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谚语，是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的高度总结与卓越智慧的长期积淀，有着极为丰富、深厚的内涵，是极富特色的传统民间文化的形式之一。

    两宋时期的民间谣谚中，有大量的倡导廉洁、颂扬廉政的内容。宋人认为：为官之要，曰廉曰勤。岳飞更是直率地指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至于名相范仲淹，则其境界更高。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这些至理名言，后多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转化为歌谣民谚。

    另外，当时还有劝廉、守廉的民谣。例如：世常羞贫贱，贫贱非我羞；人人为官莫敛财；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否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或诗或歌的民谣，代表了广大民众希望官场廉洁、官员廉正、不奢华、莫敛财的良好愿望。

    据传，当时民歌谣谚中还广为流传着宋真宗写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诗歌中既有劝人勤学苦读的用意，也将读书、做官、发财之间的关系写得清楚明白。但不论怎么说，学而优则仕，总比不学无术、只顾投机钻营和贪赃枉法要好。因此，时人又唱道：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粟；但他们也深知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为官去贪污；且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两宋时期，大量的民谣谚语表达了人们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尤其是对北宋末年童贯、蔡京、朱勔等人的切齿之恨。如贪官朱勔受宠，仅家奴即有百余人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至有数十人。当时民谣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贪污勒索的钱财而换取的腰带到手后，又被高价转卖，从而大获其利。因此，人们对贪赃枉法之徒愤慨至极，认为“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有些诗歌民谚还揭露了贪官的罪恶与崇拜金钱的无耻嘴脸。南宋初，因大将张俊所领士兵自臀而下，文刺至足，故有“花腿军”之名。然而，这些花腿军成了他的私仆。他役使这些花腿搬运花石，在杭州为他修盖太平楼。当时民谣道：“张家寨里没由来，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贪官污吏无耻，他们崇尚“欲得富，须胡做”之道。其中，王黼尤为突出，他公然把各种官职按不同等级定价出售。于是，人们为他编了顺口溜：三千索，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以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无官不贪。官吏贪污，实同盗贼，有时，贪官为害甚至倍过于贼。

    在西夏的反贪文化中，同样有许多哲理性、思想性、文学性三者兼具的民谣谚语。如对贪官污吏追逐升官发财、贪婪成性、惟求享受的寄生生活抨击道：“又穿服，又贮财宝，不用借债；官爵已升，宫室已成，不缺用品”；“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这其中，既有控诉，也有讽刺，还有劝善戒恶民谣；世上正事三件：“畜牧、耕作和商贩；天下坏事三件：骗盗、贪索和赌钱”。

（摘自王春瑜著 《简明中国反贪史》，有删改）

    《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道家庄子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保持。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别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开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种思维状态。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知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是而真。不执着外物，种种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与客体融合为一。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但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悟性就不可能出现。——（摘编自《中国文化概论》）

论 素 描

宗白华

    ①西洋画素描与中国画的白描及水墨法，摆脱了彩色的纷华灿烂，轻装简从，直接把握物的轮廓、物的动态、物的灵魂。画家的眼、手、心与造物，面对面肉搏。物象在此启示它的真形，画家在此流露他的手法与个性。

    ②抽象线纹，不存于物，不存于心，却能以它的匀整、流动、回环、屈折，表达万物的体积、形态与生命；更能凭借它的节奏、速度刚柔、明暗，有如弦上的音、舞中的态，写出心情的灵境而探入物体的诗魂。

③所以中国画自始至终以线为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上说：“无线者非画也。”这句话何其爽直而肯定！西洋画的素描则自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达·芬奇（L．davinci）、拉斐尔（Raphael）、伦伯朗（Rembrande）以来，不但是作为油画的基础工作，画家与物象第一次会晤交接的产儿，且以其亲切地表示画家“艺术心灵的探险史”与造物肉搏时的悲剧与光荣的胜利，使我们直接窥见艺人心物交融的灵感刹那，惊天动地的非常际会。其历史的价值与心理的趣味有时超过完成的油画。近代素描亦已成为独立的艺术。

