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①近年来，一些地方中小学教材古诗词“瘦身”，但谁都不敢放言要把古诗词赶出教材。争来争去，无非是个“量”的问题。那么，现代人要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合适？这个话题恐怕先要弄明白“读古诗词有啥好处”。

    ②有位网友所言极是：“文言文虽不适合生活，但在写作上微言大义，意境悠远，往往超越字面本身，引人遐想。现在的白话文虽然口语化，更贴近生活，却没了汉语的优雅和精确。”前些时候，一首英文金曲被译成文言文走红网络，歌词成了“毋须烦恼，终有弱水替沧海”等之乎者也，大概就是这种失落情绪的宣泄。点赞的网友说“突然有种想学好文言文的冲动”。

    ③多读些，“技多不压身”，至少不会被忽悠。像“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这等“古体诗词”，是否真如某位大家所说“亦属绝唱，已属绝伦”？“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美其名曰“辞赋体”，算得上“世无孤品”吗？不用“熟读唐诗三百首”，只需课本多留几篇古诗词，想来连小学生也能念出个所以然。可悲的是，某些传统断根已久，心灵无从浸润的现代人连“照妖镜”都不会用，连“画皮”都看不出。

    ④93岁高龄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自幼博学强记，和许多老一代学人一样，他始终相信“背”是做学问的重要方法，但教人读书并不主张一味贪多，要求学生读《古文观止》，在《国语》《左传》《战国策》三者之中各选两篇精读，读到能背诵，其余的能读能解即可。西汉文精读《报任少卿书》等篇，骈体文只要读熟《滕王阁序》一篇，韩柳文章只精读《柳子厚墓志铭》即可。

    ⑤余秋雨说：“古人学富五车，其实算起来没有现在的一本书容量多，但他们可以在山下、水边静静地思考。”想要给“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够”一个准数，怕是永远都找不着答案。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必要学习古诗人，像他们一样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摘编自9月16日《福建日报》，原题为《学古代诗人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

天人合一——传统文化中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

张涛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始终是一个核心理念和重要命题。作为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根本意蕴就是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儒、释、道在比肩而立、相伴而行的过程中，都对“天人合一”情有独钟、多所阐扬、屡有创获，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周易》不仅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被道家、道教尊为“三玄”之冠，亦曾为佛教众多高僧大德所倚重，它还是最早表述“天人合一”思想的著作。《说卦传》指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文言传》更有精妙的总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些都成为“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渊薮，也成为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的经典表述。

    儒家核心思想“仁”不仅仅针对人际交往，也包括对大自然、对生态环境的热爱和友善，希望最终能够协助天地化育万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孔子具有效法天地而感化万物的优秀品质，将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推及自然界。孟子的“仁民爱物”也有按照自然时节进行生产、生活的思想取向。到了宋代，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被尊为道家和道教始祖的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则进而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教也继承了这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思想观念。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指明凡事皆可一分为三，“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三者同心相合，即可成就万物。佛教中“众生平等”“依正不二”等主张，也都体现了与“天人合一”异曲同工的生态世界观：人与自然构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所有事物都显现着这种关系，所有事物也都因为这种关系而平等。人类保护了生态，也就是保护了人类自身。

    以上各家尽管在具体表述上有一定差异，但都致力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发展，而且都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作用。《周易》要求顺天而动、适应自然，但又强调“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使大自然造福于人类。《老子》有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这也是在凸显人在天人关系中重要的主体作用。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儒、释、道之所以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周易》固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被各家一致认同的“天人合一”生态世界观，应该也是出现这种思想文化盛况的重要思想前提和文化基础。我国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天人合一”传统生态世界观在当代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选自2016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方言作为一种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各种方言版的影视，比如四川方言版《猫和老鼠》，可谓是小孩子的最爱，电视剧《武林外传》里面更包含了陕西、天津、东北等多个地方的语言。由于各个地方的语言文化特色，也产生了很多笑话。

