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

赵威

    先生姓凌，有绝活儿，能把戏里的场景搬到木头上，一块巴掌大的破木板，只需半炷香的工夫，就能让人瞧明白刻的是“桃园三结义”还是“三英战吕布”。所以凌先生起初是凌木匠。凌木匠不是本地人，早年间逃荒来的。凌木匠来到村里的日子，是那年冬天日头最短的时候。薄暮下，先是一根打狗棍进了三叔家的院门，继而是一个身影，像用那根棍子挑进来的，破衣旧絮，褡裢挂在肩头，趿拉着一双单布鞋的脚，有一只似乎受了伤，缠着破布条。正在院里喂鸡的三婶，委实被吓着了，以为大白天撞到鬼。刚要喊人，“鬼”却先开口，怯生生地道：“大娘啊，要饭的来了，给口吃的吧。”三婶仔细一瞧，是个讨饭的。只见他端着搪瓷缸子的手捂在胸口，哀求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给完吃的，三叔三婶看他可怜，天又冷，就留他在磨坊里过夜。凌木匠

    望着三叔三婶的眼睛，变得浑浊了。天亮后，他见磨坊里堆着打磨了一半的木料，知道这家要盖房。就对三叔说，他会做木工，可以帮忙，给口吃的就行。三叔寻思，正好雇的木匠有事，就让他试试吧。没想到，凌木匠的手艺精得很，不但会做门窗，还会木雕，窗棂花饰、门簪颂语，好看极了。聊着聊着，又知他不光有好手艺，还装着一肚子墨水。嘿，正好村小缺个先生。

    就这样，凌木匠留在了我们村，成了凌先生。“手艺人”在村人口中格外尊贵，而凌先生的尊贵，一部分来自他的手艺，一部分来自肚子里的墨水。因此，“手艺人”和“先生”似乎都配不上凌先生了，村人便称他为“大先生”。

    大先生活儿细，字儿好，可闷头做活儿可以，写信作文也行，只是嘴太笨，肚子里的学问也便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而大先生却总认为自己的理儿多，不光要讲个“知其然”，还要讲个“知其所以然”，于是越讲越糊涂，化简单为复杂了。渐渐地，就不受娃们待见，老是捉弄他。一开始，大先生气得直跺脚，骂道：“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后来，习惯了，也便没了火气，只顾讲他的，哪管下面乱成一锅粥？大先生是文人，文人最瞧不上文人，他总是跟我们讲，历代风流才子中只佩服李白，还是半个。他说李白一半是诗，一半是酒，他最讨厌喝酒，也便只佩服半个李白了。

    大先生喜欢讲唐诗，尤其是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大先生说李白的床不是床，而是井栏。说这话时，身为木匠的大先生显得颇有把握。我们却哄堂大笑，床就是床，怎么可能是井栏呢？每次我们一笑，他就一窘，嗓门提高了，像是要争辩，说：“你们想想，床在屋里，窗户是木头的，还贴着纸，哪会看得见月光？在院子里，就着月光，看到井栏，才会思乡，背井离乡嘛！”

    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扭头望着窗外，我们也停止了议论，只有窗外不知谁家的羊在不知趣地叫着。大先生陷入沉思，眼睛变得浑浊。然后。他又扭过头来，说：“这是思归之辞也！”教室里又是一片笑声，“死鬼之词”，大先生骂李白是个死鬼哩……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灵感，我站起来说了一句：“就是想家了嘛！”大先生用浑浊的目光向我投来赞许之意，似乎还念叨了一句：“孺子可教也。”

    农村撤点并校后，大先生也退了。教了几十年的书，一下子闲下来，不知所措，于是，大先生又拾起了木匠活儿。第一件作品，就是把祠堂里的旧课桌搬回家，拆掉，打磨，又合到一起，变成一口棺材，严丝合缝。漆了好多遍，晾干，放到厢房里，是留给自己的。不教书了，自己也老了，

    大先生认为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只等着哪天躺进去了，身为木匠，那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可是，他想不明白的是，自己却越活越精神。

