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是文化对话的前提

    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单一语境中自给自足，不同文明的交流是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对话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包容”精神是当前特别值得重视与倡导的，中国古代的先哲就已经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将“和”作为最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在中国古代先哲看来，过分狭隘的视野与心胸，无助于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发展。在治国上，要做到海涵大量，虚怀若谷，宽容包纳，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具体到文化选择上，便是在坚持思想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充分汲取其他学派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为思想的整合、文化的构建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保持更为积极的活力。

    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提倡包容、立足和谐的时代，多是世界处于相对和平，社会经济走向繁荣，国际关系相对缓和，民众生活安宁平静的时代，多是充满生命力、创造力的时代。历史上也不时出现过以自我为天下中心，企图垄断真理、垄断思想、垄断言论、垄断利益的现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拒绝包容，拒绝交流，这样的立场、态度、做法，曾使民族陷于巨大的灾难，导致各种矛盾愈演愈烈，争斗纷至沓来，后果极其严重，教训至为深刻。

    可惜，直到今日，那种排他性的文化追求、同一性的文明取舍，依然还有市场。在一些人那里，文化自大症，文明优越感，并未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改变，他们总以为真理在握，总是热衷于扮演“教师爷”的角色，总是喜欢占据着道德与政治的制高点对其他国家与其他民族指手画脚。这样一来，导致正常的文化对话与交流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对弱势一方来说，他们主张对话，却无法赞成居高临下式的不平等对话；他们希望交流，却难以认同只有被动妥协式的单向型接受。所以，这种罔顾历史教训与文明发展规律的做法，不仅无益于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而且也会阻碍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目前，在对中国发展道路怀有疑虑、对中国现实政治抱有抵触、对中国文化传统展示存有偏见的人之中，真正持敌视的立场与态度、总在“妖魔化”中国的只是极少数。而这“极少数”之所以会如此，恐怕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包容的思想有关。因为没有包容之心，就很难以平等的态度尊重他人的意愿，很难去理解并接受异质的文化，就一定会常常处在隔膜与误解之中，也就很难以积极的态度去认同并开展正常的对话。

    在这种情况下，认知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足于“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了。老子有云：“大邦者下流”，“大者宜为下”，王弼释云：“江海居大而处下，则百川流之；大国居大而处下，则天下流之”，其中所揭示的包容之核心价值观，可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值得令人思考与借鉴。

    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但我们也要明白：“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缺一不可。如果只是“各美其美”而不能“美人之美”，甚至还竭力丑化他人，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美美与共”的。我们更要警惕：不能在包容中迷失自我，“包容”不能成为迷失自我的迷魂汤，包容与坚守应该是一对孪生兄弟。

    衷心期待，“包容”能成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良性互动、共谋发展的一项价值层面上的指导原则。

    （选自《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4日24版，作者纪宝成）

    中国传统装饰图案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多年以前，原始人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彩陶艺术，彩陶上面的鱼纹、网纹、鸟纹、太阳纹等图案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断被赋予祭祀、祈佑、崇拜、吉祥等含义。早起先民对于未知的自然界，有太多的畏惧和害怕，不懂得刮风下雨的原因，不知道雷鸣闪电的奥秘，不明白生老病死现象，只能求助于神 灵，于是便出现了图腾崇拜，远古图饰多为先民们崇拜的图腾及生产生活场景。从数千年前的彩陶、青铜器、玉器，到后来的漆器、金银器、木器、纺织品等都不乏 各式精美的装饰图案，人们千锤百炼，精雕细琢，图案纹样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平，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面貌、风俗习惯、审美情 趣，具有民族的文化特色，饱含了丰富的造物思想。

