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食

    地瓜面煎饼我们叫它黑煎饼，玉米面煎饼我们叫它黄煎饼。

    我和张里是吃黑煎饼长大的。

    黑煎饼烧胃，胀肚子，大便黑，解大便困难。黄煎饼就不同，它有让人眩晕的黄色和香味儿，而且大便顺畅呈黄色。张里他爷经常吃黄煎饼。用张里他娘的话说，你爷干活儿最累，所以吃黄煎饼。张里和他6个姐姐，都吃黑煎饼。我永远记得张里他爷举着黄煎饼的样子，黄煎饼在张里他爷的黑手里攥着，攥得我的心生生地疼。我只能干咽唾液。那天，我咽下两个黑煎饼，去叫张里上学。张里从他家的粪篓里掏出一个黄煎饼，掖在怀里，拉着我飞跑进村南的小树林。张里对我说：“我偷的，咱俩分着吃了，千万别说，说了俺爷能敲死我。张开手接着，别掉了。”我大张着两只小手，张里小心翼翼地撕开，把大一点儿的一块递给我。我双手捧着大半个煎饼，兴奋得发晕。吃下第一口，我浑身战栗。尽管那半张煎饼上还粘着几点黑黑的猪粪。

    那是我和张里童年的事。说着说着就长大了。

    张里是属于绝顶聪明的那种，用村里人的话说，家里最小的一个，是他爷他娘积攒力量要来的，所以最聪明。事实证明，这话有点儿道理，我们初中3年，张里一边玩儿一边学，没费什么力气就读了中专，上的是省城的银行学校。你想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能到省城读中专的有几个？而且学的是数钱的专业，参加工作后天天对着钱。村里的老少爷们想到这一层，眼球里都像铺了一层青苔，绿莹莹的。我笨一些，只能复读了一年，然后上了高中，等到我费尽力气考上专科师范，到乡镇初中教书时，张里已经是我们那个市的银行里管着往外发钱的科长了。张里给我打电话，说黄煎饼天天吃，但是很小，四四方方的，小巧玲珑的，什么时候你来，我请你。我就笑，然后心就不听话地乱跳。

    据说局长们、县长们都盯着张里的钱，苦于没门路。但我对于我和张里的关系，闭口不谈，熟悉的人问起来，我只是说已跟他无往来，他们都信。因为我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尽管他们都说我有沉鱼落雁之貌。就是让那个色眯眯的校长扣了奖金，压迫着教两个年级12个班的课，我也没有找张里帮忙。

    在我结婚那年，我见到了张里，是在张里组织的初中同学会上。在这之前，我几次梦到过他，他的高大魁梧和他的递给我黄煎饼的修长手指。那一次，是在市里最好的一家酒店，我去的时候，张里正在和一个小姑娘说笑。她不是我们的初中同学，但比我们的初中女同学要漂亮得多，包括我。我注意到张里修长的手指，正夸张地搭在小姑娘的肩上。张里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绿了一下，过来就抱住了我。当我在他怀里战栗时，我听到张里说了一句话：“有男朋友吗？如果没有，就跟了我吧。”　我迅速逃出他的怀抱，虽然我曾经渴望过。我笑着说：“张里，你太白了，我不喜欢白皮肤的男人。”然后我对着他哈哈大笑。其实，一个好女孩是不应该那样笑的。

    酒宴的始终，我一直听到张里高亢的声音。他的声音过于夸张，修长的五指张牙舞爪。他对我们的男同学们说：“放心玩乐，有你想不到的快乐。”那一刻，我正举着一块黄煎饼，就是张里说的那种，四四方方，小巧玲珑，有着让人眩晕的黄色。听到这话，我差一点儿吐了，好像十几年前那块煎饼上的猪粪才开始散发臭味。当看到张里歪歪扭扭往楼上走的时候，我彻底改变了主意。那次聚会回来，仅半年时间，我就和一个同事结婚了。