    想不明白的事不只这一件。国家针对民办教师的新政策出台后，给大先生补上了退休待遇。头次领到工资，他就跑到支书家里，不干了，说：“我教书时，每月不到300块，现在不教了，

    怎么还拿3000块呢？不能白拿这钱。”支书跟他掰扯了半天，也没讲明白，命令道：“国家的政策，不拿也得拿！”大先生的眼睛又浑浊起来。

    后来，大先生用每月领到的钱买了好多木料，做了结实的课桌椅，给镇上的学校送去。再后来，还设了助学会，村里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他就赞助一笔。直到有一天，他心满意足地躺进自己打制的棺材。

    大先生死的那天，我特地查了《辞海》，其中一条写：“床，井上围栏。”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2月22日）

给我打只山鹰吧

田洪波

   “给我打只山鹰吧。”那天，政治队长路过我看守的庄稼地，有一搭没一搭地撩了撩眼皮对说我说。

    他的话对我无疑是圣旨，我只有鸡啄米点头的份儿，同时，我下意识地正了正肩膀上的火药枪。

   “我要用鹰的胆当药引子，给我娘治病。”太阳光下的政治队长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你枪法好，一定要给我打只山鹰。”然后，他倒背着手往大队部走去。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这之前，我找过政治队长，让他想办法帮我回城。

    我给他拎去了两只野兔。

    政治队长先是表扬我庄稼地看守得比较好，近一时期，基本没看见谁家的牲畜糟踏蹋庄稼，然后才淡淡地扫了一眼那两只野兔，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我知道回城的希望就在他手里攥着，而看守庄稼地的轻松活儿，也是他派给我的。有一瞬间，我觉得那两只野兔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意。

    现在，他让我打只山鹰给他，这是我回报他的最好机会。

    我从小在山区的爷爷家长大，对用枪打个飞禽走兽什么的，远比其他人得心应手。其实，村里各家各户的牲畜很少有糟蹋庄稼的，似乎大家都知道那绝没好果子吃。

    这样的日子就常让我感到无聊，有麻雀什么的从天上飞过，我就举枪向它们瞄准射击。

    我记不清打了多少麻雀，只记得村里的孩子常疯了一样地抢食，把它们拿回家，糊上泥烤着吃。

    我的枪法越来越炉大纯青，村里佩服我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孩于们，总是在空闲时，巴望着两只眼睛跟在我身后。

    我很享受被前呼后拥的日于，但现在，一切都被打破了。

    给我打只山鹰吧。我不断在心里重复着政治队长的嘱托。

    我很乐于接受这样的挑战，山鹰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我一直懒得打它们。在我的印象中，山鹰肉好像不是很好吃。

    第一天，我没有看到山鹰的影子。

    随后很多天也没看到，我有点急，并且开始失眠，梦里全是山鹰煽动着翅膀从我眼飞过。

    给我打只山鹰吧，政治队长的声音，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响在我的耳畔。

    看护有无牲畜糟蹋庄稼已经不重要了，我的眼里全是山鹰，我相信，它不会不从我的头顶上飞过。

    七月的天老爷说变脸就变脸，刚刚还是日头高照，转眼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可我任凭自己站在风雨里，就是不忍心错失山鹰飞过的机会。

    我被大雨淋感冒了。在孙大娘家的热炕头上，我说起了胡话，一遍遍念叨着山鹰，把孙大娘念叨得懵懵懂懂的，一个劲儿问旁边的邻居，说这好好的孩子怎么了。邻居也纳闷，说他唠叨的什么英啊英的，该不会是对象吧？

    尽管，我依然感到揪心地头疼，眼睛也要炸裂似的，但在第二天的午后，还是不顾孙大娘的劝阻，又背上火药枪去了庄稼地里。

    仍然没有山鹰的鬼影子，我感到天塌地陷般的奇怪。

    我的眼前，一会儿是多病的父母，一会儿是矫健的山鹰：山鹰，我的山鹰，你在哪儿？有几次，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庄稼地里，用土坷垃狠命地砸向庄稼。

