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它由运用竹签作筹码来进行运算的“筹算”演变而来。《老子》中提到“善计者不用筹策”，《孙子》《管子》等著作中也有“算”“筹”二字出现，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筹算已比较普遍。唐代末年，已见筹算乘除法的改进，到宋代产生了筹算的除法歌诀。但由于史料匮乏，珠算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算盘是何人发明也无从考察。

    从现有资料看，“珠算”一词最早见于东汉徐岳《数术记遗》：“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可见东汉已出现了珠算方法及理论。北周甄鸾为此作注说：把木板刻为三部分，上下两部分用于停放游珠，中间部分用于确定算位；每个算位各有五颗珠，上面一颗，作数五，下面四颗，每颗作数一。但这种计算工具与现代算盘形制不同，现在通行的“穿档算盘”，算珠穿在“档”上，可以沿档上下滑动。档中横以梁，通常梁上方每档穿两珠，每珠作数五，梁下方每档穿五珠，每珠作数一。定位后拨动算珠，就可做加减乘除及开乘方等运算。

    “算盘”名称最早见于宋代算书《谢察微算经》，因此可以确定至迟在宋代算盘就已出现。

1921年在河北巨鹿宋人故宅出土的一颗木制算珠，鼓形，中间有孔，与现代算珠相似。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药铺的柜台上有一形似算盘之物，经中日两国珠算专家确认，那就是与现代算盘形制类似的穿档算盘。宋末元初学者刘因的《静修先生文集》里有以“算盘”为题的五绝一首，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引用时谚说：“凡纳婢仆，初来时日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日算盘珠，言拨之则动。”元代谚语把资历渐老的奴婢比作算盘珠，也表明此物当时已很常用。此外，宋代算盘从形制看已较成熟，没有新生事物常有的那种笨拙或粗糙。因此，许多算学家认为，算盘的诞生还可上推到唐代。因为宋以前的五代十国战乱不断，科技文化发展滞缓，算盘诞生的可能性较小；而唐代经济文化发达，需要有新的计算工具，算盘在这时被发明极有可能。珠算因计算工具简便、数理内涵独特而被誉“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元世祖忽必烈时，科学家测定地球公转周期为365.2425天，距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这样精确的计算就是利用珠算完成的。我国研发第一颗原子弹时只有一台计算机，为应付庞大的计算工作，就出现了众多算盘高手齐聚一堂演算原子弹数据的场面，最后的计算结果准确无误。

    但随着计算器、计算机的普及，古老的珠算在当今社会似乎已无用武之地。尽管在韩国、日本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珠算方兴未艾，连美国都要引进珠算作为新文化；但我国学珠算的人却越来越少，算盘也越来越罕见。2013年12月4日，中国珠算项目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评选出“50个最伟大发明”，中国算盘也入选其中，并被评价为“第一批能够提高人类智力的工具之一”。中国珠算心算协会副会长苏金秀认为，看待珠算，不要仅限于其计算功能，而应看到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科学研究证明，珠算心算对幼儿和青少年有开发智力的作用，对特殊儿童有智障补缺与康复的作用，对老年人健脑和延缓衰老也能发挥作用。很多珠算“粉丝”也相信，就像有了飞机、汽车，照样还需要自行车甚至步行一样，珠算与电子计算器并不矛盾，它们各有各的功能，相得益彰。

（摘编自《指尖的文化：算盘的历史》）

中文是世界上最适合电脑应用的文种

毕可生

    之所以说中文是世界上最适合电脑应用的文种首先是因为：中文的词，不论哪种输入法，也无论是单宇词还是多字词，输入码值至多只有三四键，动态输八每词的码值则平均只有三键。但是英文一般常用词汇码值平均在六键以上，动态码值也在五键以上，科技词汇的码值平均更高达十一键以上。这是因为世界上只有中文能进行非全息输入，其他的任何文种只能进行全息输入。第二，世界上的各个文种中只有中文有联想。联想词如果不翻页，就只有一键，加上翻页也不过两键。有人说英文把词根相同的词集合在一起也是联想，其实这和联想毫无关系，与文本的输入速度也毫无关系。第三，英文拼音词与词之间必加一空格，即使不定冠词“a”前后也都要加空格。而中文则无需如此，一篇文章下来，就可以少打数百个甚至成千上万个空格键。这是中文输入的又一优势。