    我是经常回老家的。回去就有人说我，还有张里。说张里的时候，全村的人就一个表情——馋，就像当年我在张里家里眼馋他爷的黄煎饼一样。我就强装笑脸，历数自己的学生，还有自己的一大摞证书。张里他爷已经不在了，那个全村第一个吃黄煎饼也是吃黄煎饼最多的人，在张里飞黄腾达的时候溘然而逝。在村里我也见过一次张里，他因臃肿而不再魁梧，修长的五指变得粗而白，那时他已经是副行长了。看到他艰难地把自己塞进小车时，我的心不再有以前的疼痛。这真的很奇怪。村里的老人们说：“你看张里多出息，又白又胖。”我就说：“是啊是啊，多少年才出一个张里啊。”

    后来再回去，就没人跟我说张里了。“张里给逮住了。”这是张里他娘跟我说的。我经常去看她。那个慈眉善目、养育了6个女儿1个儿子的老人，抓住我的手对我　　说：“妮子，你替我去看看张里吧，我走不动了。”她坐在夕阳里自言自语：“张里那么听话，他怎么会拿公家的钱呢？他媳妇儿来闹腾我，说张里还养着二奶，我都听不懂。他是不是让城里的女人给祸害了？妮子，张里到底咋了？”

    隔着一张厚玻璃，我见到了张里。我带去一摞黄煎饼，是张里他娘给的。她说，张里都当上官了，还是喜欢吃她摊的黄煎饼。张里看到黄煎饼，竟然笑了一下，是黄煎饼再一次让我的心疼起来。张里对我说：“我还配吃黄煎饼吗？”他脸上的肉太厚了，其实根本看不出他在笑。

    走出那扇大铁门，我才想起给他买的那盒烟——中华牌的。那次聚会后，我知道他喜欢抽这种烟，但我不知道它贵得这么离谱。

    我回去时，张里还没回监号，我看到他正把一块黄煎饼往嘴里摁。

    那一刻，张里像极了一个偷食的孩子。

根生

刘林

    懂事时根生就听说自己的头上还落过个哥，哥打小就显出鬼头聪明，两岁不到就能从1到100顺着数倒着数，一村人都说这孩子见着出息了。哥六七个年头时，在门口的水塘边耍，瞅见水面浮着条斤把重的鱼，鱼半死不活的，哥就乐颠颠地拿着根竹竿去捞，想给爹弄顿下酒菜，爹嗜好红烧鱼块。鱼没上岸，哥脚底一滑，扑进水塘里。水塘像口大铁锅，一下子把哥吞没了。

    哥走了，爹娘也跟着闯了趟鬼门关。娘再也见不得鱼，一看见鱼胸口就疼，就一口口呕吐。爹一想哥心就空了寡了，再也沾不得丁点鱼腥。

    哥的头上还顶着两个姐，哥走了两年多才有的根生。

    根生生得跟哥一个模子，爹娘把对哥的爱挪到根生身上，根生却没显出哥的聪明劲。根生打小就觉得活在哥的身影里，在爹娘的眼里，他是哥的一道影子。爹娘一说到哥两眼就活了。

    根生的心一揪一揪地疼，他在心里使劲喊：爹娘，根生不是哥，根生是根生，哥是哥。你哥也叫根生。有次娘说漏了嘴。

    根生心上捅了一把刀子，哥叫根生，爹娘给他取了哥的名字，他成了哥的替身，替哥在这世上活着，却活不出哥的成色。根生心淌着血，他认定自己做不了哥，他替哥在这世上活着，他自己又活在哪呢？

    “根生。”娘扯着嗓子喊。

    娘喊破天，根生横竖就是不应。娘喊急了，根生丢过一句硬生生的话：“你叫哥的魂。”

    从娘那里，根生还得知先前爹给取了个名——苗生，满月时爹给改的名——根生。根生认定苗生才是自个的名。根生让爹把他的名字改过来，叫苗生。爹不答应。哥死了，你们把我当成哥。根生顶撞起来。