    ④然而中、西线画之观照物象与表现物象的方式、技法，有着历史上传统的差别：西画线条是抚摩着肉体，显露着凹凸，体贴轮廓以把握坚固的实体感觉；中国画则以飘洒流畅的线纹，笔酣墨饱，自由组织，（仿佛音乐的制曲）暗示物象的骨格、气势与动向。顾恺之是中国线画的祖师（虽然他更渊源于古代铜器线纹及汉画）．唐代吴道子是中国线画的创造天才与集大成者，他的画法有所谓“吴带当风”，可以想见其线纹的动荡、自由、超象而取势。其笔法不暇作形体实象的描摹，而以表现动力气韵为主。然而北齐时（公元550﹣557年）曹国（属土耳其斯坦）画家曹仲达以西域作风画人物，号称“曹衣出水”，可以想见其衣纹垂直贴附肉体显露凸凹，有如希腊出浴女像。此为中国线画之受外域影响者。后来宋、元花鸟画以纯净优美的曲线，写花鸟的体态轮廓，高贵圆满，表示最深意味的立体感。以线示体，于此已见高峰。

    ⑤但唐代王维以后，水墨渲淡一派兴起，以墨气表达骨气，以墨彩暗示色彩。虽同样以抽象笔墨追造化，在西洋亦属于素描之一种，然重墨轻笔之没骨画法，亦系间接接受印度传来晕染法之影响。故中国线描、水墨两大画系虽渊源不同，而其精神在以抽象的笔墨超象立形，依形造境，因境传神，达于心物交融、形神互映的境界，则为一致。西画里所谓素描，于中国画正是本色。

    ⑥素描的价值在直接取相，眼、手、心相应以与造物肉搏，而其精神则又在以富于暗示力线纹或墨彩表出具体的形神。故一切造形艺术的复兴，当以素描为起点；素描是返于“自然”，返于“自心”，返于“直接”，返于“真”，更是返于纯净无欺。法国大画家安格尔（Ingres）说：“素描者艺之贞也。”

    ⑦中国的素描﹣﹣线描与水墨﹣﹣本为唐宋绘画的伟大创造，光彩灿烂，照耀百世，然宋元以后逐渐流为僵化的定型。绘艺衰落，自不待言。

（选自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有删节）

    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到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的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倍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给欣赏者引发了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是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梵·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_一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

    中国最早的边疆，是在陆地疆域内划定的。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基本上就是不同于华夏族的其他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边疆治理尽管内容复杂且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围绕处理族际关系而展开的，基本上是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有别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根本性转变，国家的边疆构架也随之而进行了调整。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传统并未根本性地改变，“族际主义”的取向仍然在延续甚至得到强化。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陆地边疆，族际关系中的矛盾仍然是突出而典型的边疆问题，本身就十分复杂，同时还与其他的边疆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影响着其他边疆问题的解决。于是，处理族际关系问题成为了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

    21世纪以来，以“族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传统的陆地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形势和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随着国家发展形势和目标的改变，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已经远远超越于传统的文化属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对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的忽视会影响到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战略的定位。另一方面，陆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从传统的边缘地带凸显成为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其支撑国家的对外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和“一带一路”构想的作用日渐突出。

    因此，必须抛弃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确立“区域主义”取向。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把陆地边疆界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地区”的思维和定位，把陆地边疆明确界定为国家陆地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在陆地边疆治理中，改变传统的以解决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做法，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重于解决这个特殊区域内的区域性问题；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在陆地边疆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族际关系问题也必须纳入到区域治理的框架中谋划，在促进边疆巩固和发展的进程中来谋求族际关系问题的解决。

    基于这样的目标定位，陆地边疆的治理也需要聚焦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稳定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突出的区域和时间，应该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除此之外，陆地边疆治理还必须注重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等，尤其是是要注重解决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反贫困问题、建设问题、交通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问题等。与此相适应，寻求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和方式，应该成为陆地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选自2017年《新华文摘》第1期，作者周平，有删改）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