    我想不明白，山鹰为何就是不出现？在希望它救我于水深火热之时？给我打只山鹰吧。

    这声音渐渐轰成了耳鸣似的回响。

    它让我沮丧，让我焦躁，让我感觉嗓子冒了烟似的难受。

    我举枪望日，看到的不是山鹰，而是在某一天的某一刻，政治队长那张狐疑的脸。

   “队长，能再等等吗？” 我听到了自己声音里的哭腔。

    结果，没多久，政治队长就派我和大伙一块儿干活了。

    我不知道自己又等待了多少时日，只记得后来我的枪被人收去了，对方给我看了禁止打猎和私藏枪支的通告。

    这对我无疑是个打击。我找他们要枪，找他们说理，但他们却斥骂我为精神病。

    我据理力争，我不是什么精神病，我只是想打一只山鹰，给政治队长打一只山鹰。

    孩子们还是崇拜我的，他们给我找了一支类似枪大小的粗木棍。这样，我每天就又有事干了。

    只要我一有空闲，我就会提着那支木棍，趔趄在庄稼地里，寻找山鹰的鹰子。我不断地把它举起来，对着蓝天胡乱瞄准。

    那天，头发有些花白的政治队长告诉我，拨乱反正了，你可以回城了。我笑了，我说我不回去，我还没有打到山鹰，我怎么可以空手回去呢？我看到政治队长朝我暧昧地笑了一下……

    大伯常和我絮叨起这些往事，每次，他都用那支朽木棍不断敲打着地面，一遍遍地向我发问：“洪波，你说，咋就没了山鹰呢？

（选自《百花园原创版》）

敌与友

老舍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慢慢的村长想出了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不，升到营长！”李全入了伍。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象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咋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张荣看见父亲，不晓得怎好地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地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

    张村长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十二期，文章有删改）

画皮

杨海林

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叫三坝的小村，那里总共几十户人家，两三百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村里要抓一个阶级斗争典型，开会讨论了几天，总是确定不下人选——这个村几代人都是土里刨食的主，肚皮尚且牺惶，哪有心事管别的事？

    但这样的政治任务在当时来说是头等大事，完成不了肯定不行。

    看到村干部犯了难，蒋三爷自告奔勇：“别人有妻儿老小，我光棍一条——还是我来吧。”

    有人愿意背这个锅，村干部当然大喜过望，于是急忙往乡里汇报。

    不久乡里就派来了专门的调查组，里里外外一分析，蒋三爷还真是个有问题的人——解放前有一段时间他去了上海！

    按照时间推算，蒋三爷去上海时26岁，正是一身好力气的时候。

    他去干了什么呢？

    村里人都知道蒋三爷去上海的原因是他打死了一个恶霸——这事他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没少说——而他到上海后干了些什么，却一直没有人探询。

    调查组的人去蒋三爷家了解情况，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自己需要的蛛丝马迹——大热的天，蒋三爷总是穿着长袖的罩衫，袖口儿必定用皮筋束得紧紧。

    难道他的手腕上有什么秘密？

    捋起来看，果然有一块亮亮的疤！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调查组的人很快弄清了蒋三爷保守了几十年的秘密：他在上海的时候加入了青帮，那块疤下面，原来有青帮刺下的文身！