    爹气疯了，逮着根生狠狠揍了一顿。

    根生咬紧牙硬挺着，一声也不叫唤。“小子，咋不叫一声。”爹打得手软了，颤着声骂。“打死才好，打死了根生，苗生就活了。”根生盯着爹，恨恨地说。

    爹心头一颤，手再也落不下。爹突然呜呜咽咽地哭了，根生根生……爹一边哭一边含混地说。

    根生昂起头走到屋外去了，屋外的阳光很好，满天满地的温馨阳光。

    我叫苗生。根生在墙壁、围墙到处写下这四个字。

    一村子人盯着这四个字不由地笑。

    爹心头发冷，脊梁骨发凉，这犟驴子闹得一村子人都在看王家的笑话。一根藤上的瓜，弟咋一点不像哥呢。

    根生跟自个的名字拧上了劲，他让人喊他苗生，偏偏没一人叫他苗生，都一口一个根生地喊。

    他时常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地回家。根生却感觉不到身体的伤痛，心中生出一种快感，他为了自己的名字痛痛快快地打了一场又一场架。

    根生闹得学校鸡犬不宁，被学校开除了。

    回家后根生跟爹娘下地干活，农活一点就通，成了一把好手。根生不愿老呆在地里干活，喜欢爬树，爬到高高的树上，瞅着树底下走过的一个个村人。根生的目光跟毒虫似的，蜇得村人一个个心里发毛。

    “王根生，快下来……”村人站在大树下轰他，“这王根生，咋像大家都欠了他血债。”

    “根生，快下来，跟娘回家。”娘常对大树喊。

    根生像只壁虎贴在高高的树上，瞅着娘，目光扎得娘心头又疼又苦。

    根生呆在大树上，很少下到地上，一天偷偷地下几回地，也只是回家找点吃的填肚子。一年到头，根生活在大树上，在村里的一棵棵大树上来来去去。

    有天，根生像个野人似的出现在爹娘的眼前，根生突然安分下来，安分守己地活着，再也不去上树了。

    娘心头高兴，但闹不懂根生为啥突然变了个人。娘费尽心机才掏出根生的几句话：他亲眼看见村头冯二婶投的水，是淹死哥的那口水塘。心一下子惊醒了，他也像跟着冯二婶投了回水。从树上飞快溜下地，他奔到水塘边时，水面静了，又开始皱着细微的波浪。根生站在淹死哥的地方，觉得苗生死了，根生活了。

    娘一下子惊了心，哭着喊，苗生，你终于回家了。

    “苗生，不上树啦。”村人见了根生笑吟吟地说。

    “我叫根生。”根生大声地说。

    村人一个个开心地笑，喊，苗生，苗生……

    “我叫根生。”根生也一起开心地笑起来。

    不过，村里人走到大树下时，总要习惯地抬头向上望一望，喊声根生……

（选自《中国微型小说》，有删改）

补丁

张格娟

    城市中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将头发留得参差不齐，染成黄的、白的、红的、蓝的颜色。总之，怎么另类怎么染，怎么新潮怎么做。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酷。

    这天，儿子出去玩时，一双牛仔磨砂鞋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他回家后沮丧地递给我说：“妈妈，扔了吧。”我默默地接过那双鞋，这可是我花280元买的，穿了还不到一周，我能不心疼吗？

    我拿着鞋来到小区门口的鞋摊前，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师傅说：“没办法了，实在要修，只能换底面了，还不如买一双新鞋。”

    紧挨着年轻师傅的老师傅和善地接过鞋子说：“让我试试吧，兴许能补好。不过，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给这两只鞋都打上补丁，这样对称一些，而且不影响美观。”看来，也只好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只好放下鞋子走了。

    过了几天，我去取鞋时，在琳琅满目的鞋子中，一眼就看见了那双鞋。果不其然，另一只鞋子也被刻意地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用粗粗的麻绳一左一右地缝合起来，而且裂缝呈树枝状，针脚也有些歪歪扭扭，看样子是故意做成这样的，与牛仔的质地浑然一体，风格粗犷，比先前多了一种别样的风味。我惊叹老师傅的手艺，真可谓巧夺天工啊！

    鞋子拿回家后，我没有立即给儿子，我怕他不肯穿。正好全家人在看电视，是一个抗战题材的电视剧，我就顺口问儿子：“知道什么叫补丁吗？”

    儿子郑重地答道：“补丁就是软件当初设计得不完美，后来又设计了一些用来弥补缺陷的程序。”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我想跟他说的是鞋上的补丁啊。

