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  河

[希腊]安东尼斯·萨马拉基斯

命令很明确：禁止下河洗澡！同时规定沿岸200公尺内任何人不得擅入。

    大约3周之前，他们来到河岸这边停顿下来，对岸就是敌军——通常被称之为“那边的人”。

河两岸的纵深处尽是茂密的丛林，林子里驻扎着敌对双方的部队。据情报，那边有两个营，但他们并未发动攻势。谁知道眼下他们正打着什么鬼算盘。与此同时，双方都派出哨兵隐蔽在两岸的密林里，戒备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情况。

记得他们初抵此地时，还是春寒料峭。然而几天前却突然放晴，现在竟是明媚和煦的春天了！

第一个潜下界河的是位中士。一天早晨他偷偷溜了出去，跳入水中。不久当他爬回此岸时，肋下已中了两弹，后来只活了几个小时。

翌日，又是两个士兵下去了。没有再能见到他们，只听到几阵机枪的扫射，然后，便是一片沉寂。

此后，司令部就下了那道禁令。

然而，那条河依然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听到潺潺的水声，渴望便从他们心底油然而生。两年半的野战生活已使他们变得蓬头垢面，邋里邋遢。在这两年半里他们享受不到一丝的快乐。而此时他们却邂逅了这条河……

   “这该死的命令！”那天夜里他忿忿地诅咒道。

这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远处，滔滔河水依稀可闻，令他难以安适。

对，明天要去，他一定要去——让那禁令见鬼去吧！

士兵们都在酣睡，最后，他也渐入梦乡。梦中，他似乎看到了它——一条河那河就在他的面前，期待着他。他站在岸边，脱光了衣服，正欲跃入水中。就在此刻，那条河竟然变成了他的恋人——一个胴体黝黑、年轻健美的姑娘，她正待他奔来——突然，一只无形的手却紧紧攫住了他的后颈！

这是一场噩梦。醒来时已精疲力竭，幸好天还未放亮……

他终于站到河边。他注视这条河，它的确存在着！一连几个小时他都在担心，这只是一种想象，抑或只是大兵们的一种普遍的幻觉。

天气多好啊！他把衣服和枪靠放在树干旁，纵身跳入水中，承受了两年半的折磨，他那迄今还留有两道弹痕的躯体，顿时化作了另一个人。无形中，仿佛有一只拿着海绵的手抚过他的全身，为他抹去这两年半中留下的一切印迹。

他时而仰泳，时而匐泳。他顺流漂浮，又长时间地潜入水中……当兵的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孩子——他毕竟只有23岁。

    左右两岸，鸟群在自由飞翔，有时它们盘旋在他的头顶，和他亲昵地打招呼。

少顷，顺流漂下的一根树干出现在他的前方。他一个长潜试图抓住树干。他真的抓住了！就在他浮出水面的刹那间，他发现约在30公尺开外的前方有一个脑袋。

他停下来，想看得清楚些。那另一个游泳者也停了下来。他们彼此默默注视着。

他立刻回过神来，恢复到原来的自己——一个经历过两年半炮火洗礼、荣获过十字勋章的士兵。

他不知道对面的家伙是自己人还是那边的人。他怎么认得出来呢？只凭一个脑袋？

几分钟的时间两人在水中一动不动。一个响亮的喷嚏打破了死一样的寂静，是他打的，而且像往常一样大声咒骂了一句。那个人掉转身去很快游向对岸，他亦飞速向岸边游回。他先行出水，狂奔到那棵树下，一把抓起枪。还好，那个人刚刚爬出水面。

他举起枪，瞄准。要击中对面那人的脑袋实在太简单了。20米开外奔跑着的一丝不挂的人体，是一个很容易击中的靶子。

突然，他觉得自己无法扣动扳机。对方那人在彼岸，赤条条的像刚从娘胎里出来时一般。而自己端枪在岸的这边，同样也赤条条的。

他无论如何开不了枪。两个人都赤裸着！两个赤裸的人，脱掉了国籍，脱掉了姓名，脱掉了卡其布的军装。

他实在无法扣动扳机，他觉得此刻这条恋人般的河未能把他们隔开；相反，却把他们联合在一起了……

随着彼岸的一声枪响，他只是瞥见鸟群被惊起。他应声倒下，先是膝盖跪下，后是平扑在地。

在作品中不朽——纪念李伯安先生

孟会祥

    李伯安先生的画，使我从十几年前看到的第一眼起，就被震撼。这种震撼，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减。2014年5月2日，我收到好友黄天奇先生的短信，他说，这一天是伯安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纪念日。我的心一揪，一种郁结不散的压抑感攫紧了我。

