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 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 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予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惑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从报纸上读到百年柯达破产的消息，令人唏嘘。柯达记录了美国和国际上几代中产阶级的人生，养育了摄影的艺术和产业，进而将摄影送上几乎取代文字的时代图像文化的高位。今天，人们将柯达破产的原因归于柯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保守的经营路线。

    我觉得，特定的即使、特定的发明必然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柯达将注定随着工业时代的勃兴而繁盛，随着工业时代的转型而衰微。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和思想进步，并成为人类文明长链承上启下的一环。柯达的破产也带来一种技术文化的命运的信息。随着技术的汰换，那技术的文化必将转型。

    由此，我想到了油画。显然，油画不是科技文化，但它有技术的因素，有材料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数字图像高度发达的今天，传统绘画的方式及其能量正受到疑问。今日欧美绘画的衰微就是例证，因此我们才反复提出“图像时代绘画何为”的命题，对绘画的时代使命和历史命运提出警示，并将思考持续地指向绘画的当代关怀。

    我画葵，是画向阳花开的一代人，正如著名作家余华所说：“向日葵是我们共同的记忆，是让一代中国人热泪盈眶的意象。”显然，葵是一种诗化的意象。但葵的绘画却不是一种象征，更不是意识形态的替代物，而是一代人的历史性的生命写照。这种写照在今天和今后仍然存在，它持续而真实地描绘着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和生命轮廓，并以生动的形象，呼唤绘画古老的诗性命题，进而重建我们这个时代处于式微之中的感受力。

    我经常遇到一些外国朋友，他们总是询问我的老葵、我的葵园中有什么政治意图。我希望我们能够绕过“东方与西方”的传统话语，绕过冷战所构造和延续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开启一个新的对话空间。我以为在那些既有的话语中，某些误读总是严重地遮挡着现实的整体，某些习惯的定见总是掩蔽着生活本身，并且压抑着我们可能拥有的生动而广大的思想资源。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数字媒体的时代，无以量计的图像以各种方法迅疾产生并包围着我们。一方面，我们获取众多的便利，另一方面， 又无奈地领受技术的宰制；一方面是图像的汪洋，另一方面仿像无处不在。众多的景观“装置”将我们切割成消费和被消费的碎片，我们越来越失去对事物整体的、深刻的感受能力。面对图像的汪洋大海，感受力原是唯一的渡筏。但随着主体的碎片化和浅表化，时代的感受力正在衰微。我们所谈论的绘画的衰微，正是源自于这种时代的感受力的衰微。因此，绘画的当代使命和振兴，就与时代感受力的拯救相关联。

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风气、提升国人道德，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人民日报》2016年03月25日）

    从传统意义上看，艺术消费只存在于上层社会文化中，为少数精英阶层所独占，具有明显的阶层特点。在现代背景下，艺术消费呈现一种大众文化趋向。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产生于工业革命以后，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后的欧美发达国家。60年代后，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步入消费社会阶段，大众文化相应地发展到成熟阶段。自20世纪末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信息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文化具有了标准化、商业化的特点。这种文化形态也迅速蔓延到艺术消费中，并成为艺术消费的重要形式，现代电影、电视得到普及便是证明。

    当今画廊业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艺术消费的大众文化倾向。画廊曾一度是贵族阶层赏玩绘画的沙龙，为上层社会所独享，而评价绘画艺术性的标准也反映了贵族阶层的旨趣。随着平民阶层地位的提高以及画家对于现实性的关怀，沙龙的形式已经跟不上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各种类型的画廊应运而生。如今，画廊也成为一些城市人们日常文化消费的重要场所，对于他们来说，去画廊参观展览与去电影院一样平常，画廊已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在当今强大的大众文化形态影响下，画廊营造了更多层次的空间，让观众在互联网上就可以欣赏、购买到自己满意的作品，古老的艺术消费形式渐渐受到大众文化标准化、商业化的影响。

    中国的艺术消费比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滞后，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大众文化的迅速蔓延，艺术消费逐渐在商业化、世俗化浪潮中兴起，大众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当今中国大众文化取代了传统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和美学趣味，并在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持下占有了文化市场中的最大份额，从今天电影大片的热映以及年轻人对于偶像的狂热就可以看到大众文化对于艺术消费的影响有多大。精英艺术、高雅艺术虽然与大众艺术并存，但在现代中国，大众文化俨然成为艺术消费的主角。许多人不愿意去看歌剧、舞剧、音乐会，却热衷于去看流行音乐歌手的演唱会，许多人不愿意去看免费的画展，却对时尚杂志、网络游戏乐此不疲。是什么造成艺术消费的世俗化、浅层化？一方面是由于人们文化艺术素养的积淀不够，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文化商人为适应大众消费心理需求，借助传媒进行商业化运作。

    艺术消费的大众文化趋向把艺术从高不可攀的神圣殿堂拉到普遍大众的面前，对艺术普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当艺术消费沦为大众文化消费的简单形式，就会由此带来艺术消费的世俗化、浅层化，会使得艺术的审美、认知、批判等功能淡化甚至消解。

（摘编自彭燕《消费时代大众文化语境下的艺术消费》）

    ①把那方山水那座城作为叙事的背景，伴随着剧中人的喜怒哀乐、故事线的起伏缓缓流淌、沁入心灵，未尝不是高明的方法。

    ②日本是不少游客出境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除了各种旅游资源和服务软环境，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影视作品中对日本特色景观的精心塑造。

