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笛卡儿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困惑于二元论问题：精神和物质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意识是大脑中一千亿个神经元共同工作的结果，是大脑的产物。大脑通过神经细胞的动作电位、神经递质与神经突触的变化改变神经细胞的活性，产生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于是便产生了意识。大脑的其他功能还包括通过自主神经系统调节身体功能、运动行为、激素释放等。从解剖学角度看，意识是“额外的”脑组织工作的产物。这部分额外的脑组织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它们位于那些调节身体基本功能的脑组织之“上”。因此，小鼠、大象、鲸鱼的意识都比我们人类要少得多。

    大脑工作的结果是“主观的”的吗？不是。它们不过是由大脑特定脑区内神经细胞的神经递质释放和活性改变产生的结果。例如，眼睛视网膜内光感受器细胞——视锥细胞对不同波长的光起反应，“颜色”被编码于这些视锥细胞的电活动里，然后在大脑皮层进行解码。我们看到红色是因为大脑皮层内特定的神经细胞对红色波长的编码进行了解码。各种意识的活动基础都是神经细胞某种特定的功能改变或神经细胞与其他特定脑区的神经细胞进行交流，这些大脑活动就是我们的意识或定性的经验和体验。这些精神心理状态可以被反思内省，也可以用语言表述。而无论是反思内省还是语言的基础都是客观的（物质的）。现代神经科学技术甚至能使人们对本来具有神秘感的脑——意识（身——心）关系进行彻底的“祛魅”。人们可以通过客观的方法如电极、高效液相色谱（测定神经递质水平的一种方法）、分子检测技术、显微镜、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也可以通过行为学检测来测量大脑的工作。越来越精密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电生理技术、化学方法等已经开始解读大脑的意识活动。这些观察难道还不能说明意识是“客观的”吗？

    如果说大脑神经细胞活动即意识是一种“共性”，那么个体因具有独特的大脑而具有的独特意识就是“个性”。对于人格、性格等所谓“主观”现象，目前神经科学也可以提供较好的解释。物种、遗传背景、大脑早期发育环境的差异与后来的成长环境或经历共同作用，使每个人的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拥有不同的大脑，不同的个体甚至可以基于不同的意愿而采取相同的行动。这些意识差异既然都可以由大脑的不同结构和功能来解释，那么，我们为何要称它们是“主观的”呢？

    总之，当前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和意识都是物质性的，这意味着二元论的难题事实上并不成立，或者说应该回归于大脑一元论。大多数相信二元论的学者们在意识与物质之间划分出明显的界线，认为意识作为大脑的特性，与物理特性有根本的不同，比如它必然是“觉醒的”或“有意识的”。然而，大脑进行工作其实大多是“无意识的”，却能很好地完成许多在常人看来需要意识去完成的工作。这种无意识的大脑运作过程是大脑的一种客观属性。

    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生态学和美学各自研究对象的交叉部分，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态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的关系，美学研究人与现实（自然、社会、艺术）的审美关系。生态学和美学的结合点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生态学研究物种之间的共生关系，也包括人与其环境、与其他物种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也是美学的研究对象，生态美学不仅研究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且研究人和自身的和谐关系。

    从学科性质上，生态美学的最终落脚点在美学，而美学的最终依据在哲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为生态美学找到其哲学依据。中国《周易》及道家思想、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印度《奥义书》等人类早期的哲学、宗教典籍里蕴涵了万物生成的思想。老子认为人和万物拥有同一个来源，那就是“道”，庄子也主张物我合一的自然哲学。人与万物同构、同源、同具有道性或神性，这是生态美学得以成立的哲学基础。首先，人与万物交换能量。人需要阳光、水、空气、食物，如果这些被污染被破坏，必然殃及人类自身。人的生命得以延续，时刻离不开自然界，所以人类应该节约能源，减少污染。其次，人与万物交换信息。人情感反映都是在与万物共在中发生、发展的，而不仅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结果。再次，人与万物的关系不可能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在于我与你的关系，是互为主体的关系。万物的欣欣向荣必然使人感觉愉快，万物的肃杀衰败必然使人心生哀戚。从人和万物的生成角度，我们不仅能够找到生态美学的学科依据，也能够找到生态伦理学的学科依据。

    西方现代美学所探讨的人与万物之间的审美关系与现代生态学关于人和万物相互依赖关系的观点具有一致性。首先，认识论美学把人和审美对象的关系理解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现代美学认为，在审美体验中对象有了知觉和情感，与人心灵得以沟通，因此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间性的关系。其次，传统美学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抽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后者涉及真理，而现代美学认为它们原本就是共生的、同根同源的，思维包含了感性，艺术揭示着真理。