    李伯安先生是河南洛阳人，生于1944年，是20世纪末一位漠视功名、不求闻达、默默耕耘于国画人物之苑的艺术赤子。他广采博纳，融汇中西，大大地丰富了国画人物艺术语言的表现力。他痴情于北方老农，画风老辣而雄放。

    李伯安讷于言辞，平生不惯世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精神和才华才全部集中于艺术。他执意西行，义无反顾地画，先受知于东瀛人西部基夫。西部基夫死后，又受知于作家兼画家冯骥才。李伯安什么也不需要，只欣慰于得到鼓励，便有豪情万丈的创作激情。作为黄河之子，从1988年起，他就将目光转向黄河，用人物画来表现黄河的精神。他起初的设想是画一幅黄河自源头至入海口的长卷，然而一旦动手，方知工程过于巨大，遂将表现内容缩至仅画河源一段。他先后三次奔赴黄河之源，去探寻藏民生活的奥秘和风情。十年艰辛，几易其稿，终于基本完成了这幅高1.9米、长122米的长卷。由于画中的藏民生活在黄河之源，而黄河又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因此该画定名为《走出巴颜喀拉》。

    全画描绘了266个神态各异的藏族人物，分“圣山之灵”、“开光大典”、“朝圣”、“哈达”、“玛尼堆”、“劳作”、“歇息”、“藏戏”、“赛马”、“天路”等十个部分。精彩绝伦的画面，犹如一曲曲气势恢宏的高原生命赞歌。一组组苍茫凝重的艺术形象和浩然大气的节奏安排，寄寓了大河东流去的万古豪情，彪扬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并能够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黄河文明。高昂的立意，恢宏的气象，精湛的刻画，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使《走出巴颜喀拉》当之无愧地跻登中国人物画经典之列。

    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的杰出之处，一为大，一为新。通常，中国艺术长于短章，缺少宏大叙事；长于闲逸轻灵，短于深厚壮丽。《走出巴颜喀拉》深厚的人文背景是黄河与五十六个民族吾土吾民的历史与精神。李伯安借助对藏族人物的刻画，唤醒了人们久已尘封的宗教般的情愫，庄严而又肃穆。建立在素描基础上的准确造型，与刻符、岩画、雕塑、舞蹈等原始艺术融会贯通，三代秦汉的民族血气，顿还旧观。其人物面部表情的处理细腻精到，而衣着、场景又大笔渲染，整个画面工细到极致，又写意到极致，似有笔有墨，又似无笔无墨，中西交汇，法度全新，现代美术的瑰丽，在此呈现。

    毫不夸张地说，如此史诗般的作品，李伯安之前没有，李伯安身后至今没有。有的评论家把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与蒋兆和的《流民图》相提并论，良有以也。

    1998年5月2日，李伯安猝然倒在这幅长卷之前。像《红楼梦》伟大的残缺一样，《走出巴颜喀拉》的第十部分只是草稿。为了心中的艺术，李伯安把自己完完全全融进了巴颜喀拉那漫天皆白寥廓无垠的圣境…… 想李伯安先生一生郁郁，乐荣有限，而天地不仁，偏偏不假其年！在世之时，魂牵梦萦的是画；撒手之际，恋恋不舍的也是画。他将灵魂熔铸于画中，升华于画中，他也在作品中不朽！

    冯骥才这样评价他：“在中国画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度上，站着一个巨人。今天的人更多是认定他的艺术成就，而将来的人一定会更加看重他的历史功绩。因为只有后世之人，才能感受到这种深远而永恒的震撼。”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09期）

【相关链接】①李伯安，郑州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曾任小学教师、工厂美工，1975年后在河南人民出版社、黄河文艺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任编辑。擅长人物画。②李伯安生前很低调。长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就连数次到青藏采风，还是向单位请了长假的。为人实在，不献媚附势，从不把所谓权威机构当作晋身之阶，从不把精力消耗在炒作、包装上，没有办过自己的画展，没有出过自己的画册。

