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位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啊。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就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间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华连卡说什么话，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华连卡的照片；然后他上了床，从此再也没有起过床。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

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和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了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不知道有多少呢？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是“权谋”的形象。事实上，在朝有武功、在野有著述，被称为清朝理学大儒、“中兴名臣”的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

    曾国藩相信“至拙”能胜“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作乱，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无饷不足忧，唯独放眼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利而不争先、见义而唯恐落人后的人。要扭转这种局面，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投身于挽狂澜的事业中。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曾国藩的湘军因而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毛泽东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认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曾国藩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曾国藩具有“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曾国藩正是把与太平天国之间这场军事对抗，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追求，是一种正面的导向。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无法成事。因此，对于要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看清深层的利害，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其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强势、冷酷、过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就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以至于“通国不能相容”，最终被罢免了兵权，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焦虑抑郁之中。当然，挫折使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的机会。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即道家）处世”。法家之弊是逞强，是自以为是，而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是，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曾国藩就这样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这便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终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原因。

（选自《大家》2015.11.16，有删改）

生命之灯

逄金一

    在济南地图上，你一定能很快找到顺河高架路。它南北纵贯，状如一个发福中年男性的啤酒肚曲线。大约在这啤酒肚的肚脐眼处，由东向西挺出如小火柴棒一样的一条街，那就是馆驿街。

    馆驿街是一条温暖的街。1987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济南。济南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大明湖，不是趵突采，不是千佛山，不是泉城路，而是馆驿街。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和父亲走过两个开满丰满荷花的大池塘，那荷花拥拥挤挤却高高兴兴的样子，荷花长得好像比我还高。站在街口，父亲一字一顿地念：“馆一一驿一一街，嗯，走走看。”

    多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馆驿”，它带着古文明的胎记，带着汉炙字的神秘感，指向古代，指向了大多数当代人看不清的远方。

    “馆驿”让我想到“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的门下冯谖。孟尝君最初将他“置于馆驿”，不甚重用，后来冯谖唱《长铁歌》，吐槽自己“食无鱼，出无车”，终成孟尝君的高级食客。著名成语“狡兔三窟”也源于此人。典称“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馆驿”让我想到商鞅。这是一个在生命的最后“驿不得”的可怜之人。他被迫逃亡到边境时，想投宿馆驿，却被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予以回绝，最终被逮捕遭车裂而死。

    “馆驿’：还让我想到杜牧那首著名诗作：“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此诗讽刺唐玄宗为了爱吃鲜荔枝的杨贵妃，动用国家驿站运输系统，从南方运送荔枝到长安。那得得马蹄声，历久千年，犹自回响耳畔。

    父亲和我就在那沙沙的长铗歌声中，在那慌慌的择路声中，在那隐隐的马蹄声中，像两簇小火，一步一步照亮这根充满神秘感的火柴棒。

    多少年后，当我终于在这座城市落户，而所居住的地方恰巧就在馆驿街附近时，就每每想到与父亲共度的那些宝贵时光。现在，这条路只能由我一个人走了，火柴棒被我一次次孤独地擦亮，父亲那慈祥的笑容就浮现在眼前，他身上那淡淡的烟草气息就萦绕于鼻尖，他那略带低沉的声音就回荡在耳畔。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这条街。

    这是一根燃烧了六百多年的火柴棒。它最初出现在文字中是一条大道，俗称官道。那是在明洪武九年（1376年），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司）移于历城，此地始设馆驿，名曰谭城驿。这是传送公文、迎送官员的馆驿，百姓称“接官亭”。

    这根火柴棒正式成为一条街，是在清代。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历城县志》将这一带称“十王殿街”。后来，在馆驿和十王殿之间形成街巷，才统称馆驿街。《续修历城县志》记载，馆驿街“北走燕冀，东通齐鲁，为济南咽喉重地”。

    既为“咽喉”，那么我想，明代“后七子”领袖、大诗人李攀龙（今济南人）按理说也会从此街走过。因为他曾在今广东、山西、河北、河南、浙江、陕西等多地出任高官并多次回乡，一定有机会经过此街，而在极其重视迎送程序的古代中国，他在馆驿街上寒暄几句，当是必有的步骤。

    这根火柴棒的东端为荚贤桥：西端，也即它的红色磷头，是红瓦坡顶的德式建筑津浦铁路宾馆。我们在说这座建筑的时候，其实应该降低了声调，因为它可是一位业已107岁的历史老人。在一百多年的时光中，它有很多荣耀的时刻，孙中山、胡适、泰戈尔与徐志摩均曾在此住过。

