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两岸破冰第一人

    191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的胡秋原，15岁时考入国立武昌大学学习理工，后因加入共青团，主编《武汉评论》，反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而遭受白色恐怖的追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战，被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以及《东南日报》和《香港时报》总主笔，并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创办《祖国》《民主》《政治文化》及《评论》等刊物，宣传全民族抗战。

    1948年，胡秋原当选为国民党政府首届立法委员，1950年去台后仍任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大学教授，独立主办《中华杂志》。胡秋原一生著作等身，达100余种3000余万字。他一生都在为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奔走四方。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海峡两岸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胡秋原力主两岸和平统一。他曾说，台湾和大陆是一个整体，大陆不能没有台湾，没有台湾便失去屏障；台湾不能离开大陆，离开大陆便成了国际孤儿。两岸必须统一在一起，否则两边都要受到损害。他特别强调：台湾想离开大陆搞独立，不但在政治上不可能，在经济上也做不到，如硬要分裂出去，受苦的还是台湾民众。

    1988年4月，胡秋原在台岛发起成立“中华统一联盟”，并被公推为荣誉主席。9月12日，他无视台湾当局“三不”政策，偕夫人敬幼如、长女胡采禾及“统一联盟”代表，由美国旧金山直飞北京，是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后首位赴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

    到达北京的当日，胡秋原就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的亲切接见。胡秋原充满激情地说：“20世纪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民族分裂的状况至今依然存在，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尽快地结束这个不幸。于是，我不管‘三不’不‘三不’，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这里与主席共商国是。”

    之后，胡秋原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演讲，面对数千名师生，他慷慨激昂地说：“祖国大陆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制造原子弹、氢弹和使卫星上天，说明中国人能强；台湾的经济建设，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说明中国人能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很快就可以富强起来。”话音刚落，全场爆发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穿梭于大陆各地参观、访问，宣扬和平统一的主张，刮起了一股“胡秋原旋风”，也惹恼了李登辉。1988年9月21日，也就是胡秋原与邓颖超握手言统一的第六天，李登辉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开除了胡秋原长达50年的国民党党籍。在国民党执政机构中甚至有人叫嚣要“法办”胡秋原。

    面对台岛当局的“法办”闹剧，胡秋原十分坦然，在完成行程逾万公里、长达36天的观光访问后，于10月18日凯旋返台。途经香港，他坦然对记者说：“我是公开去内地，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话也是公开的，我没有得到共产党什么好处，我不过是讲了国共要谈判，两岸要统一，现在我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开除我，我做中国人到底了！我相信没有人再开除我的国籍，我还要尽做中国人的力量。”

    飞机抵达台北机场后，面对数百名欢迎者，胡秋原即席演说，再次强调：“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将来而筹谋。台湾一旦脱离祖国大陆，无论有多么成功，在国际强权环境下，都没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暗淡的。因此，未来只有朝统一发展。”

    1990年5月27日，台湾师范大学为胡秋原举行80寿辰演讲会，时年91岁的陈立夫面对上千名与会者微笑着说：“秋原这个人很勇敢，有浩气，他觉得海峡两岸今天应该讲和，不能再相互攻击，结果，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忽然跑到北京了……”话音刚落，全场立刻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

【相关链接】

①胡秋原（1910-2004）湖北省黄陂人，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生平著作等身，达100多种3000余万字。中国国民党党员，台湾资深立法委员，《中华杂志》发行人，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1989年，美国传记学会将胡秋原列入《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并颁发奖状。2004年5月4日，94岁的胡秋原荣获“中华文艺终身成就奖”。

②胡秋原深受顾炎武“明道教世”精神的影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畏艰险，屡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历经顿挫而矢志不渝。非议和谪贬，都无损于他的风骨。郑学稼先生曾说：“胡秋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谢远笋《胡秋原——大家精要》）

购买美丽华

    一九九三年，李兆基的恒发旗下又添上一间实力潜力具备的公司，那就是美丽华酒店。

    美丽华酒店是何善衡、何添、杨志云、洗为坚等在当年合力创办的。杨志云跟李兆基是多年朋友，在李兆基初到香港后不久，在文成东街的金店银铺做买卖的同时期，杨志云也是金融业内活跃的一员。

    一九八五年，杨志云与冯景禧相继去世，一年之内痛失两位好友，李兆基每每提起来，仍多伤感。

    杨志云一共有五个儿子，在杨志云死后，由长子杨秉正管理美丽华酒店，其余四兄弟都各有发展。兄弟们都有放弃美丽华之想，但他舍不得父亲遗下的事业。

    美丽华集团名下物业，主要是弥敦道用以经营的美丽华大酒店及金巴利道用以收租的美丽华大厦，这两块黄金地皮，前者有三万六千五百五十平方英尺，后者则占地八万五千九百五十平方英尺，可以说大约共有楼面一百六十万平方英尺。

