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景仰之人物——张謇

    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1894年，41岁的张謇终于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在政治上大干一场时，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謇不顾自身安危，向慈禧太后进言，应购洋炮、买军舰、练新军，进行备战，建议慈禧太后削减六十大寿庆典的银两，以资军用。慈禧太后大怒，差点把他的“顶戴”给摘了。国难当头，朝廷腐败，张謇认为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应当为国家做点实事，而不是写一些策论文章。于是他主动放弃高官厚禄，明确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他决定回家乡南通创办实业。

    张謇常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这种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在他兴办实业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大清当时从国外进口最多的就是棉铁，仅这两项，每年2亿两白银，比什么赔款都厉害。因此决定办纺织业来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鉴于洋务运动以来大批贪官污吏从官办企业中聚敛私财，张謇又细致研究了欧美列强藏富于民的富国之策，他恳请两江总督张之洞让纱厂由原来的官办改为民间绅商自营，采取股份制，吸引商人入股，并采用土地入股的方法来缓解建厂购地的资金压力。选择厂址上，针对去上海建厂的主张，张謇力陈南通唐闸镇的近江滩涂是办厂的好地段：其一，滩涂地价低廉；其二，厂址周围村镇众多；其三，唐闸镇周边就是产棉区，原料可以就近取材；其四，此处濒临长江，周围河流纵横，水陆交通便捷。事实证明张謇的见解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为了解决原料供应问题，张謇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招募农场工人，设置董事会。他的好友王怀咏说，张謇虽从未出过国门，竟能使用西人的公司制来经营企业，这在中国是前无古人之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在南通建立了一个现代化工业体系，全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业。他利用《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为纱厂取名为“大生”，在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彰显救济民生之愿。

    为了培养科学等方面的人才，张謇他又积极兴建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就是他所创办，今日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河海大学的前身也都与他有关。他建立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还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他带领民众，对南通的旧城进行合理的改造，完善公共设施和发展商业金融、娱乐休闲、餐饮旅馆等服务业；在南通新城区，他开拓城市的发展空间，重视景观打造——修建了五个公园，美化了城市环境。使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城镇成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商埠和文化中心，张謇的名字与南通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一方山水。

    张謇一生创造了巨大财富，而他给自己取号叫“啬翁”。他常说一句话：“该用者，为大众用者，虽千万不足惜；自用者，消耗者，一文钱也须考虑，也许节省。”他的一双袜子缝补过七八次还舍不得扔，十几年中只做过两件长袍。一次，他在纱厂车间巡视时，看见一个纱工随手将两张纸扔在地上，他连忙捡起来，用手抹平，递给身后的襄理。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不能产生利润的公共事业上，有记录的就有白银150多万两。

    1922年，在北京、上海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评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他70岁。也正是这一年，棉纺织业危机，张謇寻求国内外资金支持不成，“大生”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状元告别仕途之后的兴国之梦。1926年，张謇辞世。

（摘编自曹靖生《张謇奋斗史》）

相关链接①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接近5万人。通扬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当年国外发行的中国地图，许多大城市都没被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摘自《南通县图志》）②张謇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摘自胡适《南通张謇传记序》）

唯一的老舍

毛志成

①在谈论老舍时，我不想局限在老舍的业绩中。认识老舍，如果只将他视为作家、文学家、语言大师等等，那也只是从“文格”的角度认识了老舍，而淡化了他的“人格”质量。老舍一生的活动，文化、文学只是他的一个关注点，事实上，他始终全方位予以关注的是社会命运——特别是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也包括对中国“国民性”的透视和扫描。老舍是中华民族广袤而平凡的文化土壤上挺立起的一株耐苦大树，虽不夺目地高耸，但他立足于向社会和民众植根，伸枝，展叶，释氧，兼之增色添美。老舍的作品，无论是发轫之作的《老张的哲学》，还是代表作《骆驼祥子》、《正红旗下》，以及立身之作《四世同堂》、《茶馆》，无不昭示他是一位与中国民众息息相关，将文化功利与社会功利融为一体，而且个人命运与时代的总体命运互为形影的，必将永远使历史不能忘记的民魂式的作家。

    ②老舍在人性品格上首先是好人，是善人，他很少骂人，倒是尽量多地助人、济人，反右时有人当了右派，老舍一有机会照例请他们在小饭馆中吃一顿饭，于“莫谈国事”之外也尽量给这些“另册”人士多一点温暖。

    ③老舍绝不是生活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上的贵族。从他以“旗人”名义出生的那天起，就饱受贫困、压抑。但有人依据老舍的出身，将他定为“穷人”，有的甚而喻为农民，这样的比附，在见解上其实也是很粗俗的，乃至是大谬的．泛义上的穷人，特别是彻底式的穷人——即德穷、财穷、智穷、文穷的群落，是不会从中诞生出老舍的。老舍的“旗人”裔脉，老舍的基督意识，老舍的求学欲望和从教、从文意趣，都使他大大有别于一般性的穷人。 