    从研究方法上，生态美学可能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但是更根本的是人文科学的方法，如现代解释学的体验、表达、理解等。数学可以给我们提供准确的数字，比如某些物种的数量及分布，使我们对于生态状况有直观的了解，但是数学不能解决生态美学的问题。庄子体会到鱼在水中畅游的快乐，现代人体会到藏羚羊趋于灭绝的痛苦，只能进行体验和解释，不能以科学实验来证明。

    这些年来，乐坛不断爆发各种话题性的神曲。比如2016年年初，一首名为《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的歌曲爆红网络。那么，该曲又具有哪些新的特质，处在“神曲链”的什么位置上呢？对于听惯了《小苹果》《最炫民族风》《法海你不懂爱》这些“传统”神曲的人来说，《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着实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流行音乐中罕见的由40人合唱团演唱的男女8声部合唱，大开大阖，气势夺人，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哀婉低吟，中间又夹以内心告白、群口呼应、歌剧宣叙调，煮成一锅风格绚烂的杂烩，而所有这一切上下求索的，是一把钥匙的下落。

    看上去，这种“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正是网络次世代青年所热衷的话语风格，也是包括此曲在内的网络神曲广为流传的第一动因。这是一个杂烩的时代，世界动荡跳跃，人们不安于位，单一的传统风格越来越难激发年轻人的兴趣，各种无厘头的组合与新奇的搭配有时反而夺人眼球。《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以庄严肃穆的颂歌风作引，开头的旋律节奏令人想起卡尔·奥尔夫为中世纪诗歌谱曲的《布兰之歌》中的《命运女神》，后半部分化用了周杰伦《牛仔很忙》副歌里“不用麻烦了”的片段。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所指出的后现代文化中广泛存在的“拼贴”现象。拼贴是对前人已有的艺术元素进行模仿，并非抄袭，而是以挪用的方式向传统致敬。詹明信对拼贴是批判的，但今天看来，拼贴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各种越位、重组和打通的文化活动的表现。奥尔夫的原曲以短促威严的旋律表达命运的无常和人们的怨念，现在用来询问一把普通的住宅钥匙在哪里，大材小用，令人发噱。但这种诗性与日常生活场景的不谐和叠加，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多声部结构，能够拓展传统单一的审美期待，让人获得更有弹性的艺术体验。

    不过，在以前的文艺作品中也有找钥匙这种事。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热潮中有一首名作，就叫《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在这里，作者梁小斌暗喻的是动乱的“文革”让人失落了价值的坐标，钥匙象征着心灵新的方向。有意思的是，朦胧诗在当年也是一种错位的话语，这既造成了它的流行，也带来了不少争议。比较这两个不同时代的越位，它们都在打破既有的艺术定规，扩大审美空间。不同的是，在朦胧诗那里呈现出心灵的痛苦和沉重的思考，而《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这类作品中的痛苦则通过戏谑化和自嘲化等方式得到了消解。请注意，消解不是消失。在网络时代，人们对爱的渴望和焦灼找到了新的排遣方式，把痛苦对象化、距离化和戏谑化，在这过程中达到与现实新的和解，而群体化和狂欢化的网络新媒体又为此提供了新的途径。

    这世上没有永远的门，没有不坏的锁，也没有不会遗失的钥匙，一代代的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钥匙，打开自己的门。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长期以来，人们常将“三纲”与“五常”并称，简称“纲常”。但“常”与“纲”却有不同。“三纲”是对君臣、父子、夫妻三伦政治、社会、家庭地位的主从、高低、尊卑的某种定位；而“五常”则是五种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对一切社会阶层的要求。性质大不一样。比较而言，“纲”以定尊卑，“常”以扬德性。“常”的本意是“永恒”、“不变”，即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无需改变的道德原则。

    “三纲”与“五常”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首次提及。班固《白虎通德论》对“五常”也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概括而言，“仁”就是关爱他人，“义”就是行为适当，“礼”就是行事有矩，“智”就是遇事不惑，“信”就是诚信不移。这应该是迄今对“五常”最早、最完整的解释。另外，按孟子的“四端”说，“仁”是“恻隐之心”，“义”是“羞耻之心”，“礼”是“辞让之心”，“智”是“是非之心”，“信”没有提到。但在孟子看来，人能够具备这四种“心”，已是足够的善。孟子用的大致属于道德心理学的解释。可以看出，“五常”中的任何一常都值得提倡。如“仁”，无论是“不忍也，施生爱人也”，还是“好生恶死”，抑或是“恻隐之心”，这是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其他四常无须举例。以此而言，这确是任何时代都适宜的“恒常之道”，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古人以“礼乐”治国，他们认为“三纲”和“五常”都是“礼”的一部分。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白虎通德论》提出的“三纲六纪”等都属于“礼”。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三纲五常”作为根本的伦理道德原则是不会变的，所变的只是制度和形式。“三纲”属于伦理制度，是可变的；而“五常”属于道德原则，具有稳定性。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将“礼”的总原则和“礼”的具体形式混到一起。后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不加区分地批判“三纲五常”，五四时期的很多思想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是不利于清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遗产的。