    此外，在蛇口有南海酒店的合营业权和管理权，在广州有广发花园的发展地盘，上海虹桥亦有美丽华花园发展地盘，香港有诺士佛台，翠亨屯酒楼名下生意。

    一九九三年的地产市道高企，弥敦道凯悦酒店对面的写字楼成交价高达过万元一平方英尺。

    以此测算美丽华酒店名下的地产，亦价值一百五十亿元。

    当时，美丽华酒店的股数只有五亿股，如以每股十七元计算，即港币九十多亿元，股价等于资产之六成，是相当便宜的。

    李兆基心上除了这条数之外，也同时忆起了故人好友，感情上他很愿意照顾老朋友的下一代，更不愿意看到杨志云所创办的事业卖到市场上去，有被分拆、化整为零的遭遇。

    于是立即与杨秉正联络，请他上恒基写字楼磋商。

    杨秉正坦白承认杨氏家族有意思出让美丽华酒店的股权，以便能套取现金，让各兄弟的事业发展更有自由度。

    李兆基闻言，诚意地表示很乐意承购，并请对方回去跟家人及杨志云遗孀杨老太商议。

过了不久，长江实业和中信泰富也在部署收购美丽华酒店。

    谁能成功收购，关键仍在杨氏家族的股权之上。杨秉正向李兆基传递一个重要的口讯，就是：杨老太很希望李兆基收购美丽华酒店成功，并且希望李兆基答允在成功收购之后，仍由她的长子杨秉正主管业务。换言之，出让主权而盼望仍有治权，万望李兆基不要把美丽华集团解散重组。

    杨老太的这番心意，李兆基当然明白。

    年轻一代各有志愿，亦各有所成，未可厚非。过分勉强地为保存家族事业而牺牲了他们的自由发展和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不一定是好事。

    但，对上一代人来说，舟经百战，艰难创业，一下子王国解体，自有千般不舍，万种无奈。

    杨志云夫人与李兆基是同一代的人，她盼望这位丈夫生前好友能造就杨家上下两代的心意，实行两全其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故此，李兆基慨然答允。

    长江实业与中信泰富一旦与自己联手收购美丽华，对方是在商言商，公事公办，到时将美丽华改组分拆势所难免，则李兆基又何以自处，何以向故人妻儿作交代呢？

    李兆基这番为难，不能向外人倾吐。

    于是李兆基只嘱咐林高演，争取成功收购美丽华。

    于是在六月十七日下午六时，恒发与美丽华就达成协议，准备签定协议。

    除了杨秉贤之外，杨志云夫人率领四位儿子，对代表李兆基的林高演说：“杨氏家族要出售的股份应该是价高者得。但是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因四哥和先夫是好朋友，杨志云在世之时一直是恒基兆业的董事，有了这层渊源，就算是收购价一样，我也会毫无考虑地卖给四哥。”

    两代交情，三十年友好，杨志云夫人就这样意简言深把杨氏家族所持的美丽华集团的股权交托到老朋友手上去。

    完成是项交易手续，已是午夜。

    习惯了在夜深人静时仍然思考问题、埋首苦干的李兆基，在他麦当劳道惠苑的公寓书房内接到林高演完成使命的报告，他轻轻的放下电话，移步回房，默默地俯瞰着瑰丽如宝光流转的本市晚色，这位名成利就的香江大亨有着无穷的思念，无尽的感触，无言的叹息。

    思念的是已逝去的友人，和把臂同游、把盏共欢的知己畅叙日子。

    感触的是十年人事几番新，从前，谁也想不到会有今日，世事难料，谁又敢说明天会怎么样？

    叹息的是人生的成败得失所牵引起的喜怒哀乐，局外人如何可以猜想得到？

叶嘉莹：传承古典诗词之美

王若安

    夜凉如水，天津南开大学马蹄湖内荷花早已残败，湖畔的主楼报告厅里却传出咏“莲”之声。吟诵诗词的正是90岁高龄的诗者叶嘉莹先生。南开大学百余名学子济济一堂，将报告厅挤得水泄不通，就是为一睹叶先生的风采。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4岁时，父母就开始教她背诵古诗，认识汉字，6岁就随家庭教师读《论语》，这为叶嘉莹终生结缘古典诗词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17岁时考入辅仁大学，她师从顾随先生，得到了恩师的赏识。顾随先生也成了叶嘉莹一生所敬仰的偶像。顾先生希望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而叶嘉莹做到了。

    从小饱读诗书又工于诗词曲赋，没有人会否认她是一个才女，除了她自己。“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尤其这些莫名其妙的‘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自己以为是才女，而且还修饰打扮，我对于这样的女子并不欣赏。”