    ③比如，不少人童年时代都看过的动漫作品《灌篮高手》，画面多以日本镰仓为背景。去江之岛电铁停靠的“镰仓高校前”站拍照，“打卡”幕府时代神社和寺院，成了很多动漫迷的必选旅游地。此外，《夏日友人帐》中的熊本，《名侦探柯南》中的京都，也吸引着游客前来探索、游览。据报道，日本动画协会与航空公司合作成立了动漫观光协会，为动漫迷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事实上，将地域风物搬上荧屏并不是日本的专利，从迪士尼动画到宝莱坞电影，其中的城市、乡野，宫殿、民居，都成了影视作品的加分项和扩大地域知名度的助推器。

    ④“影视旅游”“取景地观光”只是彰显地域特色的一个窗口。风土人情等文化精髓，反过来也可以很好地涵养影视作品的文化味。动画片《大鱼海棠》就描绘了在任一方位结构模式、大小面积、通风采光都相同的福建永定客家土楼，体现了中国哲学中与自然为一的思想。电影《邪不压正》中，白墙灰瓦的全景镜头，还原了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将四方四正的规划设计、老北京的民情风貌呈现得干净伶俐。随着电影的热映，天地和谐、师法自然、诗书忠义等传统元素，成为提升文化浓度的增味剂，也随着影像的脉脉流转而播撒。

    ⑤今年，《国家宝藏》《朗读者》《经典咏流传》等优秀电视栏目登陆法国戛纳电视节，为中国原创节目模式走向海外迈出一大步。然而，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少海外受访者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名片，仍然是中医、武术和饮食这“老三样”。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文化库存还有待发掘，很多人对本国文化并不“知根知底”。中国文化的“出海”状况与“内生”发展，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地位仍存在差距。如何改变“文化逆差”，如何开采文化富矿，如何打造文化“代言人”，如何让“中国好声音”传遍四海，仍然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⑥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润物无声的经营。影视利用声音、图像的优势，在传播中可以轻松跨越语言、文化甚至国界的隔阂，可成为增强本国文化认同、促进对外文化传播的利器。正面解读发展道路、解码文化精髓是重要的一方面，同时，把那方山水那座城作为叙事的背景，伴随着剧中人的喜怒哀乐、故事线的起伏缓缓流淌、沁入心灵，未尝不是高明的方法。正如电影《黄土地》之于陕北，《城南旧事》之于北京，多样的水土养育了多样的风物，多元的地域作品展示出文化的影响力。

    ⑦每一位文化工作者，创造具体的每一部作品时，都应当把接续文脉作为自己的责任。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符号、美学观念乃至国民的生活形态作为汤底和食材，加上鲜活的人物和圆融的故事文火慢炖，方能烹出一桌桌适合世界口味的影像大餐。

（摘编自康岩《文化传播何分荧幕内外》，《人民日报》2018年11月02日09版）

城市不应当只是功能性的，其美学特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这样描述佛罗伦萨：“无论是由于悠久的历史还是自身的体验，人们对这种清晰独特的形态渐渐产生了强烈的依恋，每一处景象都清晰可辨，引起人们潮水般的联想。”同理，城市的形态应当表达一种清晰独特的意象，而这正是当代我国绝大多数在功能主义理念下产生的城市的普遍不足之处。

产生于人居生活和特定自然条件长期磨合的传统城市，大到格局，小到建筑风格及构造技术，往往都具有鲜明的一致性与特殊性，具有鲜明的空间特色。在漫长岁月的点滴积淀中，它更蕴含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深厚集体记忆，并成为特定人群文化传统的锚系之地，这样的城市空间是人们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源泉。而现代社会中由大规模资本主导的快速度、标准化的城市空间建设，则往往忽视城市特定的自然及人文条件，从而破坏了城市的独特意象，也破坏了基于此的市民与城市的心理联系。

城市的公共空间在根本上塑造着绝大多数市民共识的城市意象，而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城市遗产则不仅加强了市民日常生活与城市历史环境的联系，而且是城市空间的历史意象营造的唯一途径。可以通过这些特色鲜明、认同感强的空间要素的合理组织，建立起清晰独特的城市意象。这样的城市空间可以使市民在其日常使用中建立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有利于城市社会的良性发展。

我国当前的城市历史保护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另一种则是城市遗产的局部保护。

前一种方式以丽江、平遥等为代表，大规模的现代建设避开老城进行，老城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从城市到建筑的大部分历史遗存，历史上形成的城市空间独特意象得以完整地延续。但在我国大部分城市中，由于现代以来对保护的不重视，以及城市空间复杂而剧烈的现代化转型，城市遗产大多被毁坏，只能“亡羊补牢”式地选择了后一种局部保护的办法。

城市空间的历史延续性并不是整体式保护的城市的专利，在大多数城市中同样需要被市民感知，即“城市遗产的公共空间化”可使得城市遗产成为城市公共意象的载体。但事情应当不止于此，城市的整体意象需要系统性的建构，要表达城市空间整体的特色和历史意蕴，还需要系统地组织这些意象载体，让城市显现出整体层面的历史特征。

城市历史系统性保护的目标，不是要恢复和因袭历史的风貌——这样既不可能也无意义——而是要重建和表达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逻辑，改变城市中现实与历史断裂对立的状况，让它们成为延续的一体。

今天的城市空间发展不应排斥适应现代功能要求而发生的变化，而应该让当代的发展与城市的历史以统一的逻辑成为一个整体。就如美国波士顿前市长托马斯·梅尼诺所说：“一个城市的未来，是它的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强调系统化的城市历史保护，目标就是要重建这种空间历史逻辑的延续，让城市的历史对生活其中的市民来说真实可读，而不是仅存在于文献中。只有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建立起与城市历史空间的真实联系，城市历史乃至传统文化的传承才是可能的。

（摘编自沈旸《城市遗产的当代转型与公共空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