    ④老舍一生的“急就篇”式的作品很多，占了很大比重，但他的“急就”，是急于国事、民事。“国家不幸诗家幸”（清赵冀语），诗家的“幸”不是指幸福，而是指活跃。文化人在国难期间的创作活跃，必然是与“及时”同义的。爱国爱民之心驱使他往往愤然疾书，匆匆命笔。舍弃个人虚誉，不做“逸士”，而与国家命运、民族疾苦同呼吸，这就是高品位文化人的基本品格。

    ⑤以老舍的宽容通达，兼之常有自悲心态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惯性，人们有理由做出一种推测：老舍会逆来顺受，苟安乱世，但这种推测是对老舍的不深知。老舍的脸常常是笑呵呵的，但老舍的骨头是坚硬的。他可以受辱，但不能自辱!

    ⑥老舍之死，可以认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却不能否认它的必然性。那是个扑灭良心、扼杀正义、粉碎文化的年代。倘若老舍永远地、固执地维护自己的善恶观、美丑观、是非观，并要始终渴望举起善人的旗帜、善事旗帜，到头来时代的恶化已经趋于惯性化而又势必趋于极端化，连他本人无论如何忍辱负重、谦恭处世也无法做到委曲求全的时候，命运给他的终极安排只能是向世界告别

    ⑦反刍老舍，就是反刍一个时代。但愿我们此后百年千年从这样的反刍中，汲取老舍的宝贵营养——中国文人、中国作家，人格毕竟重于文格。用一句名言作结语，就是：多么出色的卓人也有过卑怯的时候，但卓人之所以是卓人，就在于他尽可能和最终不向卑怯低头！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菌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在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他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稻香世家”的读书哲学

孟宪实

    冯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出身，后来他自己称之为“稻香世家”。因为家贫，总是要借债交学费，经常面临辍学危机。为了抵御贫穷，即使年龄小，他也知道拼命劳动。

     1937年，冯先生小学毕业，学校因为日本入侵，停办了。此后四年的辍学时间，他一边劳动，一边自由阅读，读书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一本《三国演义》读了好多遍，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于是故事读完读诗词，诗词读完读点评。少年劳动者，被书中的字句所吸引，思想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身边的现实世界是苦难的叠加，满是劳累、辛苦和亡国奴的滋味，身上担子沉重，但书中的世界是美好的、诗意的，令人心生向往。读书成了慰藉，成了享受，读书在生活之上搭起精神瞭望台。

    就这样，冯先生在劳动之余拼命读书，割草、挖泥、种地、放羊，他竟然都带着书，有空就读。特别是夜晚，那是冯先生完整的阅读时间。《水浒传》《西厢记》《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诗源》《陶庵梦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阅读的。这个时期，冯先生还开始了绘画，照着《芥子园画谱》描就是他最初的功课。

冯先生17岁的时候，才有机会读初中，初中毕业的时候，冯先生已经开始在无锡的报纸上发表作品，有诗词有散文，这对当时那个“文艺青年”无疑是巨大鼓舞。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先生还有过一年的苏州美专的学习经历，后来因为美专搬回苏州而再次失学。这个时期的冯先生，已经能够依靠教书生存，苦学正在给他的人生带来改变。读书作文，让冯先生迈向新的人生高度。

    冯先生真正进入做学问的状态，是步入无锡国专之后。导师的学术引领，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他至今记得国专的很多课程，比如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和《杜甫》课，声情并茂的朗诵之外，就是各家观点的详细征引，自己的结论一定是在比较各种资料之后才能得出。王蘧常先生讲《庄子》，一个学期没有完成《逍遥游》一篇，但感觉却是惊人的，因为学生们真正体会到学问的深刻和博大。还有童书业讲《秦汉史》，所有的史料几乎都能背出来，让人看到了学问的境界，真是山外青山。没有证据，就没有结论，不穷尽资料，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学术真理，就是在无锡国专的时期深入冯先生的心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他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很多年以后，在为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作序时，冯先生总结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冯先生至今听不得任何人的抽泣之声，因为早年他常常在母亲的抽泣中醒来。明天的粮食又没有着落，母亲躲在厨房里，独自一人难过。年幼的冯先生，心中不免一阵阵彻骨的疼痛。冯先生记得很多恩人的名字，在家里无米下锅的时候，他们送来了宝贵的南瓜。冯先生一直喜欢南瓜，旅行所到之处，如果遇到南瓜，他常常流连不已。在他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南瓜，读书间歇，抬头就能看到。他的书斋号为“瓜饭楼”，是刘海粟为他撰写的，为的就是纪念“以瓜当饭”的岁月。