无论是从情感还是文化传承方面讲，说方言，学方言，懂方言，都是乡土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方言是历史留给每个人的珍贵遗产，是本土文化积累之后注入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信息。无论现代文明如何洗礼，乡音的基本信息永远丢不了。由于方言众多，就难免会产生一些笑话。这些笑话逐渐成为人们忙碌的学习与工作中的小插曲，并被人收集。一天，两个四川人去北京打工，两人下了火车，不知道路，咋办呢？走路又不知道路，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打的，上车后，都不敢说话，一个就对另一个说：你开腔我不开腔。另一个也对他说：你开腔我不开腔。司机想，“你开枪，我不开枪”，遇到抢劫的了，于是把他们送到了派出所。方言笑话牵起了方言生命的脉搏，很多人爱方言，因而编制方言笑话。

    方言的魅力不仅仅局限于方言笑话给人们带来了愉悦身心的好处，更多的是方言作为一类独特的语言使人类的语言趋于多样化和丰富化，但是方言也存在着危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认为，方言里有比普通话丰富得多的生活、情感用语，在动作的细微区分、事物的性状描绘等方面都更具体。这是方言比普通话往往要生动幽默、有趣传神、在文艺表达里更受欢迎的原因。方言作为一个地方的特色，理所当然应该使其发扬光大。如果方言消失，很多地方戏曲，如浙江的越剧、上海的沪剧、广东的粤剧等都可能会消失，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在方言文化陷入如此的尴尬局面时，一些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方言歌曲，比如湖北的“龙船调”、“山路十八弯”等，已被冷落一旁，为流行的英文歌曲和标准的普通话歌曲所替代。现代的年轻人必须因为工作或者家庭的原因而不得不使用普通话，很难想象多年以后，当其他地区的人来询问关于自己家乡的方言时，自己一概不知，那又会是如何一种尴尬的场面。

    方言与俗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俗文学产生的基础，民歌、传说、民间故事、地方戏曲、曲艺等是方言性最强的文学样式。方言本身属于地域文化，而方言又是厚重的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地域文化生存的根基，与地域文化具有一种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五花八门的方言存在，也就没有五光十色、五彩缤纷的地方文化。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方言）的消失，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这种多元文化的消失，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所以，在方言笑话给我们带来如此多的乐趣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正视方言的促进一国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性，必须看到方言文化现阶段所处的不良地位，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请先保护好方言，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更有生命力。

    那么，说历史是我们的乡愁，对于中国人可能还具有更特别的意义。

    所谓乡愁，对于大多数非专业人士来说，对历史的认识的变化总是深深扎根于我们自己当前的真实处境。历史学家学术成果的“外溢”，总能对我们的固有认知产生影响。这些认知，对于学术圈外的人们而言，实则又是价值观的内在基础。乡愁，不是哀怨，其实是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反思自己活法的出发点。当人们沉溺于一些虚幻的迷思的时候，是不会有乡愁的。比如，当大量的上千年前中外交流的史料，或者民族融合的史料被挖掘出来后，人们对“开放融合”就会多了更强烈的感受。不是说以前这样的史料就没有，而是当这样的历史叙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将开始变得不一样，相应的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有一个学者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过去有多远，那么看未来就有多远。当我们越来越强烈感受到多少年前的自觉不自觉的开放融合带给我们的改变有多大，对于当时的人们突破历史困局，打开新的空间有多重要，那么我们是不是对今日文明之间日益频繁的碰撞，更多了一份积极和从容的心态呢？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对于历史的重新叙述已经越来越丰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在做这个工作，取得的成果越来越多，对人们固有认知的改变也越来越大。这其实正是要回答我们今天的样子是怎么来的。回答我们是怎么来的，实则又是要回答我们未来将会怎么走。这其实是我们回应时代命题的一股合力。

    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历史学充分体现了自己迷人的一面。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幕，也是我自己内心长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就是历史真相到底存在不存在？历史当然是有真相的，我们一般都是这么理解的。但历史就是这样，当你自以为真相在握的时候，它总是会给你一点点教训，尤其是表现在，当你觉得一种说法很有说服力的时候，别人再给出一个不同的说法，你可能马上觉得也很有说服力。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也许是这样的：历史真相肯定是有的，但与其我们去问历史真相到底有没有，不如对历史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去看待历史的。历史是恩格斯说的合力的结果，历史真相也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而不会有绝对正确的无可辩驳的答案。