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90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一个在书斋和讲堂度过一生的哲学家，为什么在晚年还如此欣慰地忆起听到抗战胜利消息的那一天？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诸多亲历的苦难和辛酸，包含着对抗战胜利的殷切期盼，包含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念。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张岱年始终把对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3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张岱年在抗战时期写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我们创造了崇高的伟大文明，我们从来没有光辉的革命传统。我们的成就是人类的光荣，我们的努力将永久延续以至于无穷。我们的理想是世界大同，我们的愿望是永久和平。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有删改）

赵元任：“言有易，言无难”

苏金智

    赵元任是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积极的提倡者与实残者。他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又喜欢做科学实验，经常观察天象，青年时代留学海外，与同时代的伙伴们一起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勤奋学习料学知识。大学时代学了数学和物理，研究生阶段学了大量的科学史．在大学和研究生学习阶段，他参与了“中国科学社”的创建，成为《科学》杂志的撰稿人并长期参与编辑工作。

    辛亥革命胜利后，赵元任与血气方刚的同伴们提倡文学革命，认为只有规范祖国的语言，克服方言造成的语言障碍，书写口语中鲜活的白话，才能真正唤起民众，达到实现政治民主的目的。

    赵元任一辈子写文章都是写大白话，创作的诗歌也大都是白话诗。他与五四时代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先行者们一道，共同开辟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新时代。他的音乐作品，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和广大民众深情的爱，充满着对反动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刻骨的恨。

    赵元任把学术研究转向语言学后，对语言文字进行了全面科学的研究，使之在我国成为一门现代科学。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用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解释语言现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分析语言结构成分，并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有自己特色的语言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赵元任用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解释语言现象，主要表现在语音学的研究上，如用物理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理学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他还用化学的一些概念如“化合”“聚合”“离子化”“同位素”等来解释汉语的语法现象。

    20世纪30年代初，赵元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建了语音实验室。语音实验室办公室共有四大间，在当时东南亚一带属于第一流。语音实验室的建造，从设计到绘制蓝图、购买仪器和各种设备，都由赵元任亲自策划。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赵元任还亲自监督，一边监工，一边做方言调查的准备工作。

    赵元任在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同样表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在美国学习期间，认真学习了和声、对位和作曲等课程，在其后音乐创作实践中严格遵循音乐创作的规律。

    赵元任的音乐创作成就，被台湾音乐学家刘塞云誉为“五个第一人”：我国第一位能成熟运用西方和声和转调技巧的作曲家；第一位赋予钢琴伴奏特殊表现功能的作曲家；第一位特别重视声韵、词曲密切配合的作曲家；第一位用新诗来谱曲的人；第一位实际深入民间采风，运用民间素材进行歌曲创作的人。

    赵元任在语言与音乐关系方面的研究，尤其在语言的声音高低与音乐的关系，词与曲的配合，歌词的读音等三方面都有精辟科学的论述。

    赵元任具有完美的高尚人格，他那幽默诙谐的性格常给人们带来微笑与快乐。他经常把工作和游戏联系在一起，在工作中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他在语言研究中写下了多则著名的语言游戏诗，其中《施氏食狮史》至今还为人们所熟知。

    赵元任从文字改革领域切入，把自己的终身事业定位在语言学。国语罗马字，是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该方案主要由赵元任设计，语言学专家团队讨论修订。虽然，国语罗马字最终没有成为新文字，但是它对后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与应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对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国内外传播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际工作，为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天的贡献。（有刪改）

生命

曹德权

    血色黄昏，硝烟滚滚。

    日军56师团长驱直入，已彻底切断滇缅国际通道，进占怒江西岸，在惠通桥沿岸同中国军队接火，中日双方几十万部队摆开了决战架势。

    怒江不保。昆明危在旦夕。

    整个大后方已感触到战争的迫近。

    距惠通桥不到50公里的泥泞公路上，开来5辆重型卡车。第一辆车上，坐着一个穿着少校制服的大胡子。两小时前，他接到集团军总部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将弹药及食品送上惠通桥南高地。这里，国军耿振华师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一个师打到不到一个团的兵力了，全体官兵已有4天没进过一口食物，士兵们连枪都端不起来了，而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必须再坚守24小时，不惜一兵一卒。