    这个结论可不是调查组的人随意得出的，因为手腕上的文身虽然被疤痕遮盖了，可是蒋三爷的后背上还留有一整块的文身。

    刺的是关云长一手捋须、一手提青龙偃月刀，侧身跨赤兔马的《忠义千秋图》。

    因为后背上的这张“画皮”，蒋三爷一下子成了这次运动的典型，要在乡里认认真真地开一次批判会，再被送到县里的监狱。

    轮到开批判会的那一天，村里特意放了假，让大家都去现场接受教育。

    以前类似的会议是很少有人愿意去的，但是这次不同，全村几乎没有一个人落下，大家都想亲眼看一看蒋三爷后背上的“画皮”。

    遗憾的是那天蒋三爷还是穿了长袖的罩衫，袖口儿用皮筋束得紧紧。

    什么也没看到，村里人由原来的同情和好奇一下子变成了愤怒，有几个甚至想冲上去扯掉蒋三爷的罩衫。

    只是因为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大家才不敢造次。

    蒋三爷在牢里待了许多年，当他出狱的时候，我已经结婚生子了。

    蒋三爷和我是邻居，关系又极好，他来逗弄我孩子的时候，我有时会问他画皮的事。

    “我那时在上海滩遇到一个文身的先生，他的手艺极好，最拿手的是《忠义千秋图》：关羽攒眉瞪眼，三绺长髯却又飘逸灵动——可谓是一紧一松张弛有度。”

    “青帮的很多人都在后背上刺下这幅图，可那些都是亡命之徒，很难说他们能活多久。这个先生临死的时候，不忍心那么好的手艺消失，于是就把《忠义千秋图》在我的后背上刺了下来。”

    听蒋三爷这么一说，我更想看看他后背上的“画皮”了。

    可是蒋三爷不给看。

    蒋三爷从来不去村里的浴室洗澡，每天晚上，他都喜欢用我们不认识的药材泡好一木桶水，然后整个人坐进去。

    我曾经问过他，他说这是防止自己的皮肤老化损坏了后背上的“画皮”。

    蒋三爷的本家侄子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人家在城里做了大事，后来把蒋三爷也接到城里去了。

    城里可不像我们农村，蒋三爷每天一把澡的习惯只好去浴室里进行了。

    浴室里也会有一些文了身的人，所以起先没有人留意他。

    但是后来，只要蒋三爷一去洗澡，浴室的伙计就会偷偷地打电话。

    他的身后就会多了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

    蒋三爷知道他在偷偷地观察自己，不知怎的，他竟然又回到了村子里来。

    我到报社上班的第二年，蒋三爷死了。

    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找了来，想买下蒋三爷后背的“画皮”。

    经不住软磨硬泡和大价钱的诱惑，蒋三爷的本家侄子同意了。

    可是当植皮医生被请来的时候，他捋起了蒋三爷的罩衫。

    光光的脊背上什么也没有。

    不会吧，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又伸过头来瞧。

    真的，蒋三爷光溜溜的脊背上什么也没有。

（选自《中学生阅读》2016年第11期）

请老师吃顿饭

闫岩

    七中初二(7)班转来一名叫薛小涛的学生。薛小涛身着崭新耐克装束出现，一副土豪姿态。经多名同学探究，涛父是位房地产大老板。

    土豪只能代表身份，代表不了成绩。一周后单元摸底测试，薛小涛仅得了40分，是最后一名。考卷发下去，涛父一再打电话邀请蔡老师吃顿饭沟通沟通孩子的学习问题。蔡老师推脱不掉，答应薛父去家吃顿便饭，时间定在周五晚上。

    周五说到就到，蔡老师与薛小涛一起来到薛家。薛家果然如蔡老师所料，奢侈豪华金碧辉煌。还好薛家夫妻淳朴自然，没有丝毫的土豪之气。这顿饭佳肴满桌，饭桌上薛家夫妻诚恳之至，一再强调他们忙着做生意顾不上孩子，希望蔡老师能多关照。蔡老师讲，教好班里的每位学生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顿饭后蔡老师发现他包里多了个大红包。说真的，眼下的这种风气，红包对老师来说也不算个大事儿，对土豪来说，1000块还不够一顿饭钱。蔡老师把它当作私房钱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吃了也拿了不能欠人家的。蔡老师开始给薛小涛补课。薛小涛聪明，一点就透，成绩上升迅速。期末薛小涛竟考了全班第20名。蔡老师欣慰，涛父涛母欣喜，又再三邀请蔡老师吃顿饭。蔡老师照样拒绝不掉赴了宴请。这次涛母回娘家，涛父约他去饭店，自然也是高级饭店。饭桌上蔡老师夸小涛是个好苗子，涛父对蔡老师感恩戴德。回来后蔡老师包里又冒出来一个大红包。

