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舞鱼龙灯的习俗在我国历史悠久。在我国古代文献、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均可以找到关于鱼灯的记载。东汉张衡《西京赋》中有关于鱼化龙、龙化鱼的记载，两千多年前，在西汉京都长安，鱼灯、龙灯及鱼龙文艺已盛极一时。南朝粱元帝萧绎《对灯赋》中也有“本知龙灯应无偶，复讶鱼灯有旧名”，对元宵夜抢眼夺目的龙灯、鱼灯称赞有加。宋朝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中生动再现了通宵达旦舞鱼龙灯的盛况，体现了鱼龙舞在花灯表演中所担负的重要角色。

    那么，究竟什么是鱼龙舞呢？鱼龙舞是鱼灯和龙灯混合表演的舞蹈。鱼龙舞成为古代节日文化重要的表演习俗，源于古人的崇鲤观念。这一观念可以追溯至六千年前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生动的鱼纹。人们在从事日常的捕鱼生产中，把有关鲤鱼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加以神化，将鲤鱼视为神鱼加以膜拜，并发展到以鱼为图腾的原始巫术舞蹈。这种发轫于巫术的舞蹈对后世鱼龙舞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元宵节表演的鱼龙舞总给人鱼龙相随，鱼龙混杂的印象。宋代《埤雅•释鱼》记载：“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本草纲目》称：“鲤为诸鱼之长，形状可爱，能神变，常飞跃江湖。”清代《辛氏三秦记》记载：“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不上者为鱼，故云曝鲤龙门。”唐朝大诗人李白专门为鲤鱼跳龙门写了﹣首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按照民间传说，凡跳过龙门的鲤鱼即可变成龙，即与《西京赋》中“鱼化龙”的说法相吻合；没有跳过龙门的鲤鱼“归来伴凡鱼”。也有记载显示，“归来伴凡鱼”的既不是原来的鲤鱼，又不是飞过龙门的飞龙，而是在“鱼化龙”中变异而成的鳌鱼。鳌鱼保持了龙头、龙角、龙须，其身上却布满鱼鳞，保留鱼尾。这一变异在传说故事中是以鲤鱼“偷吞了海里的龙珠”实现的。无论是“鱼化龙”，还是“龙化鱼”，均反映了“鱼龙合一”以及它们之间极为特殊的关系。

    传承至今的鱼灯舞是研究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它们传承千百年而不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分布在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广东梅州的鲤鱼灯舞以及福建莆田的九鲤鱼灯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三地的鱼灯舞和宋代的鱼龙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沙头角鱼灯舞的表演形式以众鱼围绕“神鱼”黄鳢角展开，整个舞蹈呈现了群鱼献祭的主题。舞蹈的重点角色“黄鳢角”即为鳌鱼的化身；梅州的鲤鱼灯舞也被称作“五鲤跳龙门”。五鲤由一雄四雌组成，唯一的一条雄鱼，即为青色的鳌鱼。舞蹈由5位年轻的女子表演，鲤鱼灯舞深受汉代乐舞百戏的影响。莆田的九鲤鱼灯舞在表演时，由9条不同的鱼在龙珠灯的引导下出场。据考证，九鲤鱼灯舞和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无论在舞蹈动作，还是在鱼龙组合上，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鱼灯舞蹈的表现内容、源流和传承发展来看，三种鱼灯舞均呈现了较强的独立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它们与中原古代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中，不断吸收各地方文化的精华，经过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才发展到如今人们在元宵节花灯中所看到的精彩纷呈的鱼龙灯舞。

（摘编自《元宵时节舞鱼灯》，《百科知识》2016.1）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一定会坚决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里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周朝初期的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礼不下庶人”的制度逐步遭到破坏，即后人所说的“礼乐崩坏”，并由此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老子和孔子是推动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兴起的主要代表。老子和孔子以后的庄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在礼乐文化的思潮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周朝“礼乐崩坏”的深刻原因，并系统阐述礼乐文化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史称“百家争鸣”，共同推动了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转型。

    面对西周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的传统以及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作为周朝守藏室之官的老子不能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思考。他将礼乐的核心精神与其道论联系起来，以其道论来解释周朝礼乐的核心精神，同时又以礼乐的核心精神来解释其道论的价值内涵。具体来说，老子一方面继承周朝礼的秩序和质朴的精神，同时继承乐的和谐和宁静的特质，另一方面又以道来给予这种精神和特质以新的解释，因此，以道论来诠释西周礼乐的核心精神，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由此形成其深刻反映礼乐文化精神的道家学说。道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道德经》中。

    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则从具体的礼乐规范中探寻和揭示蕴含于礼乐之中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它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形成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仁道”的思想体系，并将其作为礼乐的理论基础，使礼乐由政治上层的外在规定，变为包括为政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自觉追求。他还删述礼乐文化经典，由此创立儒家学说，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由于出生于礼乐文化最盛的周朝第一封国——鲁国，因而对周朝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情有独钟。他不仅在理论上系统阐述礼乐文化，而且将他所阐述的礼乐文化普及于民众。他开创学习礼乐文化的私学学派，并有弟子三千。他教弟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教），而以礼乐为先。儒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礼记·乐记》及其他相关文献和典籍中。