    儿子还在滔滔不绝地讲他的电脑补丁，我就想用忆苦思甜的方法让他接受那个鞋子上的补丁。我打断了他的回答，给他讲了我小时候的故事：

    小时候，家里很穷，孩子也多，妈妈不但要做农活，还要照顾我们四个孩子，往往是老大的鞋子小了，留给老二老三穿，等一双鞋到了我这个老四的脚上，鞋帮都掉了，鞋底也磨薄了。母亲就在灯下给我一遍又一遍地缝补。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双属于自己的新鞋啊。

    不知儿子听懂了没有，我拿出那双鞋子，递给儿子说：“这就是补丁啊。”

    他接过鞋子左瞧瞧，右看看，欣喜若狂地对我说：“哇，老妈，你真是神来之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创意啊！”说着，他奔过来，夸张地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欣慰像他这一代人还能接受鞋上的补丁，笑笑说，老妈没那么伟大，这是门口老师傅的杰作啊。

    第二天，我刚踏进门，发现门口齐刷刷地放着五六双鞋，我吓了一跳。每双鞋子都是崭新的，可让我费解的是，每只鞋子上都有大小不等的口子。我心里直纳闷：这小子，不会把老妈当成修鞋的吧？

    一群和儿子年龄一般大小的孩子从屋里涌了出来。儿子说：“大家都说我的鞋有创意，都买了新鞋子，让你拿给那个修鞋的老师傅，尽全力给他们做得有个性一点……”

    儿子还在一边叮咛我，我的心在疼痛，泪水也不知不觉地滑落下来。

（选自《短小说精选》，有改动）

超级玩具之夏

（英）布·阿尔迪斯

    在温顿夫人的花园里总是夏天。可爱的杏树四周环绕，常年枝繁叶茂。莫尼卡·温顿摘下一朵藏红的玫瑰递给大卫。“多好看哪，是不是？”她说。大卫没有回答，抬头看看她，咧嘴笑了。

    他握着花跑过草坪，消失在狗屋后面。她已经试着去爱他了。当她下定决心去跟上他时，她发现三岁的他已经溜走到房子里去了。他也许找泰迪去了。

    Synthank公司的董事们正在享用一顿丰盛的午宴以庆祝他们的新产品研制成功。亨利．温顿，Synthank公司的管理董事，在掌声中站起来开始演讲。一两个笑话之后他说道：“从我们的第一个人工合成生命形式打入世界市场至今已经快十年了，你们都知道这些产品有多么成功，尽管这个过分拥挤的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在挨饿，多亏了人口控制……”

    大卫坐在他的婴儿室的长窗边摆弄着纸笔。“泰！”他叫道。主人的语音模式激活了它，它站了起来。“泰迪，我想不出说什么好！”玩具熊从床上爬下来，僵硬地走过去扒在男孩的腿上。

    “你已经说了些什么了？”“我说了，”他举起信紧紧地盯着，“我说了，‘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刚才一切都好。我爱你——”’小熊说：“听上去不错，下楼去交给她吧。”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莫尼卡在房子里慢慢地走着。差不多是下午邮件经过网络到达的时间了。她按了下手腕上拨号盘的邮局号码，但是什么也没有。还得等几分钟。

    他的演讲现在快结束了：“服务人也将是计算机的一种外延——因为他自己的脑内将有一台计算机——虽然我们有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但是上亿的人们因孤独而承受痛苦。我们的服务人将是一个弥补，他将总是回答，最无趣的谈话也不会令他厌倦……”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坐下。就连桌边坐着的穿着不显眼的西装的人工合成服务入也和宾客们一起鼓着掌。

    大卫拽着自己的书包在房子的边缘慢慢地爬着。他爬上起居室窗户下的装饰椅小心地向里窥探。他的母亲拿着一张纸在屋子中央站着，看不清她的表情。他着迷地看着。他没有动，她也没有动。终于她转身离开了房间。等了一会，大卫敲了敲窗户。泰迪转过头来看到了他，翻下桌子来到窗边。“泰迪，咱们逃跑吧！”“你在犯傻，大卫。妈妈很孤独。这就是她为什么有了你。”