    学期结束，期末薛小涛考了全班第五名。涛父涛母心花怒放再次请蔡老师吃顿饭，时间定在周日。结果，周日 还没到。薛小涛出了状况。薛小涛在周五放学时叫住了蔡老师说他有事儿，蔡老师把他带到办公室。薛小涛看起来有些怯惧．蔡老师很耐心地等他讲话。半晌他终于张口：“蔡老师．我想转学。”

    蔡老师惊诧地问：“为什么？’’

    薛小涛的头徐徐抬起，蔡老师看到他目光悲切却又洪亮持重地说：“我爸根本不是大老板，他其实只是一个卑微的农民工。他为了我能在城里上个好学校，找关系托门子花了很多钱；又怕同学老师看不起我，为我买名牌服装、蔡老师你还记得第一次到我家吃饭吗？那不是我家，那是我爸为了伪装借的包工头的家。那顿饭吃了我爸半个月的工资。后来我考了全班第五，他们又请你吃感恩饭。难道我的好成绩不是对老师的感恩吗？他们那么辛苦，节衣缩食却让我吃穿都是最好的，还要为我把大把大把的钱花在请客送礼上。我很迷茫，无论我学习退步还是进步，他们都有理由请客送礼。蔡老师．我想再回村里上学，因为那里更适合我这个农村孩子。”

    薛小涛声泪俱下，蔡老师的愧疚之心已难以平复。他不露声色地拉过薛小涛的手说：“小涛，蔡老师一直都在等你敞开心扉诉说这一切，因为蔡老师相信你是有胆识有魄力的好学生，蔡老师也为你今天的勇气喝彩。”蔡老师拉开抽屉拿出两个红包：“小涛你看，红包都在这儿。作为人民教师，我必须有原则，我一直在等时机还给你们。小涛你说得对，你的成绩就是对老师对父母最大的感恩。小涛，今天你是蔡老师的骄傲，蔡老师相信将来你也会是我的骄傲。你已经用行动证买了自己是最棒的!”薛小涛一时难以自控泪水溢出，他坚定地说：“蔡老师，你也是我的骄傲，我一生的骄傲!”

    蔡老师再次从抽屉拿出几张表格说：“今年的优秀贫困生补助马上开始申请，小涛你如果不够优秀，蔡老师不会给你开绿灯。”薛小涛自信地答道：“我不要蔡老师开绿灯，我会证明自己的优秀。”

    次日，蔡老师偷偷从工资卡上取了该取的钱放进抽屉的红包里，放学后拿着红包跟小涛一起向他们租住的家走去。路上，蔡老师幽默地说：“小涛，你考了这么好的成绩，我也占一小部分功劳，你必须请我在你家吃顿家常便饭。”薛小涛说：“没问题，我妈做的玉米饼子特别好吃，还保证能让你减肥。”师生俩默契地笑起来。

    至于钱的问题，老婆知道了会怎么样？蔡老师想，那只是内部矛盾．总有办法解决的。

斫琴心语

田金发

    “世有嘉木,心自通灵……自力正直,巍巍德荣。”

    吟诵着久远的诗句,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跨过一条淡淡的小溪，那一排岩石后面，就是父亲种的两棵梧桐。青绿色的树皮光润洁净，细直的树干像挺拔的腰杆。春天，满树紫花，恍若云霞；夏天，浓荫蔽日，凉风飒飒；秋天，风吹叶落，满地金黄；冬天，墨枝披雪，遒劲沧桑。

    “一棵是我师傅的，一棵是你的。”

    “你的呢？”

    “我是这片石头，守着你们。”

    说话的是父亲，问话的是我。

    父亲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家里穷，十几岁不得不出门学艺。从没听说过古琴，到对古琴如数家珍。从第一次选料做琴，到成为小有名气的斫琴师，父亲整整用了二十年。靠着斫琴以及古筝等其他乐器的制作，父亲吃饱了饭，有了积蓄，成了家。