    英文打字讲究盲打，于是一些刻意学习西方的人，在汉字输入上也追求盲打。这实在是不明白两种文字的巨大差别。仍以英文为例（其实欧洲的拼音文字性质都是一样的），英文的词汇总量有四十多万，况且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新增。中文虽有六万多字，但其中大多数都是历史字和废止不用的异体字，现在用到的简体字就是GB2 312字库那6763个汉字，其中常用字只有3500，如果再加上港、澳、台所使用的繁体字，则现在所使用的汉字的总量不过是GBK字库的那两万一千字。而且，现在汉字大量使用的都是用常用汉字合成的双字词或多字词。从理论上说用3500个常用字合成的双字词就可达11 00万（即3500的平方）。所以，无论社会发达到何等程度，只需用常用字合成新词就行了。而如英文等拼音文字，却需不断造出新的拼音词汇，以满足不断创新事物的需要。

     同时，中文所有的文字都具有造字的理据，非常好认好记，所以即使中国的低文化程度的人员通读原文件，也少有什么不认识的新字词，只看一眼原文件就可以记住这一行字或词，也就不需要时时不断看原文件，只需时时注意屏幕的选字框或翻页框，来提高输入速度了。相反拼音文字全无此优势。英文的每个词，如果有前缀的话也只有介词的意思，后缀只表示词性，词根绝大多数全无意义。于是英文的使用人员能认识四万单词就算高水平的文化人了，而要通读原文件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人们在输录时往往需要时时阅读原文件，以了解不认识的新的或其他专业的旧词汇的拼写。再者，英文文件的一横行约有十四五个词，中文文件的一行则约有三十个字词，况且还都是熟字。这就是英文这种拼音文字输入时要时时看原文件，不得不进行盲打的原因。

    中国自从王永民先生五笔输入法发明以来，不仅比王云五的十种笔划少了一半，而且一百三十多个部件的键位排列也有序多了。现在王码更将汉字进行了数字化。用王码的五种笔划组合在小键盘上就能敲打出汉字，只用一只手就可以完成成篇汉字输入，既好学又好用。同时，汉字完全变成五进制的数字化组合，这不但解决了汉字的数字化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汉字检索的大问题。另外，即使不学任何输入法，只在手写板上书写汉字，因为汉字有联想，那整篇汉字输入速度也是很快的。

    中文在电脑时代本身就存在不可否认和无法超越的优势，如果再能解决上世纪人为造成的繁简分裂，找到使用两种字体的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办法，相信这个电脑世纪，中华文明大飞跃的时代必将到来！

                                                 （《汉字文化》2012年第1期有删改）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这种转型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而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魏晋时期儒学开始全面没落，多元化的文化逐渐介入人们的生活。儒家追求的人格是个体绝对服从群体，以群体作为个体价值实现的基础。老庄哲学与佛教相融合兴起的玄学，极力强调个体存在的自由性和独立性，力图打破儒家的束缚，唤醒士人心中潜伏的个体意识。加上魏晋时期社会经历了一次次的大动荡，许多名士死于非命，如何晏、陆机、潘岳、刘琨等人先后被杀，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担忧，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魏晋社会的大动乱带来了人的思想的大解放，第一次大面积引发了士人的个体存在意识。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嵇康的行刑前索奏《广陵散》，王子猷的雪夜访戴安道等特立独行、率真任性的行为，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外在约束的颠覆，是个人的独立存在性的反映。正是这种人格的独立意识，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魏晋时期也是思想最解放，个性最张扬，最有艺术精神的时代。魏晋士人现实理想的遗落深刻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从而转向生活的诗性追求。于是，诗和酒成了魏晋士人的艺术化人生的两个核心内容。诗自不待言，魏晋名士从群体到个人生活都极尽诗意，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诗；酒则从阮籍的饮酒全身远祸到陶渊明的从酒中体悟人生的真谛，获得了特殊的社会意味。魏晋名士群体对诗酒清谈的诗意人生追求是一致的，曹丕与建安七子宴游唱酬的邺下之游，正始名士的竹林之下的优游畅饮，王羲之、谢安等人兰亭流觞的雅意，无不是群体性的诗性追求。个人诗意化的典型也不乏其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闲适固是千古美谈，即使是终身留连仕途的陆机在战败被杀之时也发出“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的感叹，魏晋风度在死亡阴影里也显出了诗意的美丽和悲怆。可贵的是魏晋士人对人生艺术化的追求并不只是士大夫式的吟咏清谈，他们的诗意能落实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陶渊明笔下的草屋、桃李、鸡鸣、狗吠等日常事物融注了冲淡的诗意，即使是艰苦的农耕生活，也有“带月荷锄归”的诗意蕴涵其中，他在晚年衣食堪虞的时候，诗、酒也是不可或缺的。