    中国传统装饰图案题材 广泛，从动植物、器物、人物、风景到几何纹样，或神秘威严，或浪漫绚丽，或清新自然，或典雅繁复，人们生活中见到的或想到的无所不包。图案中蕴含着丰富的 寓意，形式和内容巧妙结合，意趣横生，赏心悦目。动植物是古代装饰图案常用的题材，动物类的装饰图案大多是一些祥禽瑞兽，龙、凤最为常见，常用的还有被当 作长寿仙鸟的鹤、当作报喜鸟的喜鹊等。蝙蝠和寿桃组成的图案寓意“多福多寿”，蝙蝠和古钱寓意“福在眼前”。大象性情柔顺安详，象驮花瓶图案寓意“太平有 象”。鹿也被认为是长寿仙兽，常被用来表达祝寿、祈寿的意愿。作为装饰图案，竹不仅常与松、梅组成“岁寒三友”，还可与松、萱、兰、寿石组成“五瑞图”； 桃又称寿桃，寓意长寿，常与蝙蝠、双钱组成“福寿双全”。石榴是多子的象征，牡丹是富贵的象征；月季四季花开不断，瓶插月季常用来寓意“四季平安”。葫芦 以其子多蔓长而被当作子孙绵延的象征，蔓谐音万，蔓上结葫芦寓意子孙万代。

    造型优美、寓意吉祥的 器物也是常见的装饰图案，如“八宝”“八吉祥”“如意”“八卦图”等，这些器物多与佛教、道教有关，取辟邪防灾、逢凶化吉之意。吉祥文字类图案是以吉祥祝 语直接进行装饰，我国的文字结构符合图案的构图法则，笔画的长短、粗细、疏密、转折、富有节奏和韵律，各种不同字体的书法又各具美感和神韵，起到很好的装 饰效果，如寿字、喜字、百福图。除以上题材外，几何图形、神话故事以及山水、楼台、人物等也用作装饰图案。装饰图案大都具有意境，有一定的思想渊源，表达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统装饰图案是中国劳动人民在数千年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是由祭祀、崇拜、图腾逐渐演变为具有审美特性的装饰图案， 古代人们在陶器、石刻、木雕、玉雕、年画、刺绣、建筑物、家具、服饰等物品上用线条表现、色彩渲染，运用借喻、双关、象征及谐音等手法，最终形成一定格式 的图案，寄予吉祥如意、喜庆幸福的美好寓意。在中国当下的设计领域中，对传统图案的借鉴和运用随处可见，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图案更是现代艺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资源。

（摘编自严旭《中国传统装饰图案》）

    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唐承隋制，武德元年(618)唐设国子学，学额300人，学生皆为贵族子弟，教师24人。贞观元年(627)，唐将国子学改为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监内设祭酒一人，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主持政务。下设司业为副，及丞（掌判监事）、主簿（掌印）、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国子监，下辖“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传授以九经为主的儒学经典，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入国子学，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可进太学，四门学兼收五品以下官员及庶民子孙；律学、书学、算学教授实用学问，收纳八、九品官员及庶民子弟，均按生徒家中官位的高低分级招收。唐设这些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由博士与助教等授课，学生称生徒。

    学校旨在培养官僚书吏，亦为科举考试服务。名望好的学校保送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在唐朝进入了逐渐完备期，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办考试，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此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举的应考举子有两个来源，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乡贡选拔出来的自学者。应考举子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典，难度较低。生徒所习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则都要掌握。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晋身之阶。明经科的录取率约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科不过百分之一二。时有谚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制举则是临时考试，是为了网罗非常人才，不常举行。因为科举制度比较公平且机会相等，平民得以晋身，所以成为士族末落、门第消融的起点。

    科举制度除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两种入仕渠道，门荫即晚辈承接前辈职务。流外入流指九品以下的官员通过考验，升职为品官。唐初，以此二途入仕的为主流，后来唐太宗大力推广学府，科举制度逐渐取代九品中正制。唐代教育的普及，削弱了传统世族的特权，加强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盛唐时期，东亚多国遣送其贵族子弟来唐入学，又将儒家文化传授国外。

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①“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②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③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贵任，使自己成为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④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⑤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都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

    新石器时代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野马广为散布，曾为原始人类猎取为食。距今7000年至4500年前，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首先将野马驯化为家马，并渐次传入中原农耕区，晚商以后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马的遗骸越来越多，如河南安阳殷墟与山东临淄春秋时期大型马葬遗址。

    马匹作为重要的驼畜，春秋以前在中原主要用于牵引战车，赵武灵王向匈奴学习“胡服骑射”之后，更多地用于骑乘。由于自然条件所限，中原农耕区繁衍的马匹不但从数量上不能满足需要，且品种易退化，因此需从临近的蒙古高原输入。蒙古马，是世界上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体格不大，但身躯祖壮，四脚坚实，耐力好，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