    叶嘉莹一再强调，她是一个穿裙子的“士”。她说她从来没有过对爱情的憧憬，因为“那是最无聊的事情”，而幽闺自怜更是肤浅，“我不是一个总找人家怜爱的女子，我不需要”。用她女儿的话说：“我的母亲跟古典诗词谈了一辈子的恋爱。”

    叶嘉莹的一生多磨难，“我平生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她如是说。17岁时，她的父亲因“七七事变”随国民政府南迁，跟家里中断了联系。同年，她的母亲因患癌症不幸去世。随后她跟伯父伯母一起生活。在沦陷区，生活艰苦。在丧母的悲痛中，叶嘉莹反而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上世纪40年代末，叶嘉莹赴南方结婚，离开了故乡北平。不久就因国内形势变化，随丈夫去了台湾，谁知一去故土便是祸难加身，流离多年。1949年12月，叶嘉莹的丈夫因白色恐怖被捕。次年夏，她也因白色恐怖被捕，不得不携着尚未断奶的女儿一同人狱。所幸不久即获释，在台南一所私立女中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

    三年后，叶嘉莹的丈夫获释，她经人介绍进入台湾大学教书。那时她长女不过5岁，幼女刚出生。丈夫性情大变，生计的压迫、身体与精神的磨难，让她心存悲凉。但她在讲学时从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忧苦，用她一贯和悦的风度，精神饱满地讲课。如此，坚持了几十年。直到现在90高龄的她还是站着讲课，从不坐下。

    就在她历尽了人生的悲哀苦难，满以为幸福的大门即将临近之时，迟暮之年的一场飞来横祸又夺走了她的爱女和女婿。她坦言此生于她再无幸福，丧女之痛，悲痛欲绝。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是她写的《哭女诗》十首中的一首。但她并未沉溺于哀伤，她想起顾随先生的两句话：“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经历世事无常，痛极以后才有了彻底的参悟。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谁能比她体会更深？

    “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她说自己“好为人师”，天生教书的料。无论在哪里，叶嘉莹都离不开教学。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她有着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她对学生说：“诗歌里面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正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老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九十华诞的时候，温家宝致信祝贺，并在信中称赞道：您的心灵是纯净的，您的志向是高尚的，您的诗词给入以力量，您自己多难、真实和审美的一生将教育后人。

在古典诗词的世界里，叶嘉莹就是永远的女神。

（选自《文史博览人物》2015年第11期）

链接1：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双双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选自《汉学家叶嘉莹》）

链接2：17岁时母亲去世、并不幸福的婚姻、遭遇台湾“白色恐怖”、独自养家、被迫居留加拿大、大女儿及女婿双双车祸身亡……谈及这一生历经的忧患劫波，叶嘉莹从不回避，她说自己向来不是一个悲观的人。（选自《叶嘉莹：我是一个穿裙子的中国“士”》）

链接3：我不知道叶嘉莹算不算一个强者，但我知道她肯定不弱，她很韧，甚至有点倔。采访中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古典文化的冲击，她由古及今把中国人的盲从跟风批了一番，“中国人常常这样子，一窝蜂过犹不及，听风就是雨，非常感情用事”，严辞质问“中国人怎么这么没理性？”

（选自《叶嘉莹：我是一个穿裙子的中国“士”》）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拳，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设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一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映落自信的谷底的时刻，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若“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遂闭门著书立说。

    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

    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家人将钱穆骨灰撒入茫茫太湖，以示其魂兮归来。

    2009年8月8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逸、秀雅，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绘画史上的悲剧意识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等等，他们的作品，或线条匀停紧挺，或设色富丽谐洽，或神貌逼真鲜明，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总的说来，他们所画的人物与他们自身的生命激情未必有密切的血缘关联。他们强调传神，但主要是很传神地在描绘着一种异己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场面。有没有可能，让艺术家全身心的苦恼、焦灼、挣扎，痴狂在画幅中燃烧，人们可以立即从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本人，并且从根本上认识他们，就像欧洲人认识拉斐尔、罗丹和梵高？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历代画展，我在已经看得十分疲倦的情况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图，精神陡然一震。后来又见到过他的《墨牡丹》《黄甲图》《月竹》，以及我很喜欢的《杂花图长卷》。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又洒泼的墨色与线条，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驯和无奈。

    徐渭遭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多了一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一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象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比朱耷小十几岁的原济也是明皇室后裔，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他与朱耷都是金枝玉叶老遗民。他虽与朱耷很要好，心理状态却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没有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更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触，悲剧意识有所泛化。但是，当这种悲剧意识泛化到他的山水笔墨中时，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风格也就蔚成气候。沉郁苍茫，奇险奔放，满眼躁动，满耳流荡，这就使他与朱耷等人一起与当时一度成为正统的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潮流形成鲜明对照，构成了很强大的时代性冲撞。有他们在，不仅是四王，其他中国绘画史上种种保守、因袭、精雅、空洞的画风都成了一种萎弱的存在，一对比，在总体上显得平庸。