    孙中山与胡适的这次济南之行，均曾抽时间游览了大明湖。从路线上考量，他们均可能走过馆驿街，只是未曾有确实的文字留下而已。一条街就是一条街，它平躺着，只供人走来走去，未必非得让人记住它，不像湖山胜景，或以水的形式低下头去一脸娇羞，或以碑、塔、寺、观的形式仰起头来一脸的正能量，让人在俯仰之间流连忘返。一条街，以正直为本分，沉默是它的声音，寂寞是它的命运。

    从更大的视野上看去，这条街在现代史上，日本人的铁蹄踏过，国民党的军警皮靴踩过，解放军的步鞋丈量过。720米的长度，一部大历史的容量。

    而今，我上下班都要穿过英贤桥，脚触馆驿街：我的孩子也曾每日路经馆驿街。而每次经过这条街，我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们称它为街，实则好似省略了什么。在我眼里，它是一座以直线形式存在的高山，是一条以硬土方式存在的长河。它甚至也可视为典型山东人的一个隐喻：外表平凡、平实、平和、平静，而目光久远、沉稳老练、处变不惊。

    每个人的记忆中，都会有这样燃烧着的火柴棒。它们默默燃烧，侍奉着岁月，滋养着时光。它们小到无名无姓，却大到能照亮一座城市、光耀一部历史。

    它们，是能够点亮人们心海沉舟的生命之灯。

（选自2015年第10期《散文选刊》，有删改）

侯伯宇：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风骨

    1930年9月11日，侯伯宇生于天津。从少年时起，侯伯宇就在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下，立志“科学救国，作出更好的武器”。

    建国前夕，侯伯宇放弃了台湾大学的学业和出国的机会，辗转回到北京。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他，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加志愿军，并将父亲给他的四年学费、生活费1000美元全部捐出。1953年，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急需懂外语又有数理基础的人，侯伯宇放弃了回清华继续深造的机会，赴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当了一名俄语翻译。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他积极响应，考取了西北大学物理系。1973年，侯伯宇主动投身西部建设，并最终在西北大学扎根，一干就是37年。其间，国内外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以优厚的条件邀请他去工作，他都一一谢绝。他说：“西部更需要我，这里的学生更需要我。”

    侯伯宇一生致力于理论物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上世纪50年代后期，侯伯宇致力于群论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研究，解决了苏联国际权威未能证明的重要公理和量子化学权威未能提出的重要公式。1983年，侯伯宇与美国学者合作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给出所有无穷多个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这一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侯氏理论”，是当时世界上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20项现代科技成果之一，被誉为“中国的骄傲”。

    侯伯宇一生成果卓著，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名气很大，但他却从不接受新闻媒体对他的采访和宣传。有一次，他的学生在帮助他整理申报科学院院士材料时，发现他居然舍弃了发表在影响非常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反而收录了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非常不解。他解释说，有些论文，虽然发表的期刊档次很高，但实际上的学术价值却不及另一些论文，我要选择那些更具生命力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侯伯宇一手创办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重点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在教学过程中，侯伯宇十分重视教学研究，努力寻找有利于学生接受的教学法，非常注重创新和提高课程起点，把授课内容与研究课题密切结合，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讲授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最新、最先进的内容。他认为“学生必须对本学科的全局有通盘的了解，这样才能判断学科生长点，选择能带动学科的课题”。

    侯伯宇注重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经常邀请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到物理所来为学生上专业课，千方百计送学生到国内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访学进修。在他的努力下，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1985年获批为全国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很多诺贝尔得主和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相继前来访问，建立交流合作关系，为学生作报告、开讲座，实现人才培养的创新性和国际化的很好结合，培养的学生具有国际意识，有能力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前沿研究。

    30多年来，侯伯宇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生，许多人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在现代物理前沿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果。如今，多数学生的研究都处于国际学术领域的前沿水平，其中李卫、顾樵的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冠名“侯——李变换”和“顾效应”。中国科学院院士戴元本说：“侯伯宇为我国理论物理队伍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对于得到广泛认可的我国理论物理‘西北军’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陕西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50年，20岁的侯伯宇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0年，先后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侯伯宇，在50岁之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报》）②“我誓要以创新湮灭顽疾之苦痛，以创新来消灭死。誓以我有生之年，在国际竞相攀登科研高峰中顽强登顶，以作为最后的礼物。”（《侯伯宇自传》）③在学界，大家都知道侯伯宇有两“怪”：一是出去开学术会议，无论国内国外，从不参加游玩，总是抓紧时间在宾馆看文献；二是不当官、不退休，晚年依然坚持在科研第一线。

（《中国青年报》）

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离家出走，流浪生活。这使她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沧落为流浪者、穷人，进而构成为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萧红就把她的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萧红与文学史上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右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等人也有根本的不同。废名笔下的中国农村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比如张爱玲，在她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的涂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同时，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