    十五岁那年暑假，父亲让我学习斫琴。

    一开始，父亲不让我动手，也不教也不讲，只是不住地使唤我搬木坯，打扫刨花和锯末，气得我一直嘟囔：不干了！可是想想父亲一台学习机的许诺，又把所有的气恼压回去。

    一周后，父亲带我回老家。我第一次见到这两棵梧桐树。

    父亲取出古琴，对着大树弹起来。曲罢父亲问我听出了什么？我摇摇头，父亲点点头。

    “学贵乎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父亲看着梧桐树继续说：“那年我刚学艺，师傅外出。附近邻居过来借刨花引火，我随手拿了块旧木头塞给他。没想到竟然犯了大错。”

    “为啥？”我问。

    “那块木料，是师傅的师傅留给他最珍贵的念想啊！”

    父亲闭着眼睛，满脸泪水。停了好久，才继续说道：“那块木料，师傅保存了很多年，每天看一眼，琢磨如何下手，做一张最好的古琴。没想到我却有眼不识金镶玉，把它当柴火烧了。”

    “那后来呢？”我担心地问。

    “我师傅气得整整病了一个月。我生怕师傅把我赶走。谁知他再也没提此事。”

    我长长地替父亲叹了口气。

    父亲看我一眼继续说：“直到好多年后我准备出师才对我说：丢了木头事儿小，丢了心人就毁了。记住：万物不可轻侮。做琴如此，做人亦如此。”

    父亲的话我似懂非懂。话也就随风而逝。

    随后的日子里，我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本想着幸福的人生就这样走下去，谁知工作单位经营不善解散了。

    经历了一系列生存挫折后，我又找到父亲开始学斫琴，不为别的，仅是为了养家糊口。

    父亲对我更严格了。

    “有的材料要先在水里泡半年，定型需要一到两年。”

    “灰胎要刮五六层，每一层胎刮完以后都要等干透之后才能打磨找平上漆。”

    “斫琴要刀到手到，心到眼到。”

    ……

    父亲一遍遍地说，我一遍遍地改。我慢慢发现自己并不只是为了生计而斫琴，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斫琴，它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也许是因为对古琴有了更深的理解，听着父亲的话也感觉格外有道理。父亲见我听话，反而唠叨少了。

    那次我见完客户回来，根据客户需求规划出图纸拿给父亲过目。当时他正在吃饭，见我拿来图纸立刻停下给我指点。这个怎么铲，那个怎么刨，连比划带说，唯恐不详细。母亲端过来午饭，他赶紧递给我一碗。我让他先吃再讲，他说我讲完再吃。

    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想起第一次学琴时父亲对我的吆喝，再到如今平易近人，我突然笑了。

    有一年，我独自回了趟老家。

    两棵梧桐树越发粗壮，像两个巨人，笑看云淡风轻。

    三天后，我伐下了其中一棵，带回作坊。第一斧子下去梧桐发出的声音，仿佛惊动了什么似的。我有强烈的预感，父亲的意愿成了！

    板材晾了一年后，我开始斫琴。此后又两年，我独自待在一个山脚下的作坊里，用这棵梧桐剖成的十张板子做面板做了十种琴。挖槽腹、用梓木斫底板、披漆胎、罩面漆……两年时间，除了春天的风、冬天的雪，除了夏天的泉流和秋天的大雁，没人知道我在这里。我自己坐在石头上，于夕阳余晖中看挂在墙上的尚未完工的琴坯。没人跟我说话，但我能真切地听到万物说话的声音，每一声都真实而纯正。

    父亲五十六岁生日那天，我把他带到琴房。十张琴一字排列，整整齐齐。父亲看了看琴，又看了看我，随手拿起一张弹起来。

    琴声淡淡，朴实清新。恍惚中我似乎听到斧凿丁丁，桨声欸乃，而青树绿荫里，一位老者正曲罢收琴，问小子曰：“薄木丝弦，其音何谐？”小子曰：“琴为心声，人琴合一。”

（选自《 人民日报 》 2018年09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