    莫尼卡·温顿在楼上的婴儿室里。她唤了她的儿子一次，然后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一切都寂静下来。彩笔在他的书桌上躺着。一时冲动之下，她走向书桌打开了它。几十张纸片散在里面。很多上面都有用彩笔写的大卫的稚拙的笔迹，每一个字母都与前一个的颜色不同，没有一句话是完整的。

    “最亲爱的妈妈，我是你唯一的儿子，我太爱你了！有时我——”

    “最亲爱的妈妈，猜猜我有多爱——”

    “亲爱的妈妈，这封信只是要告诉你我多么多么多么地——”

    莫尼卡扔掉纸片失声痛哭。在明亮而模糊的色彩中，字母四下飘散，落到地板上。

    亨利·温顿兴高采烈地乘快车回家，他家住在最时尚的城市区之一。亨利用他的眼神模式扫描仪打开门走了进去，立刻被设定为永远的夏季花园的美好幻觉所围绕。全维成像技术创造的巨大视觉效果实在令人惊叹。玫瑰和紫藤后面矗立着他们的房子，一栋乔治亚式的豪宅仿佛在欢迎他。

    他打开门叫了莫尼卡。她立刻从起坐间里出来了，伸开胳膊紧紧地抱住了他，热烈地吻着他的面颊和嘴唇。亨利吃了一惊。他推开她一点看看她的脸，他发现她似乎在放射着光彩和美丽。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看到她这么激动过了。他本能地将她拥得更紧一些。

    “亲爱的，出什么事了？”“噢，亲爱的，我都绝望了，但是我刚刚查了今天下午的邮件——你简直不会相信！噢，简直太好了！”“我的天那，什么太好了？”他一眼扫到了她手里影印件的标题：人口控制部。他感到自己脸上的血色在震惊和希望中迅速地消逝。“莫尼卡……噢——不会是我们的号码中了吧！

    “是的，亲爱的，是的，我们中了这星期的父母彩票，我们可以立刻开始怀一个孩子了！”他发出一声欢呼。他们在屋子里跳起了舞。

    人口压力如此地巨大以至于生产被严格控制。生孩子需要政府的批准。他们等待这一时刻已经有些年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喜极而泣。终于他们停了下来，喘着气站在屋子的中央，笑话对方的喜悦。莫尼卡打开了窗户，人工日光在草地上投下长长的金色——大卫和泰迪正通过窗户看着他们。看到他们的脸，亨利和他的妻子严肃起来。“我们拿他们怎么办？”亨利问。

    “泰迪没有问题。他工作正常。”“大卫工作反常么？”“他的语言交流中心还是有问题。我想还是得再次被送回工厂。”

    当两个成年人从屋子里消失后，男孩和小熊在玫瑰花下面坐了下来。“泰迪一一我想爸爸妈妈是真的吧，是么？”泰迪说，“你问这么傻的问题，大卫。没有人知道‘真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进屋去吧。”

（有删改）

光荣的孤独者

韩少功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严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旧的文学模式仍然在惯性滑行。有些苦心的新创，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有一次，我出席一个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辩护。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我没料到文井先生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难得的异数。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这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个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信：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我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1985年8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但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我的小说《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

    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被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致最后，他九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的。以后每次到北京，我总要去他家看望。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他谈到的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之后，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的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的社会矛盾正在加剧。面对崇私尚恶大潮，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却助纣为虐。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兽——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着权力与资本两相勾结的时代快车、香车宝马，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与同时代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喜爱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本文有删节）

私塾先生

唐凤雄

    先前，桑槐坪唐氏祠堂里有一私塾。私塾先生为村里一老学究，长须飘飘，一步三摇，才学渊博。祠堂高大深邃，每日里书声琅琅，给田园平添几分雅趣。

    老学究年逾六旬，面容慈祥，执一铁尺教鞭，四书五经堆砌台前，自有几分威仪。而学生中桀骜不驯者有之，顽钝不化者有之，学究大伤脑筋，每言“人之初，性本善……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一脸惋叹状。冷不丁，恍见私塾门口有人驻足，搁书去看，空无一人。天井中几条小小鱼儿于清澈见底浅水里钻来钻去。老学究便踱回去，继续授课，未几，又有了那种感觉，复去察看，直到祠外，见空旷田园有一牧童在牧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老学究动了愁思，叹息着入祠。