    对历史叙述的开放包容，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开创未来、凝聚共识的时代需要所带来的自然结果。它所培育的，也是一种面对大变局，设定我们未来方向时的一种开放和从容的自信心态。

    正如习近平主席说的：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节选自《历史，说不尽的乡愁》有删改）

有读不懂的诗，可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文/臧棣

    大多数情形下，读不懂诗，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爱国斯坦的相对论，对有些人怎么解释，他都不明白。在诗歌的阅读史上，很多所谓难懂的诗，对另一些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难懂的。可以说，读不懂的情况，原因完全在于个人。这种情形下，有几种选择。

    第一种，感到极其懊恼：天下怎么竟然有我读不懂的诗。懊恼的极端，是把不良的阴暗的个人情绪怪罪于诗的作者。这种行为，涉及一种人性的恶劣。每个人的智识都是有限的，一个人如果不过分自恋的话，他怎么能自信到以为能理解所有类型的诗呢。真读不懂，最好问问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这确实有点难，因为这涉及我们愿不愿涉足心灵的自性和自省。

    第二种，读不懂，但是觉得这恰恰预示着一种人生的机缘，心智的挑战。嘿，普天之下，竟然有让我费神的诗。那我倒要好好深究深究了。通过扩展阅读和更耐心的体会，大多数曾经让人感到难懂的诗，其实都不是那么难懂的。读不懂，就诗的阅读而言，就人性的自我改进而言，其实是我们的一次机缘。

    第三种，读不懂，就阅读而言，一定是相对的。大部分好诗，最终都是能读懂的。就诗歌文化的道德性而言，如果有的诗，确实读不懂，那么，主要的责任不在于诗人，而在于诗的批评没有尽到责任。

    第四种，对于读不懂的诗，最好能怀有一点深刻的同情心。在我们的历史语境里，如果真有读不懂的诗，那么，它很可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诗的晦涩，是个人对普遍的堕落和麻木的一种必要的防御术。就像德国人阿多诺表露过的，诗的晦涩，是给这个世界的麻木的一记耳光。

    理解诗歌非常重要。如果愿意努力的话，理解一首诗能带来非常大的生命的愉悦。但由于人类个体的差异，以及人的理解力本身的局限，从文学行为学上看，理解诗歌，在我们和诗的关系中其实又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情形。但目前流行的诗学理论从来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如果缺乏对诗歌和理解之间的关系的正确的态度，那么，理解诗歌本身就有可能招致一种令人懊恼的状态。

    其实从阅读行为上看，读者作为个体，其阅读活动是很有限的；而诗作为世界性的存在，则是浩瀚的，多样态的。这样，即使一个读者的理解力再强悍，面对诗歌的丰富性，他总会在有些诗歌面前，感到力不从心。这原本很正常。但在我们的阅读文化中，这种力不从心，经常会归纳为诗的晦涩。其实，这不是读者本身的错，也不是诗本身的错。正确的态度是，作为读者，必须知道诗的晦涩，大多数情形中，恰恰是自身的阅读经验抵达诗歌认知极限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如果读者足够慧心。其实应该感谢诗的晦涩。

    诗人得到一首诗，需要的时间是非常漫长的。而读者得到、接触到一首诗，需要的时间则越来越短。付几十元，就能买到一本诗选；在互联网上，几分钟内就能搜索到想读的诗。这就导致了人们在接触诗歌方面巨大的失衡。由于获得诗歌的时间太短，读者，特别是缺乏耐心和同情心的读者，就会把读诗行为降格为一种肠胃蠕动，在这种阅读惯性下，读诗所涉及的审美反应已简化为一种生理反应，不幸的是，大多数所谓的诗歌批评都是建立在这种生理反应之上的。所以，诗人对批评的反感或憎恨，作为一种文学的直觉，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选自《诗收获·2018年春之卷》之《诗道鳟燕2017》）