    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生机勃发。鲁迅曾经为《生死场》作序，赞赏作者的描写的细致、明丽和新鲜。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作“不是以精细见长的史诗”。他认为作者把一种女性的纤细感觉与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相结合，在女性作家中是独创的。

    萧红同聂绀弩谈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不承认小说有所谓“范式”或者“顶峰”，不同意对她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的批评意见。她坚持自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摘编自林贤治《回首看萧红》）

相关链接：①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

 （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

②《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

（刘勇《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

勘书的祖父

毕淑敏

    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祖父小的时候，很聪明，也很有毅力，学业有成。一天，曾祖父拿出一个古匣，对他说“我有一件心事，终生未了。我得到它们的时候，一生的日子已经过了一半，剩下的时间不够我把它做完。现在，我交给你的是一件半成品，不如让你从头开始”。

    原委是这样：早年间，江南有一家富豪，家有两册古时传下的医书，集无数医家心血之大成，为杏林一绝。富豪视若珍宝，秘不传人。后来，富豪出门遇险，一位壮士救了他的性命。富豪感恩不尽，欲以斗载的金银相谢。壮士说：“财宝再多，再贵重，也是有价的。我救了你，你的命无价。我想要你的医书，救普天下人的性命。”富豪想了半天，说：“我可以将医书借给你三天，但是三日后的正午，你必得完璧归赵。”壮士得了书后，请来乡下的诸位学子，连夜赶抄医书。时间紧迫，荧荧灯火下，抄书人依样画葫芦地描了下来，总算在规定时间之内抄完了。壮士长出一口气，心想从此以后，便可以用这本医学宝典造福于天下黎民了。谁知，抄好的医书拿给医家一看，才知竟是不能用的。这种在匆忙之中由外行人抄下的医方，讹脱衍倒之处甚多，且错得离奇，漏得古怪，谁敢用它在病人身上做试验呢？壮士又急急赶回富豪家，再请富豪借医书一用。当他到达目的地时，迎接他的是冲天火光。富豪家因遭雷击燃起天火，藏书楼内所有的典籍已化为灰烬。从此，这两册抄录的医书就像鸡肋，一代代流传了下来。没有人敢用上面的方剂，也没有人舍得丢弃它。书的纸张黄脆了，布面断裂了，后人就又精心地誊抄一遍。因为字句的文理不通，每一个抄写的人都依照自己的理解，将它订正改动一番，闹得愈加面目全非。

    曾祖的话说到这里，目光炯炯地看着祖父。

    祖父说：“您手里拿的就是这两册书吗？”

    曾祖父说：“正是”。

    祖父说：“您是要我把它们勘出来？”曾祖父说：“我希望你能穷毕生的精力，让它死而复生。但你只说对了一半，不是它们，是它。你这一辈子，是无法同时改正两本书的。现在，你就从中挑一本吧。”

    祖父看着两本一模一样的宝蓝色布面古籍，随意吧。它们难度相同，济世救人的功用也是一样的。

    祖父随手点了上面的那一部书。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这一个动作，就把自己的一生，同一方未知的领域，紧紧地粘在一起了。

    祖父没有辜负曾祖父的期望，皓首穷经，用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将甲书所有的错漏之处更正一新。册页上临摹不清的药材图谱，他亲自到深山老林一一核查；无法判定成分正误的方剂，他采集百草熬药炼成汤，以身试药；为了一句不知出处的引言，他查阅无数典籍……凡是书中涉及的知识，祖父都用全部心血一一验证，直至确凿无疑。到了祖父垂垂老矣的时候，他终于将那册古书中的谬误全部订正完了。

    人们欢呼雀跃，毕竟从此这本伟大的济世良方，可以造福无数百姓了。

    但是，敬佩之情只持续了极短的一段时间。远方出土了一座古墓，里面埋藏了许多保存完好的古简，其中正有甲书的原件。人们迫不及待地将祖父校勘过的甲书和原件相比较，结果是那样令人震惊。祖父校勘过的甲书，同古简完全吻合。

    祖父用毕生的精力，创造了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又在瞬忽之间，烟消灰灭。古书已经出土，正本清源，祖父的一切努力，都化为劳而无功的泡沫。人们只记得古书，没有人再忆起祖父和他苦苦寻觅的一生。讲到这里，朋友久久地沉默着。

    “古墓里出土了乙医书的真书吗？”我问。“没有”朋友答。我深深地叹息说：“如果你的祖父在当初选择的那一瞬间，挑选了乙书，结果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朋友说：“我问过祖父这个问题。祖父说：‘对我来讲，甲书、乙书是一样的。我用一生的时间，说明了一个道理。’”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