    一日，天色阴晦。有人咣当一声将门撞开，身未见声先至：“夫子，土匪来了，土匪来了！”急呼阵阵。老学究定睛一看，竟是那未及弱冠的牧童。老学究慌了，倒是牧童不怕：“莫慌莫慌，土匪还在河对面哩，我再去缠一缠……”一溜烟就跑出祠堂。

    土匪拥进桑槐坪，村人早就躲进山里了。土匪洗劫村子，没见值钱东西，骂骂咧咧，走了。

    一日，私塾放学后，老学究一个人踱着步走出祠堂，见不远处草坡上那牧童咬着草根心不在焉地牧牛，他径直走上前去：“娃，你随我来，给你一样东西。”老学究柔声说。牧童忐忑地随老学究进了祠堂。老学究掩上门，掏出书。

    “孺子可教也。往后，你就不用偷偷摸摸听课了。”

    “先生！”牧童跪下了。

    牧童唐力做了老学究的关门弟子。

    一晃几年过去，学童又换了一轮，老学究须发皆白，一堆雪似的在祠堂蠕动。在族人会上，他道出告老的念头，族人请问谁可接任，老学究手指一旁肃立的唐力：“他可担当矣。”众人讶然。一试之下，果然不负众望。

    唐力做梦也不曾想到，年纪轻轻就做了私塾先生，自感责任重大，不敢误人子弟，授业之余，勤学苦练。置身清风涤荡一净的祠堂，思及牧牛求学经历，恍然若梦。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私塾先生又遭遇了咄咄怪事。秋凉一日，唐力正教习《三字经》这篇启蒙圣文，耳闻祠外沓沓之声，不经意地透过木窗朝外一觑，顿时大惊失色：一队扛枪的队伍正沿着石板路朝这边来了。稍顷，他冷静下来，他想自己可以从后门逃过，可这些十岁以下的学童怎么办？乱糟槽一跑，还不叫乱枪打死？想到此，他极力压抑声音，对学童们说：“现在土匪来了，你们听先生的话，不要交头接耳，只管看书，不许走动。”学童们一听土匪来了，吓得呜呜直哭，但见唐力镇静，也陆续安静下来。

    几个扛枪的已进了祠堂。唐力迎上去，见他们东张西望，就索性说：“长官行行好吧，这里只有学生，没值钱东西。”

    “嗬，还是个私塾嘛。”扛枪的就想往里走。唐力瞪圆眼睛，大步上前拦阻：“贼有贼路，匪有匪道，你们不能欺负孩子！”

    正在此时，祠外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吵什么！”落音处，又一伙扛枪的拥着一挎驳壳枪头领模样的大汉进来了。

    唐力心一横，想先求求情，万一不行就豁出命去，他于是请求头领手下留情，那头领不待他说完，笑了：“先生你误会了，我们是工农红军。”

    “你们就是红军？”唐力听说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暗暗松了一口气。

    “我们想借贵地开个会，行吗？”

    “行的，当然行的。”唐力喜出望外。

    这队红军对地方果无骚扰，就在祠里开会休息。大约开了半天会，就生火做饭。那红军长官好歹要唐力和他们吃一顿饭，说：“你是先生，知书达理，我张猛子是粗人，就是吃了不识字的亏呀。”

    这话唐力很受用。

    临走时，红军走下祠堂台阶，又踅回来，重重地说：“我张猛子看你是个好先生，以后有机会，我张猛子保你上省城，做个官怎样？当然喽，我张猛子这条命那时还在才行哇……”说完，他大笑远去。

    目送远去的红军队伍，唐力疑是梦幻，泪湿长衫。

    十数年后，县里转来省城信函，正是那张猛子，邀唐力去省城发展。其时桑槐坪也是沧海桑田，祠堂里的私塾已被政府兴办的公立小学取代，唐力便是小学唯一的教师。唐力拿着张猛子的信很是为难：去吧，当时公立小学师资奇缺，他实在不忍心弃下那些学生不管；不去吧，不但拂了张猛子的美意，而且也错失了良机。

    后来唐力依旧那件长衫，在祠堂里进出，把那些前尘旧事的惆怅，付于抑扬顿挫的吟诵之中了。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7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