    魏晋风度的诗性是既空灵又沉重的，谓它空灵是魏晋士人的潇洒通脱，所谓沉重则是指士人任诞简傲行为的背后是对人生的理性思索。阮籍大醉六十日、率意独驾看似通脱的行为，其实是人生无路可走下精神极度苦闷的渲泄。陶渊明的田园诗尽管静穆安闲，但从他三仕三隐的反复中仍可窥见他归隐也有不能忘怀现实的一面，他以隐居田园的诗性方式来表达对宦途的既厌倦又有所留恋遗憾的心态，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选自《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有删改）

    ①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③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摘编自陈鹏举《诗与歌词》）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其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文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发现、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费孝通曾用“熟人社会”剖析文化现象，至今仍能以之一观。熟人社会强调“亲如一家”，如今某些公司也鼓励同事之间互称家人。这来自一种思维惯性：“家人”之间就要不分彼此，不讲界限，尤其是不言利益。其实，真正的熟人社会也讲究权利义务对等，只不过较为复杂隐微。

    “人情往来”源于人际互动和资源交换的需要。社会中总要有一定的分工协作，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必需之事，有的人做这个，有的人做那个，互相之间就需要有交换。交换需等价，要有来有往。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相比，熟人社会的等价交换更为全面和灵活。你给我帮忙出了力气，我可以给你的小孩辅导功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更显人情味。基于对他人的充分了解，有些交换还会考虑到双方的整体情况，家贫的人即便贡献微薄也是一份厚谊。这种灵活度也体现在往来取予的时间跨度，对长相厮守的人来说，君子报恩十年不晚，父债子还也很正常。

    一般说熟人社会“人情复杂”，主要指其表面常常模糊，内里清楚明了。陌生人社会倾向于用金钱价值作为交换的中介——不一定每次都付现钱，但会自动地折算为金钱价值。在熟人社会，人就要摆摆手，说一句“咱俩谁跟谁”，忌讳提“算账”。一旦把以前的人情债都算清楚还明白，就意味着不再来往，一刀两断，谁愿意这样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际交往真的可以模糊界限。“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说法，不仅体现着对等原则，甚至还包含了利息的考虑。如果一个人只接受别人帮忙，自己丝毫不考虑回报，或者回报总是不对等，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孤家寡人，别人避之不及。既懂分寸又说话好听的，被誉为“会做人”。

    既然都遵循等价原则，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在城市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倾向于找陌生人来做事。先不提虚伪世故耗人心神，更有换算标准不一致的难题。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人际交往范围十分有限，经常来往互助的人基本处于同一阶层和同一习俗中。直到三十年前，城市里人要搬家，基本还都是请朋友、同事、老同学等熟人帮忙。忙完了请大家去饭馆“撮一顿”，顺便庆贺了乔迁之喜。如今在大城市里，人们搬家多会去找专业团队，不再求助朋友。这反映着家庭边界的意识更强，更因“人情”已不好估量。同样一个周末，有人闲着无事，有人要加班，加班费也高低不等，有人还要挤出时间陪伴家人。对一天时间消耗的估价已经无法用一套接近的标准来衡量，“人情债”变得更不清楚，也就无法操作。加之人的流动性加大，更少有长相厮守的关系，多次博弈的链条太脆弱，经不起人情债的考验。

    怀念熟人社会的人感叹“如今人与人的距离远了”，古人也常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同一现实还有另一面：人的生活变得更富裕，更多样，也更复杂，以前人情往来的作风已不敷用。人与人之间互信互助的需求没有变，只是转变了形式。当大家都心累了，这个阶段迟早会过去。认清这个趋势，我们大可以卸下被动裹挟、逶迤客套的负担，让人际交往更简洁。正是人际关系的松弛、简洁和包容，让许多年轻人向往大城市——即便过高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让他们叫苦不迭，真正的希望不在“逃离家乡”，而是大城市之外的社会交往也变得更有边界和有弹性。

    事实上，那些人生中最重要的方面，比如亲情、爱情、友谊、美感、信仰……都不能用尺寸刻度去衡量计较。一朝能把利益考虑与亲情友谊分开，我们的情感、体验才会更加纯粹，我们的心灵也才能从计较和虚伪中解脱出来。

（摘编自《社会科学报·<年节时看“人情往来”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