    道家和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中兴起的两股主要的思想力量。这两股思想力量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甚至世界的思想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和“百家争鸣”的结果表明，“礼崩乐坏”只是周朝封建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礼乐文化的崩溃。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表面上是诸侯僭越、破坏制度，实际上却是社会发生变革，要求礼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经过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不仅彻底改变了“礼不下庶人”的局面，而且经过老子、孔子等诸子子百家的争鸣和解释，礼乐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更进一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因此，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进一步确立了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摘编自刘德喜《礼乐文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黑箱”是控制论中的概念，意为在认识上主体对其内部情况全然不知的对象。“科技黑箱”的含义与此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存贮知识、运行知识的设施或过程，使用者如同面对黑箱，不必打开，也不必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知识，只需按规则操作即可得到预期的结果。例如电脑、手机、摄像机、芯片，以及药品等，可以说，几乎技术的全部中间和最终成果都是科技黑箱。在科技黑箱的生产过程中，科学知识是基础，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则对科学知识进行选择。除此以外，科技黑箱中还整合了大量人文的、社会的知识，并且或多或少渗透了企业文化和理念。这样，在电脑或手机中就集成了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美学，以及对市场的调研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等知识。

    科技黑箱是特殊的传播与共享知识的媒体，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它使得每一个使用者——不仅牛顿，都能直接“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前进。试想，如果要全世界的电脑使用者都透彻掌握电脑的工作原理，掌握芯片上的电子理论，那需要多少时间？知识正是通过科技黑箱这一途径而达到最大限度的共享。如今，计算机天才、黑客的年龄越来越小，神童不断出现，他们未必理解计算机的制作过程就能编写软件、破译密码。每一代新科技黑箱的出现，就为相对“无知识”的年轻一代的崛起与赶超提供了机会。其次，处在相对低端的科技黑箱往往与语境和主体无关，而处于高端的科技黑箱则需满足特定主体在特定场合乃至心理的需要。人们很少能对一把锤子做什么改进，而使用一个月后的电脑则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这就说明，在认识变得简单易行之时，实践变得复杂和重要。最后，当科技为我们打开一扇又一扇门的时候，我们能拒绝它的诱惑不进去吗？而一旦进去，我们的行为能不受制于房间和走道的形状吗？表面上是使用者在支配科技黑箱，然而科技黑箱却正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使用者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使用者被生产方对象化了。值得注意的是，科技黑箱在使科技知识被使用者广泛共享之时，也往往使这部分知识因共享而贬值甚至被人遗忘。那么还要不要学习集成于科技黑箱中已经贬值的科技知识，例如电磁理论、牛顿力学，甚至四则运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技术所构成的平台还有一个历史维度。时至今日，历史上的很多技术已经失传或过时，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技术流传至今，例如中国的针灸，以及散落在各古老民族中的特殊技法等科技黑箱都是如此。这提示我们，对于历史上存在过的知识应予宽容。此外，由于使用者不必从头学起即可操作科技黑箱，于是就可能发生对科技黑箱的滥用。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技黑箱无疑会使得双刃剑的哪一刃都变得更为锋利。

（摘编自吕乃基《行进于世界3的技术》）

“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在历史上，汉字“和”与“合”有相近涵义。唐代学者孔颖达在解释《礼记·郊特牲》时说，“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必须按礼行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应和睦共处、相互合作。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从宇宙观、国际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等，都体现出“和合”理念的精髓。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我们就可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作者：陈秉公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8日）

    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吸收了多种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和手段，融为一体，创造了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以武打为突出特征的武戏，堪称世界剧坛的一朵奇葩，集中而鲜明地体现着戏曲的中华美学特色和独具优势的艺术表现力。

    武戏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京剧形成初期，武戏依然保持着粗犷的古朴之风，注重勇猛、激烈的跌打翻扑，不太讲究造型、做戏。随着剧种的成熟、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特别是作为“武戏文唱”的引领者杨小楼的执着进取，在继承传统武打技术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技巧动作加以美化，增强舞蹈性，另一方面强调基本技术服从剧情和表演的需要，使技巧动作成为一种优美的舞姿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并与唱、念、做结合运用，让武戏得到整体提升，留下许多具有精美观赏价值的经典之作。

    武戏美在哪里？第一层次是“形式感知”。武戏以动作因素为主，演员把握自己的动作，按一定的节奏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通过强与弱、快与慢、刚与柔、动与静的变化，呈现流动和瞬间的美，加上开打、翻跌、下高、打出手等高难度惊险动作的穿插运用，带来的悬念和惊叹，显然更直观，更富于视觉的冲击力。这也是人们被京剧吸引往往从武戏开始，京剧走出国门必带武戏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层次是“同情与共感”。武戏流传至今的优秀剧目，内容大多数弘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如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暴安良、抱打不平的侠义精神，塑造了许多忠臣良将和民间英雄人物，传达的是正能量。即使是反面或性格复杂多面的角色，也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脸谱、神态、身段表演等鲜活地揭示其本来面目，于恶中见美，美中见恶，取得观众的审美认同。

    美是难以被忘记的。京剧艺术博大精深，绚丽多姿，文戏、武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前些年武戏的势弱，出自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除了大众娱乐日趋多元，流行文化的冲击，还有武戏演出对场地、环境的要求严于文戏，造成展示机会较少，多年来在大型演唱会中只能于开头、结尾烘托气氛，难以尽显完整风貌。内因则表现为传承、创新乏力，随着一代技艺精湛的老艺术家先后离去，舞台水准下滑，难以适应新、老观众的审美需求。

    当前，武戏振兴迎来新的良好机遇。以传统为根脉，不仅指具体的戏与技巧，还有前辈艺术家积累的经验和启示。高盛麟先生曾对武戏演员提出“三要”：一要打好基础，意指基本功要规范、扎实、过硬，唱、念、做、打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才能真正体现武戏的整体美；二是演好人物，包括准确把握人物的个性，处理好技术与人物的关系，表演要有真实感，脱离生活和人物的技巧堆积再多，也无美可言；三要跟上时代，了解时代和观众的审美取向，对武戏有所创新，有所丰富。尤其是武戏的新剧创作很少，值得分外重视。

    武戏之美亦中华文化之美。武戏的“精气神”，将会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摘编自刘连群《弘扬武戏之美》，《人民日报》2019年0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