻却在人性恶的大爆发中惨死，“‘文革’的教训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我们社会现在许多负面的东西：腐败、理想破灭，缺少操守，包括最后的阵地——学术界的沦丧，都跟‘文革’的恶果有关。但没人去清算。巴老为此紧抓住这个不放，顶住了压力写出《随想录》。许多文章只能被删改或是先拿到香港的《大公报》上发表，但收入《随想录》时，巴老坚决要求恢复原样。”他觉得他一个人的反思真是很艰难：“我现在走的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巴金晚年最著名的一句话是“讲真话”。在《随想录》中少有4篇以“小骗子”为名，反反复复说这件事。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巴全的“讲真话”表现了一种深刻的自责精神。他对陈丹晨说：“我们当时听了话，批判胡风，后来说批错了，但没人出来负责，反而让我们内心经受煎熬。不忏悔，这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像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国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几个人(林彪、“四人帮”）身上。

巴老最感人的人格魅力就表现在他强调言行一致。他早已在内心有一个决定，像托尔斯泰晚年那样用实际行动进行忏悔。他反反复复苛刻地解剖，鞭挞自己“为了保全自我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所熟悉的友人”的行为。他是中国第一位表现出忏悔精神的伟大人物。

巴金有两个梦想。他多次给不同时期的中央领导写信，终于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宏丽的文学纪念馆的建成，他的另一个梦想还没实现，那就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选自2005年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