    徐渭、朱耷、原济这些人，对后来著名的扬州八怪影响极大，再后来又滋养了吴昌硕和齐白石等现代画家。中国画的一个新生代的承续系列，就这样构建起来了。

“大道行健”黄会林

鲁博林

    1934年寒冬。一个名叫“慧麟”的女孩出生在天津，名字里就透出一股子隽秀儒雅的门庭气息。黄氏祖籍，在“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江西吉安，一门出过不少栋梁之材。

    慧麟降生之际，偌大的中国正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民生凋敝。慧麟的童年在颠沛中度过的：6岁时，因父母离异，她随母亲移居上海；10岁之际，因祖母的严命，重返天津父亲家；11岁那年抗战胜利，她被父亲带到北平念书；北平解放前夕，又同全家一起搬回上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安定在首都北京。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保家卫国”口号的鼓动下，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当时的她正在念初三，所在的班级报名之踊跃，竟无一缺席。最后，共有4人被批准参军，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戴眼镜的小丫头”——由于名字笔画太多，不易书写，她被指导员改名为“会林”。之后，黄会林便随同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拔入朝。

    1953年，板门店谈判落幕，朝鲜战争结束。一个潜伏已久的念头在黄会林的内心逐渐苏醒：要读书！“一想到能够再次读书，我高兴极了。”相较于调入文工团或从事文职工作，求知若渴的黄会林选择了继续深造。擅长文科的她，顺利考上北师大。20世纪50年代的北师大可谓大师云集，文气浩荡。名家之风也让黄会林如饮甘泉醴酪，如蒙醍醐灌顶。毕业后听从组织安排提前留校任教。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有协助爱人绍武创作电影剧本《梅岭星火》和多幕话剧《故都春晓》等经历，黄会林虽仍在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重点却转向了戏剧。

    身为教师，黄会林最大的创举是别出心裁的教学“革命”。在她的课堂上，学生可免去论文，以剧本作为期末答卷。她和老伴绍武一起带领学生们搞创作，重实践，自导自演原创剧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潮遍地的校园里刮起了一股清新的戏剧之风。正是从那时起，北国剧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话剧百年史上首个载入史册的当代学生业余演剧社团。

    十年弹指，黄会林没有停歇，她和绍武亲率北国剧社“东征西讨”，陆续排演了诸多大家名剧，并自创《教育世家》等佳作，让北国之名愈加响亮。曹禺当年曾亲为题词“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赠予北国诸君。如今故人不在，韶华渐逝，燃烧在黄会林内心的那股青春之焰却从未止息。这把火，点燃了三十年相承的北国剧魂，也点亮了她自己的一生。

    在黄会林的字典里，似乎从未有一刻出现过“疲惫”和“休止”这样的字眼。20世纪90年代她退休前夕。当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就此偃旗息鼓、功成身退之时，她却“乘长风破万里浪”，重新开拓出一片流光溢彩的新大陆。重振艺术系的过程，无异于平地起高楼；创建影视学科，更是要从无到有定章制典。为了突出自家特色，黄会林和同事们把培养“头脑型”人才作为目标，以此区别于输出“工匠”“艺匠”的专业技术院校。此外，对传统文化的强调，也成为黄氏一门的“金字招牌”。

    荣誉等身，名望若此，她本可以金玉满堂，乐享鸿福——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黄会林，却和以往一样：简单，朴素，低调示人。

    十年过去，黄会林和老伴绍武依然居住在师大校园一幢老旧的公寓楼里。家里空间不大，却堆满数十年的旧物。离休后的绍武喜好在家读书，埋头辛勤投入文学创作。唯黄会林依旧每日奔忙，风尘仆仆，老伴则给她挡风洗尘、保驾护航。这是生活中的黄会林。匆忙却从容，质朴而优雅。

    唐刘禹锡《陋室铭》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如是八字，用来形容心怀天下奔走不息的黄会林和她那方不大的“斗室”，正是恰如其分。她一生好墨宝，家中各处都能看见当年的老友和师长留下的手迹。她的书房中，有一张唐弢先生当年题写相赠的诗文，上书：“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购得清河书一卷，古人与我语衷曲。”

    回首往事，黄会林很少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从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对于一直行健不息的她而言，影视是坚据的城堡，戏剧是从影的摆渡，文学是卅年的故交，底色更有一抹沙场的鲜红。由武及文，经文入戏，借戏从影，照影化人。

（选自2016.03.24《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