    中国传统道德范畴非常广泛，远非“三纲五常”所能涵盖。像墨家的“兼爱”、道家的“自然”、佛教的“慈悲”就不在“三纲五常”的范围。儒家的伦理规范有很多出自“五常”的系统或与之相关，如仁可对应诚、恕、慈、宽；义可对应公、志、勇、刚；礼可对应让、恭、孝、俭、惠；智可对应和、敏；信可对应忠、毅，等等。但还有很多规范在这个系统以外，像乐、忧、贞、温、直、中、廉、节、健、合、良知、正心，等等，还可以找出很多，用现代的伦理学分类，这些道德规范既有公德，也有私德，既有德性伦理，也有规范伦理，很多范畴都是中性的，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中国现代道德文明的重要资源。

    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最大的缺失就在于维护等级和特权，践踏人的个性和尊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深刻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反思传统，看到传统的不足，甚至不惜用全盘否定的方式来激发国民的觉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的中国，正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复兴。尽管对传统还要批判地继承，但不能只破不立，不能只见糟粕，不见精华。

（摘编自刘立夫、李玲《“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有删改）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们在讨论文学观念时提出过“天文”、“人文”之分，并主张从“观乎天文”和“观乎人文”的联系中去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的要义和精髓，这是符合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实际的。他们对上古“天文”之学的描述，也得到了现代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支持。无论是占卜还是祭祀，殷商时期传留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无不说明，它们都是为统治者所垄断的一种进行天地人神沟通的文化，亦即“通天”的文化。这种以“通天”为核心的“天文”之学有着漫长的积累过程，体现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虽发端于“观乎天文”，但周灭殷之后，在总结殷所以亡和周所以兴的历史经验中，统治者们认识到“天不可信”，只有“敬德”、“保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从而为社会文化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周公制礼作乐，将“以史为鉴”和“以民为鉴”作为制度文化建设的主要视点，实现了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的视角转换。周初统治者们已经不再将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天命，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才是造成结果的原因。他们已经开始用“集体行为史观”代替“集体神权史观”。为了让周之子孙世世代代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周公主持制定了用于宴飨、朝会、宗庙的乐歌，即今所见《诗经》中的部分《雅》、《颂》，来强化史鉴意识。周人的“民鉴”制度主要有“献诗听政”。这一制度不仅促使统治者关心国计民生，注意民意民情，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创造着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例如诗、曲、书、箴、赋、诵、传语等等，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发展着。《诗经》的《小雅》尤其是《国风》正是这一制度衍生的产品。

    春秋时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文学观念也发生着急剧变化。西周末春秋初，文学的社会功用正悄然转变。春秋中叶士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批评天命观和天道观的基础上出现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的价值观，将“集体行为史观”改换成了“个体行为观”，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体的现实行为上来。人们可以通过“立言”来实现自身的不朽，文学不再只是维护氏族国结的纽带，或是礼乐教化的附庸，而且是一项个人的独立实践活动，也是一条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到了春秋后期，士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凸显，“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他们抗衡“世卿世禄”的法宝，传统礼乐思想被弱化。以“诗”为代表的文学俨然成为具有全方位社会功能的价值实体，成为士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重要场域，于是，一个真正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活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摘编自王齐洲《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美和伦理、经济等概念不一样，美更多涉及人对事物的情感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均趋于正面。以此为背景，审美的超功利性促进人追求雅化生活并对生活抱理想态度，这些都天然地通向一种健康、乐观、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说，审美不是道德，但它却天然孕育并涵养着道德。

    中国传统文明萌芽于上古时期的巫史传统，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上古的“巫”并没有发展出对后世文明产生强大统摄作用的宗教，而是显现出更理智清明的特点。这一特点的表现就是以美善相济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念的确立始于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乐。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降，中国儒家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基于这种看法，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

    当代的儒家伦理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中国儒家关于美、德关系的看法限定在个体化的人性养成方面，但事实上，它却具有家国天下的广远视野。按《诗经·泮水》等文献，起码在春秋时期，中国即存在完整的国家礼乐教育体系，天子有辟雍，诸侯有泮宫，民间有痒序。宋元以降，借助话本和曲艺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乐精神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另一方面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问题。从中国历史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地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出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