    汉武帝时，为对抗匈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张骞路过大宛，了解到当地最为出名的物产是骏马。这种马与中原习见的蒙古马差异明显，身长体高，速度耐力兼备，是极为优良的战马。汉使看到这种马前膊流出的汗水中有血，感到奇怪，汉郊祀歌描写道“霑赤汗，沫流赭”，便以“汗血马”名之，又称“天马”。汉武帝为求“天马”，数次向大宛遣使，而大宛不仅不答应，且杀害汉使，引起汉将李广利两次率军征讨，最终如愿荻上等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雌雄马3000余匹而归。

    汗血马的引进数量毕有限，而以良种西城名马与蒙古土种马杂交可使后代改良性状。汉以后，汗血马仍然不断输入中原。

    蒙元是城外良马进入中原的另一个重要时代。由于蒙古帝国地跨亚欧大陆，其西北与中欧相接，西南临地中海，因此元代对遥远地域的良马有了更多认识，知道除了中亚的汗血马(即阿鲁骨马/小西马)以外，还有产于阿拉伯与地中海地区更好的脱必察马，即“大西马”，由于看惯矮小蒙古马的蒙元族非常珍视“西马”，有些回回商人投其所好，远赴西亚购取，花费巨大。元仁宗即位之初，监察御使哈散沙因此奏请禁止，得到仁宗的批准。但实际上，延祐七年(1320年)仁宗去世后，察合台兀鲁思汗怯别每年都数次遣使进西马等方物，元亦给以年例或回赐，其中仅泰定二年(1325年)一次就赐钞4万锭。

    古代中国兼有东亚大陆的农耕区及与之毗邻的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所驯化的马匹不仅是古代亚欧人跋山涉水长途往来的主要载畜，它本身也是丝路沿线各族人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交换物。

（选自《古代东西方交流中的马匹》，有删减)

    今年3月22日，在回答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提问“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时，习近平主席表示：“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无我”一词，看似简单，却含义深刻、底蕴深厚，表现在实际政治行动中，就是要秉承大公无私之心治国理政。能够“无我”，不以自我为中心，而完全以国家、人民为念，既是古代政治思想家对理想政治人物的最高期许，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好写照。

    在中国思想史中，“无我”具有重要地位，儒家、道家思想中均有“无我”观念。大致来说，“无我”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人格修养上的，一是施政方略上的。

    作为人格修养的“无我”，是要杜绝私人的利益与偏见，以公正之心为人、为政。《论语·子罕》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可写作“无”，“毋我”即是“无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能够杜绝四事：凭空臆测、武断绝对、固执拘泥、自以为是。宋代邢昺的《论语正义》里提到，“常人之情，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孔子却能做到“群众萃聚，和光同尘，而不自异”，表现出博大宽宏的精神境界，彰显了不以个人私见、不戴有色眼镜看人的“无我”态度。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无我”也有解读。他认为，在孔子杜绝的四件事中，最根本的就是“无我”，必须破除一己之私念，方能展现出“无我”的高尚境界。

    道家对“无我”的论述与儒家有近似的思想内核，但具体观点略有差异。《庄子·逍遥游》中“无己”的说法与“无我”近似，指应该排除个人私欲、世俗成见，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万物，顺应事物的本来规律。《庄子·齐物论》中的“非彼无我”，认为私人的观点只是一偏之见，需要否定这种“小成之见”，才能突破个人的局限性，抵达更高明的境界。

    “无我”表现在实际政治行动中，就是要摒弃个人欲望，以大公无私的精神治理国家。滕文公曾向孟子请教治国方略，孟子指出最重要的是“民事”，令人民生活富足，精神充实，鼓励滕文公实行仁政。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评论说，孟子的意见代表了“圣贤至公无我之心”，即以无我、无私之精神，服务于追求公益、公正的事业。道家经典《道德经》第四十九章中，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在老子看来，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意志，而是以百姓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圣人立于天下，要收敛谨慎，为百姓倾尽全部身心。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公开论述传统政治思想对当代治国理政实践的借鉴意义，通过对“无我”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习总书记高远的精神境界和深厚的为民情怀。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情怀、大同理想、奉献精神、“无我”观念等，也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治理实践的不断发展，发挥出超越时代的文化魅力和现实价值。

（摘编自苏爱萍《“无我”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