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吧。

    什么是“和谐社会”？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而社会结构是指社会系统的各组成部分或社会体系中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分都紧密联系、互相协调，整个社会才能始终保持有序和谐的状态。所以“和谐社会”就是说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统筹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现代化引起不稳定、现代化伴随着风险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验证，即现代化起飞的阶段是社会结构错动、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风险易发的时期。我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关键的临界点，即进入了社会发展的矛盾凸显时期。这种社会张力的能量逐步蓄积起来，会对社会结构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并在社会结构最薄弱的环节释放出来。而这种无序的社会力量爆发就是社会危机或叫社会风险。

    这十几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并不是各方面完全协调发展的时期。我们的主要精力一度集中在经济建设上，而忽略了各种社会问题，有的人在GDP崇拜下，只讲效率而忽视了公平，甚至以牺牲一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形成了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

    要建设和谐社会，自然涉及执政党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能力。要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提高我们党整合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关系等的能力。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我们党必须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正确引导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尽可能将社会转型的代价降到最低，顺利度过社会发展的阵痛期。

人类“返老还童”不再是梦想

    近日，台湾大学、南开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科学家通过体细胞核移植的方法，成功地从端粒酶杂合缺失的小鼠体细胞中得到端粒延长且具有真正发育多潜能性的多能干细胞。这一成果从实验和理论层面都表明：人类“返老还童”不再是梦想。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发现DNA每复制一轮，末端都将损失一段DNA片段。如果没有补偿机制，DNA在经过万千代复制后，最终将不断缩短甚至消失，从而造成两个后果——衰老和肿瘤。这被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称为“末端复制问题”。此后，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和卡罗尔·格雷德发现，DNA复制时损失的基因片段是端粒，它像一顶安全帽一样，通过自我“牺牲”来保证DNA序列的完整性。通过进一步研究，两位科学家证实，一种被称为“端粒酶”的物质在维持甚至延长端粒长度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布莱克本和格雷德也因发现了端粒酶以及端粒酶保护染色体末端端粒的机理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台湾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教授宋丽英、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林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徐捷合作，利用端粒酶基因杂合缺失的小鼠模型，通过体细胞核移植的方法，成功地得到了端粒显著延长的多能干细胞。在最为严格的多能性检测的四倍体胚胎互补实验中，上述实验得到的多能干细胞被证明是具有真正发育多潜能性的。端粒酶基因杂合缺失的小鼠生育的后代小鼠能够正常繁殖，并未发生早衰迹象。这一实验结果表明端粒酶基因杂合缺失的细胞通过核移植后形成的多能干细胞，能分化发育成身体内任何种类细胞，可用于自身细胞组织修复，并具有安全性。

    据了解，体细胞核移植是目前最主要的体细胞重编程技术手段，最近世界上已有多个实验室通过这一技术有效获得了具有发育分化多潜能性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在核移植过程中，卵子通过表达一些特异因子‘修补’了体细胞核中缺失的端粒酶基因，最终得到的多能干细胞的端粒长度被有效延长，功能得以恢复。”课题组成员、博士研究生郭仁朋表示，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干细胞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应用，造福那些被早衰症等疾病折磨的病人，而且从理论上为人们实现“返老还童”的梦想打开了一扇天窗。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的正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文化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等，但其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中国文化的“天下”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中国文化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一体共生的关系。“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最终都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君子”奉行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君子”在行为模式上追求理欲平衡、天人合一、忠恕包容。以“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张丽娟《“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当代中国青少年最喜爱的20个动漫形象中，19个来自海外。本土动漫形象只有一个“孙悟空”，受调查的青少年对“孟姜女”“田螺姑娘”等民间文学中的人物知之甚少。这是民间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地位失落的又一个缩影。

    民间文学以口头讲述为媒介，近二三十年，书面阅读与数字化体验的迅速普及，湮没了民间文学口头讲述的生活现场。同时，信息社会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是融合创新，受众的审美意识也变得新奇自由，可传统民间文学的审美表达，往往以传承性和群体性为主，其走向衰落似乎是一种必然。

    中华上下五千年，每个时代的民间文学都既反映着历史环境，又彰显出时代背景，同时还承担着文化传承功能，是中华儿女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每一个从自己家乡成长起来的人，都深受家乡风俗影响，从方言和方言所承载的故事、歌谣和谚语中获得了生命之初的情感与意义。

    所以说，民间文学的传承实现了民间社会对文化同源观念的认同，培育了中国人极其重要的乡土意识，而文化同源观念与乡土意识正是中国文化中家国情怀的逻辑前提。从更大的层面讲，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文学，无不殊途同归地反映着民族友好、政治大同、社会和谐的中华文明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分散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群众，正是通过民间文学的形式传承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

    而如今，中国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类型、叙事结构等，均被外来的新的文学系统挤压，尤其儿童成长初期所接受的童话教育几乎全是西方文本——白雪公主替代了田螺姑娘，奥特曼替代了葫芦娃，小红帽替代了阿凡提。面对严峻的传承危机，我们认为亟须采取有效措施以增强民间文学的创新能力和传承能力，使其重新回归日常生活，有效融入当代社会。首先要深度发掘中国民间文学的智慧资源，汲取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教育资源、伦理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理解中国民间文学关于善良、勤劳、奉献、和睦、友爱、正义、协作等价值观的叙事模式，重新建构这些智慧资源的日常生活路径，逐渐增强人们接受本土智慧资源的信心，从而实现让民间文学重回日常生活的目标。其次，在失去原有传承场景的情况下，需要采取新的传承方式。英国的《魔戒》《哈利·波特》、日本的《幽灵公主》《千与千寻》等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进行了有效嫁接，找到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文艺作品的转化路径。今后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对传统民间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尤其要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文化产业有效嫁接起来，那样传统民间文学才能凭借新的载体重新走进当代人的生活。

（摘编自孙正国《留住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