    惠通桥不保，怒江防线必毁于一旦，后果将不堪设想。

    卡车在公路上疯狂地弹跳着向前冲去。大胡子少校手提一挺轻机枪，两眼血红。作为带队长官，他明白迟到一个小时的后果是什么。

    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第一辆卡车扎进炮弹坑里，熄火了。随后的4辆卡车也被迫停下来。前面的路面都布满炮弹坑。押车官兵全部下了车，奔跑着搬石头填炮弹坑，推车，累得气喘吁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四野里聚集来不少饿得皮包骨头的饥民，怯生生地围着卡车转，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车里有白馍!顿时，四野里的饥民打了强心针般振奋起来，呼啦啦冲上去钻进车厢，抢吃起馒头来!

    大胡子少校手提轻机枪冲到被抢的车前，嘴角抽搐着，两眼滴血，一咬牙将枪端起来对准饥民，只听一片哗啦啦的枪栓声，全体押车官兵持枪围住了饥民。就在这时，大胡子少校的双眼直直盯着车尾，然后痛苦地闭上了双眼。在车尾，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饿得双眼深陷，浑身瘦骨骇人地撑着肉皮，一双脏兮兮的手抓住馒头，嘴里还咬着一只馒头，遮住了半张瘦脸，双眼惊骇而哀怜地望着大胡子少校。大胡子少校浑身战栗着，两幅画面在眼前交替晃过：一边，是饿着肚子同鬼子拼命的国军兄弟；一边，是手无寸铁饿得只剩一口气的小女孩！他丢下机枪，面对饥民跪了下去，一拳砸在头上：“乡亲们哪，前面守怒江的弟兄们已经4天没有吃饭了，他们空着肚子在和鬼子拼刺刀啊！你们……”

    四野霎时一片寂静：所有人如石雕一般。

    小女孩怯生生地挪到大胡子少校面前，将手里的馒头递到大胡子少校手上，然后取下嘴里的馒头也递上去：“叔叔，我不知道这些馍馍是送到前线去的，这个馍馍我咬了一口，请他们别嫌弃，请他们吃饱了多杀鬼子……好吗？”

    大胡子一下抱起小女孩，只一个劲点头。他将脸贴着小女孩的脸：“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有气无力地答道：“我叫尤小翠。”大胡子颤声说道：“好妹妹，等我们打败了鬼子，我一定要让你吃上白馍。一定让你吃饱好吗？”小女孩吃力地点点头，脸上露出稚气的笑。所有的饥民们此时都将拿在手里的馒头默默地送回了车上。然后用最后一点力气抱起一块块填弹坑的石头……。

    车队终于怒吼着向怒江方向冲去……。

    一周后，大胡子少校和耿振华师长来到陷车的地方，大胡子少校手里提着一小袋馒头，耿师长手里也有一个馒头，一个发黄的有一个缺口的白馍。他们找一个叫尤小翠的小女孩。一个老大娘将他们引到一座新的小坟包面前，老大娘说：“她家7口人，她是最后一个死去的，她在3天前饿死了！”大胡子少校和耿师长咚地跪在新坟前。

    凄厉的枪声伴着一声嚎叫：“小翠妹，所有的中国军人会为你报仇！——小日本，中国人是不会死绝的！”

    34年后，一位国军起义将军临终前拿出一个有缺口且发黄的馒头。说：“把这馒头的故事……讲给……小青年们……听。”

（选自《微型小说三百篇》）

    ①“她有什么心事吗？”“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艾说。“绘画？——别扯淡了！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两次的事情——比如说，男人？”“男人？”苏艾像吹小口琴似地哼了一声说，“难道男人值得——别说啦，不，大夫；根本没有那种事。”“那么，一定是身体虚弱的关系。”医生说，“我一定尽我所知，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方法来治疗她。可是每逢我的病人开始盘算有多少辆马车送他出殡的时候，我就得把医药的治疗力量减去百分之五十。要是你能使她对冬季大衣的袖子式样发生兴趣，提出一个问题，我就可以保证，她恢复的机会准能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节选自欧·亨利《最后一片常春藤叶》）

    ②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到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节选自鲁迅《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