    冯先生从苦难岁月走来，他不愿意忘记那些苦难，甚至有点“感恩”的念头。其实，让冯先生获得个人解放的是苦学，因此冯先生一直提倡自学，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总是充满同情理解并全力支持。苦难不是动力，克服苦难的精神才是动力，人生难免遇风雨，怕的是缺乏抗击风雨的精神。

（选自201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我又穿越米兰、罗布泊、三陇沙入玉门关，查实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我还经历了前后二十年的时间，查证了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历史真相。我的学术道路，是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作定论。

——冯其庸九十又三于瓜饭楼

国药大师——金世元

    “博学”是所有和金世元接触过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只要是涉及中药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实践经验，他都能一一解答，因此许多人都尊称他为“国药泰斗”。

    金世元，1926年12月出生于北京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时，父亲送他去了一家私塾读了七年的国学经典。

    1940年2月，14岁的金世元到北京药庄当学徒。做学徒的当年，金世元便开始学“炒药”。一口大铁锅放到灶上，底下柴火一烧，烟熏得眼睛不停地流泪，手上烫起泡是常有的事。“炒药”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炒姜炭了。炒姜炭既要忍受火烤，还要忍受呛嗓子的强烈刺激。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很多黄烟，并带着一股强烈的姜辣的刺激味道，让人涕泪俱下，就连流的汗都是黄色的；等到姜炒成黑炭冒黑烟时，脸上、身上流的汗水全都是黑的。学徒三年，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晚上还要看药书，背《汤头歌》、《四百味》。三年学徒，金世元脏活累活抢着干，且虚心求教、认真观察、处处留意，不仅了解了诸如饮片炮制、成药制作等中药制药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一些中药制药的特殊技巧和方法。当然他也记住了老师傅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是做学徒的当年，他被选送到北京市中药讲习所系统学习中医药学知识。白天在药庄干活，晚上徒步往返20多里到讲习所，师从中医名宿汪逢春、赵树屏等。两年时间他风雨无阻，准时到讲习所专心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并刻苦攻读中医典籍，这为他从事中药事业、钻研中药学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7年金世元以优异成绩通过中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中医师营业执照。他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放弃开业行医，继续从事自己的中药事业。

    1961年金世元调入北京卫生学校，创建中药专业。他亲自选编教材，主讲中药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文革”期间，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他白天干农活，晚上写书，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29万字的《中成药的合理使用》一书，为指导临床中医正确辨证用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世元，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唯一的中药学指导老师，2012年与王水炎院士合作担任“医药圆融”导师，2013年被遴选为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作为一名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技术之前，他首先要求学生树医德，守药德，并让学生将此作为从事中药工作的基础。他还注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医药文化。从教50余年，金世元桃李满天下，硕果结四方。

    1985至1990年间，金世元根据自己多年临床应用的有效处方成功研发出“射麻口服液”，不久又与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合作，将著名中成药“乌鸡白凤丸”以新工艺研制成口服液剂型，两种药均被卫生部审核批准投产供应市场。

    1995年至1998年，金世元被聘为中药鉴定专家，参与全国中药材市场整顿工作。他以精湛的鉴别技能和丰富的炮制经验对制售伪劣药材和违反炮制规程的行为予以当面揭穿，为净化、规范中药市场，保障百姓用药安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药品质量，金世元几乎走遍了全国主要的中药材基地，在考察中还对各地中药材栽培进行技术指导。为了提高药商的药材鉴别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伪劣药材对人体的危害，金世元还为各地的药商们讲授药材的鉴别知识。为了把自己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毫不保留地传给后人，金世元先后主编了专业著作30余部，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到2017年，金世元已经从事中药工作77年了。在这77年的风风雨雨中，金世元为中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也获得了党和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炮制技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基本药物评审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回眸自己的一生，金世元感触良多：中药是大自然的精华，人也必须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人与中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关系；药如人生，中药不仅能治病，制药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教人、育人。

（选自三户町的《国药大师——金世元》，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现在呢，主要就是带学生。带学生，有四句话的嘱言：“热爱中药事业，恪守职业道德，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优秀精华。”我们中药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的顾客是病人，病人吃药并不只是解决痛苦，更是抢救生命。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说做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德。

工作七十七年，我没有过念头要改行，选择了这项工作，我就志笃意坚。

（摘编自金世元在《开讲啦》第216期的励志演讲）

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离家出走，流浪生活。这使她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沦落为流浪者、穷人，进而构成为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萧红就把她的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萧红与文学史上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右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等人也有根本的不同。废名笔下的中国农村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比如张爱玲，在她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的淦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同时，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

    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生机勃发。鲁迅曾经为《生死场》作序，赞赏作者的描写的细致、明丽和新鲜。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作“不是以精细见长的史诗”。他认为作者把一种女性的纤细感觉与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相结合，在女性作家中是独创的。

萧红同聂绀弩谈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不承认小说有所谓“范式”或者“顶峰”，不同意对她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的批评意见。她坚持自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摘编自林贤治《回首看萧红》）

相关链接：①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②《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刘勇《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